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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是太平天國蘇福省的首府，也是太平天國整個東南戰場的指揮中心，又是南下浙江、東進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國后期的革命斗爭。
皖北淪喪后，蘇州更成為天京賴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資供應基地。因此，對蘇州的爭奪，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當時，太平軍在東戰場的部隊，不下六十萬人。其中駐在蘇州的太平軍，約四萬人左右，蘇州外圍的太倉、昆山、吳江、常熟、江陰、無錫等地方太平軍約有六萬余人。 李秀成所親自統率的機動部隊約二萬人。 但是，由于實行“分地制”，各地守將都株守畛域，各自為政，李秀成雖為最高軍事統帥，卻難以統一調度和指揮，這種分散主義對保衛蘇州潛伏著隱患。 是時，湘軍曾國荃部已屯兵天京城下，首都也日漸危急，需要蘇南增援，李秀成被迫東西奔命，這不能不影響蘇州戰場的戰略指揮和戰局變化。 從清軍戰略指揮考察：
但李鴻章、左宗棠在外國侵略者支持下，懷著開辟自已地盤的私欲，乘天京會戰吸引了李秀成兄弟主力之機，積極主動地發起攻勢，使蘇浙戰場的戰局發生重大轉折，漸由次要的牽制戰場上升為兩個主要戰場，嚴重加速了太平天國的覆亡。 淮軍正是在曾國藩總體戰略進攻中，以偏師出現在蘇南戰場的。 蘇州保衛戰，從1863年1月17日常熟守將叛降投敵開始，至12月4日蘇州城陷落，歷時十個月零十七天。 按其不同時期的不同作戰目標，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外圍戰(1863年1月17日一7月29日)中外反動聯軍攻陷了松江府所轄諸縣后，制定了“先剪其枝葉，后圖根本”的戰略計劃，試圖對蘇州外圍諸縣先行蠶食，而后從三面進逼蘇州城。
太平軍針鋒相對，不斷反攻，層層阻擊，竭力予敵以阻滯和殺傷。 戰役首先從常熟打響。1863年1月17日，常熟守將錢桂仁突然叛降，使蘇州北部裂開一大缺口。 李秀成在蘇州聞變，即派會王蔡元隆往守太倉，并防守將錢壽仁叛降，同時阻扼從上海來援之敵。另外，派慕王潭紹光攻下福山港，從而關閉了從常熟入江通往上海的門戶，使后來增援的敵人受阻于福山口外。 李秀成自己率部從蘇州往攻常熟，先后攻破了北門、西門營壘，常熟城指日可下。但這時天京軍情緊急，李秀成被迫撤軍赴援天京，致使圍城太平軍銳減，而此時李鴻章突破福山口，常熟敵人驟增，圍城太平軍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逆轉的局勢下只得于4月5日全面撤圍。 常熟淪入敵手，蘇州的北部門戶洞開，李鴻章遂東指太倉。 卓在常熟攻防戰激烈進行期間，李鴻章即遣一部淮軍進窺太倉，以打通救援常熟的陸上通道。 1863年2月14日，“常勝軍”統領英人奧倫率軍二千五百人，“攜帶重炮、野戰炮二十二門”會同李鶴章部淮軍約七千人進攻太倉。敵人依仗重型大炮的強大火力，轟塌城墻，搶架浮橋，突入城內，遭到會王蔡元隆部三千守軍的英勇抗擊，把沖上城墻缺口的敵人重新逐出。 李秀成親率援軍從常熟及時趕到，敵人潰不成軍，太平軍繳獲了兩尊新式大炮，斃傷敵人二千余人。“常勝軍”統領奧倫隨之去職，由戈登接統。戈登鑒于奧倫的慘敗，改用“在遠距離消滅太平軍”的新戰術，即“盡力加強炮隊”。
