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華：史前人口研究初論

　　史前人口研究又稱史前人口學，其含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史前人口學指史前人口對史前社會、經濟、公共健康、生態環境等的影響。狹義的史前人口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史前社會組織以及整個時期社會總人口數量的確定；另一方面是人口基本特征的描述，如人口性別、年齡構成、出生率與死亡率等。

　　人口的發展與地理生態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組織形態、文化因素等互相影響、相互促進。因此，史前人口研究是了解史前社會的重要途徑。本文在介紹史前人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對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做一初步探討，不妥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　史前人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1.國外的人口研究

　　在國外，自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原理》以來，人口的數量、分布密度、增長率以及人口與資源、文化、社會和經濟的關系，逐漸成為人口研究的熱點。國外的人口研究最初借助于統計學方法來進行人口數量的統計。在人口數量的研究方面，1920年，胡特恩(Hooton,E.A.)利用墓葬人骨資料，系統地研究了印第安人村落遺址的人口狀況[1]。隨后，豪威爾斯(Howells,W.W.)[2]、埃斯克(Ascher,Robert)[3]又將這一方法系統化，并運用到印第安人遺址的研究中。全面、系統地論證史前人口研究的應首推庫克(Cook,Sherburne F.)，他在《史前人口學》一文中，對史前人口學的概念、方法及應用作了闡述，認為研究史前人口的方法有考古學與生物學之分，并澄清了人們頭腦中許多混亂的概念[4]。費克瑞(Fekri A.Hassan)從考古學的角度研究史前人口，并以《人口考古學》為題，探討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5]。后來又有人提出了“考古人口學”的概念[6]。

　　國外的史前人口研究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從微觀到宏觀的發展過程。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可將國外人口研究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研究提出了確定遺址內人口數量的方法，使得后人能更準確地統計史前社會的人口數量。對于人口數量的變化，這時期少有人做出解釋，即使有，也多是從災變論角度加以考慮。人口控制方面，受馬爾薩斯理論的影響，多從自然災害及戰爭角度加以論述。進入20世紀60年代，在新考古學理論思潮的沖擊下，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人口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例如，對遺址人口數量的統計更加精確，擴展了人口分布密度的研究，對人口數量變化及人口控制的解釋趨于多樣化。這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說”，即人口壓力導致了社會的變化、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表明，人口研究開始注重人口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系。

　　2.國內的人口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內的史前人口研究鮮有論述，只是根據史書的人口記載進行初步統計，缺乏系統研究。進入80年代，史前人口研究逐漸升溫，發表了一批論文，對史前人口的性別構成、人口數量、婚姻形態、社會組織結構等進行了探討[7]。

　　在人口的性別構成研究方面，王仁湘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8處墓地人骨性別的鑒定結果進行統計，認為，新石器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存在著男女兩性比例懸殊的現象，并對史前時代高性比現象進行解釋[8]，進而探討史前“高性比”構成現象與當時婚姻形式的聯系[9]。陳鐵梅則提出“性比歧變”的三種可能，并對高性比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10]。

　　在人口數量研究方面，嚴文明在分析橫陣墓地范圍及墓葬分期的基礎上，對橫陣墓地的人口數量進行研究，進而探討墓地所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11]。人口數量研究以此為發端，出現了一系列文章。例如，趙春青通過分析姜寨一期墓地，探討姜寨一期居民的人口結構、社會組織、婚姻家庭形態[12]。朱乃誠分析半坡類型早期居民的人口狀況[13]，之后又對龍崗寺、元君廟、姜寨三處墓地的人口狀況進行探討[14]。郭凡利用聚落資料，研究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各發展階段的相對人口數量[15]。上述基于統計學方法得出的結論，對了解史前人口的大致發展趨勢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陳鐵梅將我國史前考古測年數據按年代進行統計，探討古氣候與史前人口的相互關系[16]。馬世之統計城址的人口，從人口數量上對城址規模加以界定[17]?？傊?，國內的史前社會人口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加強理論研究。

　　二　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

　　目前，國內外研究史前人口的方法主要有四種：聚落資料分析法、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學遺物分析法、民族歷史學資料分析法、墓葬資料分析法?，F分別介紹如下。

