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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臣，男，1978年生，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任《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著有長篇小說《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如果大雪封門》《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獲老舍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多個獎項。2014年，短篇小說《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同名小說集獲中國好書獎；2019年，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中國好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意、西班牙、阿拉伯文等二十種文字出版。 創作談 短篇小說的恍惚之美 徐則臣 這個故事半真半假。 真實的部分是：我在德里機場丟了托運的行李箱；行李箱里有一本《王城如海》的寫作札記，關于這部長篇的所有想法和資料都記在上面，札記丟了，跟丟了小說手稿沒任何區別，沒有積攢了數年的提醒，這長篇于我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我在機場耗到了凌晨一點，一遍遍催促和請求工作人員去找行李箱；去泰姬陵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神牛和猴子，在那些塵土飛揚的道路和兩側，有的牛很大，有的猴子很小；有一位印度作家，因在三里屯待過幾年，視我為老鄉，跟我說到他在印度報紙上開的專欄，寫的都是北京；后來我的確在《王城如海》中寫到一只來自印度的小猴子，巴掌大，生有一個對氣味高度敏感的魔幻般的鼻子；在印度的那些天，有空我就抱著札記看，但一直理不清進入小說的頭緒，幸運的是，行李箱在我困得眼皮打架的時候找到了。 剩下的那部分也不是假的，而是虛構的：虛構基于真實。長久以來，我對行李箱滿懷好奇。在機場等候取行李時，我會把傳送帶上的所有箱子都認真看一遍，要是沒有被及時取走，我就一遍遍地看。那些從遠方歸來的行李箱，攜帶著怎樣的一段生活和秘密呢？ 真實與虛構在小說里必須銜接好。要在往常，兩者之間會按邏輯自然地過渡下來，真實的你不會刻意印證其真實，虛構的你也不會強行去證偽，一切仿佛世界本就如此：恪守邏輯，順其自然，水到渠成。世界與文學如此運行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經見多了、寫多了，真是也要倦怠和審美疲勞。再深究，這個水到渠成和邏輯井然是否也多半僅供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它不過是你看得見的那部分生活和真相，看不見的另一部分呢，在哪里？我又想到傳送帶上那一個個關門上鎖五花大綁封條加身的行李箱，在它們那里，我們的邏輯是否也能一一奏效？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有瞬間的恍惚，電光石火般突然就閃過一個個不速之客，或者一段記憶，或者某個夢境，或者無端的一個什么念頭，它與此情此境是如此唐突，你要愣怔半天。當然生活仍在繼續，我們依然信賴天行有常，然后繼續迎送一個又一個恍惚。待回過神來，我們發現似乎也沒那么違和，那恍惚充滿了某種難言的意味和張力，確實讓人著迷。在《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中，我想立此存照的，就是這個瞬間的恍惚。我也認為短篇小說中當有這種搖曳和錯位的恍惚，它讓這個文體更加驚險、靈動和現代。它讓短篇更美。 《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賞讀 飛機上睡了一路，我有精神跟他們耗。他們那種吊兒郎當的敷衍態度，讓我覺得還有戲，所以見著工作人員，不管是誰，我都要申訴一番，讓他們想辦法找到我的行李箱。已經來了兩茬工作人員。五月夜晚的新德里機場溫度宜人，我和恰馬爾先生坐在各自的行李箱上，一邊聊天一邊等他們的尋找結果。 恰馬爾是個印度作家，我們在剛結束的加爾各答的一個文學活動上認識。他去過兩次北京，見到個北京來的，就生出他鄉遇故知之感，逮著空就跟我聊。恰馬爾住德里，我想在回國之前看看泰姬陵，泰姬陵離德里不遠，我們倆就訂了同一趟航班。