4月26日，李鶴章中蔡元隆詐降之計，遭到慘敗，戈登遂集中全部大炮，連續猛轟達四個半小時，轟裂城垣十余丈，太平軍遭到很大傷亡。5月2日，會王蔡元隆撤出太倉，但沒有向就近的昆山守軍靠攏，而是長途跋涉，南下嘉興府。 太倉既失，西面的昆山就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李鴻章乘李秀成赴京發動“進北攻南”戰役的可乘之機，在攻占太倉后的第二天，即對昆山發動試探性進攻，并吸取太倉經驗教訓，步步為營，進扎城下。 首次攻城為守將凜王劉肇均部所挫。太平軍為爭主動，由蘇州守將幕王譚紹光率領來王陸順德、湘王黃子澄等部從蘇州直指太倉，并擬進攻嘉定，以斷敵歸路。 5月24-26日，昆山城外，太倉沙溪、季家浜、雙鳳一線，展開全面激戰，太倉叛將錢壽仁在雙鳳被太平軍擊穿左腿。李鴻章飛調在松江的戈登率“常勝軍”近四千人趕赴昆山。 慕王譚紹光聞訊，即刻返旆，扎營二十余座于昆山北門外，互為犄角，阻敵攻城。29日，大戰在北門爆發。 敵人分三路圍攻，未得手。 戈登獻計：
戈登主張攻取該鎮，切斷昆山守軍退路，斷絕太平軍接濟。李鴻章采納了這一毒計，由程學啟部會同戈登攻占了正義鎮。慕王譚紹光知歸路已斷，兩度出城力戰，均受挫。昆山守軍知昆山城難以再守，欲西退蘇州，但為敵人所阻，損失沉重。據李鴻章奏報，太平軍被俘七千余，戰死三萬人，慕王率少數將士由陽澄湖退回蘇州，6月1日，昆山遂告失陷。 昆山陷后，蘇州東、北二面，屏障盡失。 6月，李鴻章制定了攻陷蘇州的戰略計劃，將所部一分為三：
李鴻章令“常勝軍”移駐昆山，專備各路援應。為防杭州、嘉興、湖州一帶太平軍繞攻浦東、淞滬一線淮軍后方，李鴻章令潘鼎新部扼金山衛，劉秉璋部扼洙涇，楊鼎勛扼張堰。
7月26日，因李朝斌水師部署尚未就緒，中路程學啟部會同“常勝軍”從昆山出發，經淀山湖水路，潛抵九里湖，偷襲吳江。 翌日黎明，敵人吸取昆山之戰的經驗，繼續采用包抄戰術，主力突襲吳江與蘇州之間重要關卡——夾浦關所在地花涇港。 吳江太平軍聞警，分二路出撲：
蘇州太平軍也從葑門、覓渡橋馳援。夾浦關太平軍自晨至午，堅守四個多小時，終因火力、兵力懸殊，被迫突圍，夾浦關遂告失守。 28日晨，敵人分三路出動，攻下同里，并“踏平吳江北門外賊卡四道”，吳江外圍盡失。翌日晨，敵人悉數壓城，吳江守將率部開城降敵。蘇州、嘉興太平軍先后三次反攻吳江，曾一度奪回同里鎮但終究沒能奪回吳江城, 8月下旬，李朝斌部水師到達太湖，參加南路戰事。 22日，淮軍水師攻下太湖中的洞庭東山，切斷了蘇、浙太湖水道。至此，蘇州東、南、北三面全部暴露于敵人面前，外圍戰以李鴻章著著得手而告終。 第二階段：西線大會戰（1963年6月18——11月23日）8月27日，程學啟部進扎蘇州城東的外跨塘，所部水師開進葑門外的金雞、獨池(墅)湖，南路李朝斌部亦北上配合。淮軍開始對蘇州城發起攻擊。但這時的主戰場卻不在蘇州城下，而在無錫、江陰、蘇州之間的三角地帶。 還在6月，盤踞在常熟、大河、王莊一線的北路淮軍，在李鶴章率領下，楔入蘇、錫、澄地區，從此以后，太平軍與敵入在這一三角地帶展開了激烈爭奪，戰事持續了五個多月。 西線戰事首先在北涸、江陰一線拉開帷幕。7月7日，雙方在北溷展開激戰。 同日，李秀成從天京抵蘇州，隨即與眾將商定：
可惜因天京告急，李秀成被迫西返，這一戰略計劃未能付諸實施。9月13日，江陰失守。隨后，北路敵軍兵鋒南指，插入蘇、錫之間的百瀆港、大運河一線。李秀成聞悉，懇請天王準其離京赴蘇。天王限四十日返京。
9 月23日，李秀成自天京經溧陽偕李世賢同行。28日，抵達蘇州，在軍事會議上作出決定：留譚紹光堅守蘇州，同時發兵一支攻打吳江，以吸引中路敵人南下，阻其西援北路敵人；由李秀成親率主力與北路敵人展開決戰，以期聚殲李鶴章、郭松林所部精銳，然后向常熟、江陰、昆山、上海等地出擊，化被動為主動，以挽危局。 這一計劃是具有較高的戰略眼光，若能實現，蘇州戰場將大為改觀。 10月9日，百瀆港大戰爆發。這是西線會戰的核心戰斗。李秀成親臨百瀆前線，設指揮部于馬（茅）塘橋，與侍王李世賢合軍，在東亭、場前、梅村、塘頭，東西數十里的戰線上與敵人全面激戰，反復沖殺，戰況空前激烈。 