　　1.聚落資料分析法

　　通過聚落資料分析史前人口，在國外起步于20世紀30年代，以克頓(Colton,Harold S.)[18]為代表，主要研究地區的人口數量[18]。該方法被漢克(Hack,John T.)繼承[19]耐羅(Naroll,Raoul)利用居住空間與人口的關系來確定人口數量[20]，耐羅的研究由庫克繼續從事[21]。耐羅和庫克建立的區域調查法已被考古學界普遍接受，并成為確定史前人口數量的基本方法。

　　通過聚落資料來研究人口，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途徑，即遺址長度、遺址居住空間、遺址面積。用遺址長度作為標尺來確定史前人口數量，是以現代人類學、民族學資料為參照而建立的一種人口模式，如漢克在1942年的嘗試[22]。但是，由于地區不同、環境不同，這種人口模式有很大局限性。用遺址的居住空間來確定人口數量，弗蘭克福特(Frankfort,H.)[23]和耐羅均有所論述。它是指通過對史前人類居住空間的考察，在人類居住空間與人口數量之間建立一種聯系，即每個人占據多大的空間，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從居住空間的角度來確定史前人口數量，首先需要確定居住聚落的共時性，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以前就有許多[24]。而且這種模式也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弗蘭克福特在使用居住空間方法確定人口的同時，還通過遺址面積來確定人口數量。他在計算單個遺址的房屋數量的基礎上，確定單位面積的人口數量，并將該數字與不同地區的計算結果相比較，得出一個大致可信的結果。后來，費克瑞將這一方法加以發揮，創造一系列計算模式[25]。通過聚落資料分析史前人口的計算模式主要有以下兩種：(1)P=KA。其中P代表要確定的人口數量，A代表遺址面積，K代表人口密度。(2)N=VT/HP。其中N代表同一時期的房屋數量，V代表遺址的容量，T代表房屋使用年數，H代表房屋的最大容積，P代表遺址的使用時間。在了解某一時期房屋數量的基礎上，根據每個房屋空納的人口數量，來確定這一時期的總人口數。

　　上述計算模式雖有一定的適用性，但具體情況仍需具體分析。第一種計算模式需要首先確定人口的分布密度（這又需要具體地分析典型遺址的人均占有面積），通過對多個典型遺址的分析，最后確定整個時期的地區人口分布密度。這種分析在應用時應選擇典型的、保存較好的遺址來進行。第二種計算模式在確定房屋持續的時間上有一定難度，對遺址居住空間的確定需要系統發掘方可獲得。也可采用實驗考古學方法，通過實驗了解房屋的大致使用時間。同時，民族學、歷史學文獻中關于古代生活空間的記載，對于分析史前人口數量也至關重要?？傊诰唧w研究中，需要將各種方法綜合起來運用。

　　2.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學遺物分析法

　　通常這需要確定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學遺物在遺址內的分布率，并將該分布率同人口數量建立起比例關系。1956年，斯克瓦特茲(Schwartz,Douglas W.)利用陶片確定克羅拉多高原公元7～13世紀的人口數量[26]。邁克米歇爾(McMichael,E.V.)通過一個遺址內人工制品的分布密度總數，推出相對人口數量的指數[27]。此外，庫克通過人們攝入的食物內容以及卡路里來確定人口數量。計算模式如下：

　　N代表人群數量，Fi代表某種食物的數量，Di代表用卡路里或蛋白質克數等來表示的此種食物的營養內容，L代表每人每年的卡路里或蛋白質克數等的消費率，Y代表遺址的居住時間。

　　在上述計算模式中，食物數量可以通過遺址內的考古學遺物來確定，食物的營養內容則需要更精確的生物學方法，應該充分考慮到史前人類生活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狀況。要想確定史前社會的人口數量，還必須深入了解食物遺物的積累過程、影響食物消耗率的因素，以及確定史前社會人類活動區域的面積、遺址存在時期、遺址數量等。這種方法有一定的適用性，但它存在以下問題。首先，人們日常的食物構成（如植物遺存、小的動物骨骼）很難保存下來，現在發現的只是史前人類食物構成的一部分。其次，人們日常食物的構成內容很難確定。而且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做得再細致也會漏掉一些遺物信息。第三，遺址內的食物遺存并不是人們日常消耗的總量，有些食物在遺址外被消費掉。第四，人們在遺址內的居住期限很難確定。若采用上述計算模式，首先要知道居住年數及每年的居住天數。而以目前的測年方法，一個遺址要想精確到每年居住的天數非常困難。上述問題可以通過民族學資料粗略地予以解決，但包含在分析之中的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