辦理值機時，我原想只托運超標的大行李箱，登機箱隨身帶，恰馬爾說，費那事干嗎，一塊兒托了。他以地主的豪邁把我的小行李箱也拎到傳送帶上。下飛機取行李，他的行李箱、我的大行李箱都到了，我的小登機箱不見了。恰馬爾原本可以取了行李就回家，因為我的登機箱沒了，他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認為自己負有責任。我們一遍遍囑咐工作人員幫忙找。恰馬爾寬慰我，在印度，從沒有哪一只行李箱在風塵仆仆的旅行中沒被弄丟過。他說的就是機場。 我們已經在行李轉盤前坐了一個半鐘頭，眼見著轉盤轉了又停、停了又轉，乘客們一撥撥來，取了行李又一撥撥走。第四輪了，我的登機箱仍然沒有出現在空蕩蕩的傳送帶上。從轉盤那頭走過來兩個穿制服的工作人員。之前的工作人員顯然已經被我搞煩了，去找了兩趟之后，再也不回來了。這兩個可能是新當班的，恰馬爾示意我繼續跟他們理論。 “聽說了，”兩人中胖一點那個是頭目，微笑時油汪汪的腮幫子上還有兩個酒窩，他用動感十足的彈舌英語回答我，“他們跟我匯報過。真對不起，我們把機場往下挖了半米，還是沒找到。”他看了一下手表，馬上零點了，“您先回去，找到了我們及時通知您。” 我搖搖頭：“不行，必須今晚就找到。” “全是細軟？”他又露出職業的微笑，兩個油汪汪的酒窩更深了。 “比細軟還值錢。” 真的，比細軟還值錢。我后悔沒有將小行李箱隨身攜帶。在加爾各答臨時買的登機箱，淘到兩件印度木雕，太占地方，一個行李箱裝不下，此外，就是想把小說手稿隨身帶，擱手邊更放心。那段時間正寫長篇小說《王城如海》，用八開的大稿紙。我習慣手寫，出門帶著也方便，一卷紙，鋪到桌上就可以開工，不必像電腦那樣，開機關機都有強烈的儀式感。想到那煩瑣的程序，我就沒了寫作的欲望。以我的寫作習慣，這個手稿一旦丟掉，我肯定不會重寫。重寫對我來說像背書一樣不可忍受。所以，只要不打算扔掉，要確保每個稿子都不能少。丟了，那就找回來。 “今晚就得找回來，”以恰馬爾的經驗，“今晚找不到，以后更別想了。”我們查過，系統顯示，我的登機箱已經跟著這架航班來到了新德里。我的這位印度朋友說，他也一直沒弄明白，為什么行李一旦丟了，就永遠丟了。 “我們只能承諾您繼續找，”胖酒窩說，兩手一攤，“別的我也沒辦法了。” 跟他著急是沒有意義的。我拍拍取到的大行李箱：“我就坐在這里，直到箱子找到。” 胖酒窩又對我油汪汪地一笑：“好吧，您是作家。我們繼續找。”帶著瘦下屬走了。 我突然醒悟過來，問恰馬爾：“是不是需要這個？”我對他捻動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通貨就是通貨，這動作全世界都懂。恰馬爾難為情地說：“有，當然好啊。” 好，我們坐下來繼續聊天。如果他們回來時還是兩手空空，我得讓他們攥點東西回去，繼續找。我和恰馬爾聊北京，聊中國和印度，也聊文學。還聊到《王城如海》，故事發生在北京。我沒有告訴恰馬爾，《王城如海》的寫作遇到了障礙，這是我出國也將手稿帶在身邊的原因。我期待這個神奇的國度能給我靈感，及時地把斷掉的情節續上。 二十分鐘后，新德里過了零點。胖酒窩沒回來，回來的是他的瘦下屬，有五十多歲？膚色變了，年齡就很難判斷。深棕色的瘦下屬對我擺擺手，還是沒找到。恰馬爾給我使了個眼色，我走到瘦下屬跟前，向他伸出手。半晌不夜地握手，他顯然沒料到，他本能地把右手后撤一下，然后重新猶豫地伸過來。我們在手心里完成了交接。兩只手松開后，他又把手遞過來。我沒明白，分量不夠？他半握的拳頭固執地杵在我手邊，還對我眨了眨他的毛毛眼。這個印度老男人的睫毛是真長。他的眨眼似乎有某種真誠的力量，我握住了他的手。紙幣又回到我手心里。 “我再去找，”他用口音極重的英語說，“您能跟我兒子談談，你們的文學嗎？”他做出一個寫字的動作，“他馬上就來。” “當然。” 瘦下屬去行李房的路上掏出手機開始打。五分鐘后，過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也可能不到三十，比他爸的膚色淺一點，但依然不足以恢復我的判斷力。父子倆穿著同樣的工作服。他的英語沒他爸的口音重，跟恰馬爾的發音比較接近。 他來談文學，但話不多，席地坐在我和恰馬爾對面，開口更多是提問，像個記者。對提問他似乎相當嫻熟，每一個問題問得都干凈利索，提前備了課一樣。問我，也問恰馬爾。主要是我，雖然我告訴他，他的同胞恰馬爾也是作家，但丟箱子的是我。他問我的問題計有： 印度之行的目的；平常寫小說、詩歌、散文還是戲劇；登機箱里的那部長篇小說寫的是啥；為什么這個電腦時代還要手寫；丟失的箱子里還有什么；這個登機箱的來歷，即在哪里買的，為什么要買，從加爾各答到現在，這箱子還有哪些值得一說的故事；如果今天晚上找不到，我會做何感想。關于我屁股底下坐著的大行李箱，也問了幾句。 最后他說：“這箱子一看就是個好東西。” 就在我認為他只是在做失物招領處的常規調查時，我們聊起了文學。他在寫作：“您知道，我的工作就是把一個個托運的行李箱和貨物從這里拎到那里，”他出示他手掌關節處磨出的一個個老繭，“再從那里拎到這里，一天到晚。