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回憶錄》：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很關心國家，卻也做不了什么了

stamp 2023-10-28 發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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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張治中回憶錄》

我喜歡讀回憶錄。盡管有些回憶錄不那么準確，甚至文過飾非，但是，總是一家之言。當然，對歷史人物有各種評價，比如說這位張治中，他的老長官蔣介石稱其為“革命叛徒”，還說“文白無能喪權辱國”。而蔣介石的對手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來則評價說：“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周夫人鄧穎超說他“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在得知張治中決定留在北平時稱道：“他太天真了，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這是毛澤東離開延安時，在延安機場與赫爾利、周恩來、張治中等人合影。左起：張治中、毛澤東、赫爾利、周恩來、王若飛

完全不同的評價，該相信哪一個？

都有道理，但是，還是要看看他本人怎么說。

厚厚的一本《張治中回憶錄》，六百多頁，六十多萬字，還有大量的圖片，從當事人的敘述看，很多同通常的說法還是有距離的。例如長沙大火。

從歷史記載看，對長沙大火有很多種說法，比較有典型意義的是郭沫若1958年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的《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寫道，放火燒長沙，是張治中等人貪功，他們是想建立一次奇功。他把陳誠蒙著了，12日當晚甚至扣留了陳誠的交通車。他把周公，就是周恩來，蒙著了，竟幾乎使周公喪生火海。他滿以為敵人在進軍，這樣他便可以一個人居功而名標青史，結果是一將功未成而萬古骨。

張治中看到郭沫若的文章，怒不可遏，和郭通了幾封信表示反對意見，這些信周恩來也是知道的，郭沫若也承認了自己的問題。

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提出“焦土抗戰”政策，即放火燒掉任何可資敵用的財物、設備和房屋，指望以空間換時間。1938年的11月12日上午9:00，張治中接到了蔣介石的限一小時到的緊急電文，“長沙若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后來他也接到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林蔚文長途電話說，“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按張治中的說法，他很猶豫要不要執行這個命令，后來，他下達的指令是在敵人逼近長沙時，要先放緊急警報，等人民離開市區才能行動。但是陰差陽錯，謠言漫天，警察脫崗，執行放火任務的警備部隊沉不住氣提前行動等，大禍釀成。這場大火從11月13日至17日延燒了五晝夜，焚毀了兩千年古城繁榮，長沙成為抗戰時期損失最慘重的城市之一。而大火之后，日軍并未立即進攻長沙，輿論嘩然。張治中作為當時湖南軍政一把手亦難辭其咎，被革職留任。而長沙大火的三個負責人被槍斃。

張治中是憑借兢兢業業、“嚴守機密”、“寡言少主張”等，得到蔣介石好感的，因此他一步步走上了國民黨的高位，民國34年（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上，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常務委員。同時，他和共產黨也保持了良好的關系，這樣，使得他在國共之間成為一座溝通的橋梁，幾次重要的談判，例如抗戰結束后的重慶談判，解放戰爭后期的國共談判，他都是主要的談判人。

后來蔣給他戴上“叛徒”的帽子，主要是因為認為他對共產黨過于妥協，而且后來留在了北平，成為共產黨的座上賓。

在我看來，張治中是游走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中的親共分子，他的親共是公開的，畢竟再交惡的兩個陣營也需要能對話的人，他就扮演這個角色，他也是起到了這個作用的。

1962年春節前夕，周恩來邀請傅作義、張治中、屈武商談對臺灣工作問題。這是會后合影。自左至右：張治中、周恩來、傅作義、屈武

張治中雖然謹言慎行，但是，他不是沒有主見。他是一個愛寫信的人，不斷地提出各種的意見，給蔣介石寫信，給毛澤東寫信，包括給郭沫若寫信表達強烈不滿。

民國30年（1941年）皖南事變后，他向蔣介石上書，主張繼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在文革中，聽說彭德懷被打倒，張治中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張治中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后張治中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里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然而，張治中寫的這兩封信都被周總理壓了下來。周恩來安慰張治中說：“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

除了寫信，張治中還曾經面諫毛澤東。“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么辦？”張治中曾在一次與毛澤東的會面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張治中被兒子張一純推著坐在輪椅上見到毛主席。張治中見到毛澤東說：“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黨內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辦吶？”這時，原本是坐著的毛澤東站了起來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張治中并沒有說話，顯得很沉悶。

張治中回憶錄很大篇幅是說新疆，因為這是他很熟悉也很有影響力的地方。抗戰期間，他受周恩來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監禁多年的100多名共產黨干部，使他們安全地回到延安，為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任國民黨政府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被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副主席，主席是彭德懷。

對新疆他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和毛澤東曾經談過很多次關于新疆的軍隊改編問題，經濟建設問題，民族政策問題等等，其中講到民族自治的問題，張治中有非常清醒的看法。他認為新疆各民族中，維吾爾族最大，占全省人口的70%，約300萬人，余下哈薩克族占10%，約40萬人，漢人及回族加起來占10%，約40萬人，而其他民族，比如說滿族塔吉克族等等占10%。他們中很多人有民族自治的想法，張治中提出，根據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應該讓他們自治，但是以新疆民族之多和情況之復雜來說，似乎應該有一個相當時間的籌備，最好是在省政府改組以后，先設立一個民族自治籌備委員會，由各族代表參加，至于經過多長時間和具備什么樣的成熟條件才實行自治，最好由改組后的省政府從長計議，并報請中央決定。

文革開始后，張治中的家也受到了沖擊。在他最艱難的時候，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一家。周恩來把張治中送到解放軍總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張治中從此變得很沉默，也不說話，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郁悶的情緒所吞噬。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很關心國家，每天晚上問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但是，其實他也做不了什么了。

讀這本回憶錄，除了了解很多史實以外，還可以看到，無論哪一個陣營，總要有多元的力量存在，這樣，才有韌性，才能有很好的溝通。張治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是最主要的決定政策的人，但是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