　　3.民族歷史學資料分析法

　　我們可以從史家、商人、游客的記載中找出相關材料，進行人口研究。例如，幕尼(Mooney,James)利用文獻資料，推斷北美洲印第安人1901～1928年的人口數量[28]?？藙诓?Kroeber,Alfred L.)根據文獻資料，推算出整個西半球的人口數量[29]。這種方法在美國應用較多，因為其歷史相對較短，有關人口方面的記載比較多，又有現代人類學資料可供參考，所以應用起來有一定的便利條件。但是像中國這樣有著漫長史前史的國家，對該方法的運用應持謹慎態度。這涉及到文獻記載的可靠性問題，而且，利用后世文獻推導史前人口，還要考慮生產力發展變化的因素。因此，首先還是要從考古資料入手，輔以民族歷史學資料，從而得出較為可信的結論。

　　4.墓葬資料分析法

　　這是國內普遍采用的一種方法。在國外，豪威爾斯通過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資料，確定了古代印第安人的人口數量[30]。計算模式如下：P=Y/L。其中P代表要確定的某一時期的人口數，Y代表墓葬所反映的總年數，L代表占用時間。Y又可以通過下面公式獲得：Y=M×N×A。其中M代表墓葬數量，N代表墓葬埋葬的總人口數，A代表平均死亡年齡。

　　國內人口分析采用靜止的人口模式[31]，即假定當時社會單位的人口每年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是相等的，所以人口總數長期保持不變。由于一個社會單位的總人數永遠等于年出生人數與平均壽命之乘積，假定年出生人數與年死亡人數相等，那么一個社會單位的總人數也永遠等于年死亡人數與平均壽命之乘積。用公式表示為：

　　P代表年均人口數，D代表墓地總死亡人數，A代表平均年齡，T代表墓地延續的時間[32]。這種方法適用于分析單個墓地的人口狀況，但也存在需要改進的地方。考古發掘的墓葬只是原有墓地的一部分，而且，史前人死后是否全部埋入同一墓地，還需進一步分析。

　　通過介紹我們可以看出，每種方法都有其適用性和局限性，必須開展綜合研究，才能使結論更符合史前社會人口狀況的實際。

　　三　史前人口研究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前景

　　史前人口研究面臨著理論、方法不足以及資料匱乏的困境。國外學者雖然提出了一些模式，但他們也承認，這些模式只是一種基本正確或大致適用的，它受到史前人口資料的限制，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干擾。

　　目前，國內的史前人口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資料不足是限制研究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如聚落方面發表的資料較少，缺乏像半坡、興隆洼那樣比較豐富的聚落資料。調查的聚落資料比較零散，調查對象以器物為主，少有遺址面積之類與人口研究有關的內容。雖然墓葬資料比較多，但缺乏完整發掘的墓地，而這極大限制了史前人口分析研究。生物及人工制品的資料就更為稀少，更不用說對于食物遺存的統計了。

　　要使資料匱乏的狀況有所改善，考古工作者應帶著最細致化收集資料的意識去發掘。例如，山東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在日照兩城鎮的聯合發掘中，發掘者對土壤、石器、陶器標本的收集與處理細致入微。這種區域調查方法的最大好處在于通過計算機的匯總制圖，可以看出遺址的變化情況，從而為了解遺址所反映的人口狀況提供基礎性資料，并使生物考古學遺物及人工制品的數量統計更接近于實際。

　　綜上所述，史前人口研究需要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理論方法的日趨完善，這也是今后一段時間內史前人口研究的重點。

[1]　Hooton.E.A.,'Indian village site and cemetery near Madisonville,Ohio,'Peabody Museum Papers,1920,8:1-137.

[2]　Howells,W.W.,'Estimating population number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and skeletal remains.'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rchaeology,pp.158-185.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NO.28,1960.

[3]　Ascher,Robert,'A prehistoric population estimate using Midden Analysis and two population models.'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59,15:168-178.