10月11日，李秀成調整部署，變全線出擊為重點攻擊，選擇敵人力量薄弱和孤軍突出的大橋角前沿據點作為進攻目標。大橋角，地處大運河右側，與蘇、錫之間的咽喉之地望亭鎮隔河相望。 李秀成督率太平軍“水陸十余萬” ,連同快速火輪艇“高橋號” ,猛攻大橋角，雙方鏖戰三晝夜。李鴻章意識到：李秀成“必欲攻破大橋角營盤，直入常熟、太倉，擾我后路，掣我兵勢，極狡毒” ，太平軍一旦獲勝，將“分路內犯”，從而造成“我措手不及而彼得全局俱活”的戰略局面。 李鴻章為此憂心忡忡，寢食不安。但是李鶴章部拼死抵抗，加上火力兇猛，水師又占很大優勢，太平軍雖奮勇沖殺，但未能取勝，兩軍仍相持在百瀆港一線。 10月中旬，在蘇州太平軍聲援下，嘉興榮王廖發壽、會王蔡元隆、貴王陳得勝等率部猛攻吳江，戈登與程學啟前往馳援。 在敵人洋槍大炮優勢火力轟擊下，太平軍很快敗下陣來，僅支撐了十幾天就撤回八坼、平望。10月底，程學啟、李朝斌、戈登部攻陷蘇州城南的五龍橋。 11月中旬，程學啟、戈登部繞道攻陷到蘇州城西的虎丘、滸墅關。李秀成自無錫反攻滸墅關，失利而退。 北路、中路敵人遙相呼應，聲勢更壯。 11月8日一11日，李秀成集結十余萬兵力在百瀆港再次發動會戰。 在這三天中，從無錫西南的惠山起，經西北的高橋、鴨城橋往東沿百瀆港兩岸的東亭、中安橋、坊前、梅村、鴻山、馬（茅)塘權直至后宅，在延綿五、六十里的戰線上，殺聲震天，槍炮雷鳴。李秀成、李世賢冒著槍林彈雨，到第一線指揮作戰。 戈登“常勝軍”也投入作戰。雙方全力以赴。 但是，在敵人遠射程大炮和火輪艇上的新式榴霰炮彈的攻擊下，裝備落后的太平軍傷亡很大，航王唐正財壯烈犧牲。
在會戰的緊急關頭，李秀成三次向近在咫尺的無錫潮王黃子隆、常州護王陳坤書發出求援信，但無錫、常州守將竟毫無動靜。 11月23日，又一次激戰后，西線大會戰最后結束。太平軍竭盡全力，奮勇作戰，沒能打敗敵人，李秀成北出常熟、東進昆滬犁敵巢穴，以解蘇州之圍的戰略意圖就此落空。蘇州城從此被敵人合圍。 第三階段：蘇州城防戰（1863年8月27日一12月4日)8月27日，程學啟部進扎城東婁門外的外跨塘，標志著蘇州城攻守戰的開始。 西線大會戰結束以后，中路敵軍在北路、南路等敵人配合下，悉力攻城，敵我爭奪的主戰場遂移到蘇州城下，蘇州城已成死困之局。 11月23日，李世賢回軍溧陽，28日李秀成退回蘇州。29日，李秀成以沉重的心情，召集蘇州太平軍諸將會議，“倡議放棄蘇州”，“將全部太平軍轉移”。 蘇州城已無法再守，這種保存革命力量，實行戰略轉移的計劃是十分正確和及時的。 但是，慕王譚紹光不贊成放棄蘇州, “主張堅守，奮斗到底”。譚紹光誓與蘇州城同存亡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卻是保守的、有害的。 會上，其他諸王因有叛降之意，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見。12月1日凌晨，李秀成與譚紹光“慟哭而別”，率部萬人沿光福寺、靈巖山一帶小路離開了蘇州，進駐錫東的馬(茅)塘橋，為蘇州守軍作最后的接應。
李鴻章從11月27日起，親臨蘇州婁門督戰。連續三天，常勝軍以大炮輪番轟擊，并組織集團沖鋒、黑夜偷襲。敵人兵臨城下，城外險要盡失，蘇州守將大多意志動搖。 11月28日，納王郜永寬、比王伍貴丈、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等八位高級將領經密議，派康王汪安鈞為代表與敵將程學啟相見于城北陽澄湖,商談投降事宜。 對于叛將們的投清意圖，李秀成已有所察覺，但他以為：