我見過世界上幾乎所有品牌的行李箱，但我喜歡寫作，寫小說、散文，詩也寫，像先生您一樣，像恰馬爾先生一樣。您在寫作中總能一帆風順嗎？” 當然不能。我告訴他，大部分時間我都寫得磕磕絆絆、跌跌爬爬，比如丟失的《王城如海》中，有個坎兒半個月了也沒爬過去。小說里寫到霧霾和環境污染，除了肉眼所見和PM2.5的科學測量，我找不到一種更為獨特和形象的表達方式。 “手稿帶在身邊，沒想過會丟？”他問。 “沒有人會為了丟一件東西才把它帶在身邊。”我說，“我得沒事就盯著它看，以便及時地找到爬坡過坎的方法。有人跟我說，印度到處都是靈感。” “您還沒找到？” “目前沒有。” “也可能已經找到，只是您沒有意識到。” 這么說也不是沒有道理，印度是個神奇的國度。 “假如找到了，你會繼續帶著它在印度旅行嗎？您說您還想去參觀泰姬陵。”“當然，”我拍拍放在腳邊的雙肩包，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隨身，“我會把它裝進這個包里，晚上睡覺也抱在懷中。” 談話到此差不多可以結束了，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個簡陋的手機，一通按鍵。然后我就看見他的瘦父親眨著毛毛眼從行李大廳的拐角處走過來，推著我的萬向輪登機箱。謝天謝地！我從箱子上跳下來。毛毛眼說，我的箱子還是在行李房找到的。一定是我箱子的萬向輪太好使，工作人員輕輕一推就跑遠了，混進了另外一趟航班的行李堆。能找到，是因為那趟航班的所有行李要么繼續托運開始下一個旅程，要么都被放到傳送帶上被乘客們取走了。我的箱子和另一只箱子被孤零零地推到了遙遠的墻角。那只箱子更可憐，托運的票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主人是誰都不知道。 “您知道嗎，”毛毛眼說，“在我走到墻角之前，至少檢查了三百只箱子。” 我向他伸出手，他果斷地把右手送過來。握住的那一瞬間，他在我的手心里抓一下。沒找著，他迅速松開我的手，嘴角的微笑攤平了。 跟我一樣激動的是恰馬爾，凌晨一點，他終于可以心無掛礙地回家了。他的新婚妻子已經給他打過兩個電話。 “泰姬陵非常偉大，”小伙子也從地上站起來，他的握手遠比他父親持久有力，“不過您也可以關注一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 小伙子提醒得很好。我把大小行李箱都寄存在酒店，背著雙肩包出門去看泰姬陵。包足夠大，我把小說手稿帶上了，然后是洗漱用品、兩件換洗衣服，還空裝了兩本書，其中之一是奈保爾的《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泰姬陵在阿格拉，在德里以南兩百公里處的亞穆納河南岸。因為要看沿途的神牛和猴子，我選了長途汽車，晃晃悠悠四個多小時才到。 在印度，坐汽車比火車和飛機看得更清楚。沿途要帶客，汽車總往人多的地方鉆，從城鎮到鄉村，兩百多公里中的人間煙火我差不多看了一半。在印度，牛享有神圣的地位，謂之神牛，不干活兒，可以自由在大街上走來走去。這我知道，文字和影像資料以及各種傳聞里比比皆是，但坐在塵土飛揚的長途車里親眼見到，還是挺震撼。它們既是神，又是仙。是神，因為印度人供著它們，提供吃喝是義務；是仙，因為它們自在放曠，旁若無人，行當所欲行，止當所欲止。看心情，想歇著了，大馬路中間撲通就躺下了，人和車都得繞著它走。拉屎撒尿也一派天然，在哪兒就哪兒，絕不委屈自己半步。 汽車穿過某鎮子的一條街巷，前頭正好有頭雄偉的犍牛橫在巷子里，尺寸正合適，把磕磕巴巴的水泥路面占了個完整。來往的行人過巷子，不愿從路兩邊的泥水里蹚過，都彎腰駝背，手腳并用地從牛肚子底下鉆來鉆去。他們對這種過路方式毫不經意，犍牛巋然不動，高人一般淡定，顯然也習慣了自己的威嚴。我們的司機示意停車，等犍牛離開。路邊有小店，可酌情采購，其他個人事宜，自行解決。我下車買了一瓶水。內急的乘客去了路邊，背對我們就解開了褲子。該干的事都干了，犍牛還卡在巷子中間，同車的乘客有急性子的，不去趕牛，只催司機。大胡子的司機連抽兩根煙，牛還在，只好上了車，一連串地摁喇叭。那牛傲慢地看看我們的車，完全是瞧不上地晃晃大腦袋，踱著方步讓開了道。 路上見到猴子的頻率沒有牛高，但數量絕對有壓倒性優勢，一只猴子出現了，意味著接下來會有一群猴子現身。它們不在路面上出沒，而是攀在樹上、墻頭和屋檐上。大小各異，成群結隊，搞不清同伙和門派。它們兀自在高處喧囂追逐，絲毫不懼人間的清規戒律。它們也吃百家飯。有人從車內把面包和餅拋給它們，眼看著掉落地上，猴子們的胳膊好像突然變長，魔術般地就給撈上來了。我喜歡小猴子，最小的只有兩三個拳頭大，走在墻頭和屋檐上還有顫巍巍的膽怯，嫩黃的毛色在太陽下閃著溫暖的光。成年猴子大多通體柴灰，長毛被泥水和食物粘成綹、團成坨，整個一副流浪漢的邋遢模樣。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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