[4]　Cook,Sherbume F.,'Prehistory Demography.'Addison-Wesley Module in Anthropology,1972,16.

[5]　Fekri A.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INC,1981.

[6]　Richard,R.Paine,'Integrating Archaeological Demography.'Center f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Southern l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Occasional paper 1997,24.

[7]　目前，國內關于史前人口研究的論文主要有：a.王仁湘《原始社會人口控制之謎》，《化石》1980年第4期。b.張忠培《元君廟墓地反映的社會組織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c.張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d.嚴文明《橫陣墓地試析》，《文物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e.朱延平《裴李崗文化墓地再探》，《考古》1988年第11期。f.陳鐵梅《中國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異常的問題》，《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g.辛怡華《元君廟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結構之分析》，《考古》1991年第5期。h.郭凡《聚落規模與人口增長趨勢推測—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各發展階段的相對人口數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l期。i.朱乃誠《半坡類型早期文化遺存初探》，《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3期。j.陳鐵梅《從我國史前考古測年數據的分布看古氣候和史前人口的相互關系》，《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K.朱乃誠《人口數量的分析與社會組織結構的復原——以龍崗寺、元君廟和姜寨三處墓地為分析對象》，《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朱乃誠《元君廟仰韶墓地的研究》，《考古學集刊9》，科學出版社，1995年。1.趙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再探》，《華夏考古》1995年第4期；趙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初論》，《考古》1996年第9期。m.王仁湘《我國新石器時代人口性別構成再研究》，《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n.馬世之《關于史前文化城址的規模與人口問題》，《河南文物考古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8]　王仁湘《原始社會人口控制之謎》，《化石》1980年第4期。

[9]　王仁湘《我國新石器時代人口性別構成再研究》，《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0]　陳鐵梅《中國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異常的問題》，《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

[11]　嚴文明《橫陣墓地試析》，《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趙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再探》，《華夏考古》1995年第4期；趙春青《姜寨一期墓地初論》，《考古》1996年第9期。

[13]　朱乃誠《半坡類型早期文化遺存初探》，《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3期。

[14]　朱乃誠《人口數量的分析與社會組織結構的復員——以龍崗寺、元君廟和姜寨三處墓地為分析對象》，《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

[15]　郭凡《聚落規模與人口增長趨勢推測——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各發展階段的相對人口數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6]　陳鐵梅《從我國史前考古測年數據的分布看古氣候和史前人口的相互關系》，《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17]　馬世之《關于史前文化城址的規模與人口問題》，《河南考古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　Colton,Harold S.,'A survey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region of Flagstaff,Arizona.'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1932,104.

[19]　Hack,John T.,'The chang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Hopi Indians of Arizona.'Peabody Museum Papers,1942,35:78-80.

[20]　Naroll,Raoul,'Floor area and settlement population.'American Antiquity,1962,27:587-589.

[21]　Cook,S.F.and R.F.Heizer,'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 size.'University of Califomia,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acility,Report NO.64,1965.

[22]　Hack,John T.,'The chang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the Hopi Indians of Arizona.'Peabody Museum Papers,1942,35:78-80.

[23]　Frankfort,H.,'Town plann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Town planning Review,1950,21:98-115.

[24]　張光直《談聚落形態考古》，《考古學專題六講》，文物出版社，1986年；張忠培《聚落考古初論》，《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1999年。

[25]　Fekri A.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INC,1981.

[26]　Schwartz,Douglas W.,'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early periods of Cohonina Prehistory.'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New World.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1956.

[27]　McMichael,E.V.,'Towards the estimation of prehistoric populations.'Indiana Academy of Science,Proceedings,1960,69:78-82.

[28]　Mooney,James,'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1928,vol.80,NO.7,pp.1-40.

[29]　Kroeber,Alfred L.,'Westem Hemisphere popul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9.

[30]　Howells,W.W.,'Estimating population number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and skeletal remains.'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rchaeology,pp.158-185.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NO.28.1960.

[31]　劉錚等《人口統計學》第256～25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

[32]　朱乃誠《人口數量的分析與社會組織結構的復員——以龍崗寺、元君廟和姜寨三處墓地為分析對象》，《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