意即天朝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何去何從，自己定奪。李秀成容忍其叛降變節行為，未采取斷然措施以消除隱患，是有現實原因和歷史原因的。 從現實原因看，李秀成已為失敗主義情緒所支配， “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生死之期近矣”。 從歷史原因看，李秀成講求義氣，使他產生了“網開一面，各投生路”的憐憫之心。 12月4日，慕王譚紹光召集諸將至慕王府開會，康王汪安鈞等即席刺殺譚紹光。隨后，叛將們獻門以降，蘇州城就此陷落。 李秀成聞變，即移師丹陽。他后來不無追悔地說：“這班反臣不義”，“不意該等果是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臺”。 但叛將們并未有善終，城破之日，李鴻章揮舞屠刀，在蘇州進行了瘋狂的殺降活動。
蘇州陷落后，天京失去了東南的重要屏障和餉源。洪仁玕曾說: “安慶之失，天京已危；及蘇州一陷，得救之望絕少矣”。 蘇州何以陷落？在蘇州保衛戰中，盡管李秀成親臨前線，舍生忘我地率領太平軍將士浴血奮戰，創造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業績，然而無法挽救危局。 戈登曾說： “盡管叛軍有最得人心的將領親到戰場指揮”，使“常勝軍”“遭受到很重的損失”，但仍無力解蘇州之圍。 那么蘇州保衛戰失敗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進攻。 李鴻章得到了“常勝軍”的配合，外國侵略者又用洋槍洋炮武裝淮軍，在武器裝備上占了極大的優勢。 李秀成在《自述》中說：“蘇杭之誤事，洋鬼作怪”，“皆洋鬼之害也”。 洪仁玕也說：
當時敵人使用的是后膛炮，且炮彈是有彈殼，射程極遠，殺傷力極大，所用的槍是新式步槍——來福槍；而太平軍所用的炮是前膛炮，炮彈是鐵球，沒有彈殼，射程不遠，威力亦不大，所用的槍是鳥槍。 另外，許多太平軍戰士只持有大刀、長矛。這種武器的差距和隨之而來的戰術上的差距，常常使太平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武器是決定戰爭的勝負的重要因素。敵人也承認：
其次，太平軍諸王各自為政，株守轄區，分散主義傾向嚴重。分散主義削弱了統一指揮和協同作戰，給敵人提供了各個擊破的可乘之機，這是洪秀全濫封王爵，實行“分地制”所造成的惡果。
如前所述，太倉守將會王蔡元隆撤出后，并沒有向就近的昆山靠攏，而是南下自己所轄的嘉興郡所屬海寧縣。因1863年1月，秀成臨時調會王從海寧往守太倉，城池失陷，他自然返回海寧。當時對蔡元隆有指揮權的只有李秀成。忠王正在皖北，而蘇州守將譚紹光本該命令會王支援軍情緊急的昆山，但卻無權指揮會王。因為，他們屬于同級的列爵諸王。 西線大會戰中，李秀成曾三次向無錫守將潮王黃子隆、常州護王陳坤書發出告急求援信，他們竟置之不理，拒絕赴援，株守錫、常各自“分地”。盡管李秀成王爵官階要比他們高一等，卻無法統一調度和指揮。 由于各地太平軍沒能有效地配合作戰，陷入了全面設防、消級防御的態勢，從而被敵人各個擊破。 再次，李秀成仆仆征途，東西奔命，兼顧不遑，影響了蘇州戰場的指揮和調度。 最后，蘇州保衛戰中屢出叛徒，對戰局不能不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 蘇州失守后，常州成為太平天國在蘇南的最后一片疆土，局勢異常嚴峻與險惡。東線由李鴻章督率淮軍與常勝軍乘勝直撲常州，西線鎮江久陷敵手，天京岌岌可危，根本沒有外援。 陳坤書指揮郡城與諸縣將士不足十萬，面臨著最后的血戰。
常州保衛戰從1863年12月中旬開始，到1864年5月中旬常州城失守，歷時五個月而陷落，使天京失去了東南的最后一道屏障。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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