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錦新樣 | 甘陽：遺留的思考

文 | 甘陽

（原載《讀書》2002年3期） 

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鄒讜教授(一九一八——一九九九)以八十高齡去世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系五十余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性貢獻。《中國革命再解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它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于鄒先生的猝然病逝，這個導論終于未能完成。

鄒讜（1918-1999）（來源：lib.uchicago.edu）

鄒讜教授執教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于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這部極端復雜的歷史。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于在美國學府中度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二十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鄒讜于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廣州，父親鄒魯(一八八五——一九五四)是著名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職，最后于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黨敗走臺灣。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最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么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最后會敗于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最后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于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此外，鄒讜畢業于中國抗戰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我做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1頁)但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最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聯大一百七十余名教授中有一百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抗戰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一九四三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而在抗戰結束后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的立場出發日益疑慮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南聯大學生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率先發表《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第211-214頁。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之嫌”)。當鄒讜一九四六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一九四六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分子刺激極深。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來源：bjnews.com.cn）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爆發，最后國民黨退守臺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象，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么會敗于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么會在四十年代后期從親美轉向反美，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后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九四一——一九五〇》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擘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計劃，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并被摩根叟盛贊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最佳的政治學”，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點。第一，他特別強調，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那么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毛澤東本人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展機會并最終奪取政權(引見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p.49，注47)。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于當時中國的極端貧弱，日本是否發動全面侵華并不取決于中、日關系，而主要取決于日、美關系。(《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于在體裁上是美國外交史的研究，因此鄒讜在那里的分析角度并不是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而是從美國本身的戰略利益出發來分析美國當時的東亞政策，認為美國從“一戰”結束、東亞局勢已經明朗化為日、美對峙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來阻止日本在東亞獨大，反而為避免與日本沖突而一再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包括聽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其結果不但沒有能夠避免與日本的沖突，反而使日本在占領大部分中國領土以后得以進一步發動對美國的戰爭。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是等到日本在一九四一年以珍珠港襲擊發動對美國的全面戰爭以后再對日宣戰，而是在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即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即采取斷然手段反擊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事實上將使美國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從而更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他在以后的一次訪談中曾將他對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

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動蕩與發展，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來的原因。我們過去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個突出的傾向，就是對內因估計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內因決定的。我覺得中國政治受外國影響的程度比其他國家要大。當然這并不排斥內部的因素。我說的外因不僅指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侵略，也不是說哪個帝國主義支持哪個軍閥(這些僅僅是小節)，我指的是國際政治的變化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所產生的作用。

具體地說，歐美和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與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變化，引起了中國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的整體變化。沒有這些外來的沖擊，中國的變化就不會在這種形勢下出現。外來的沖擊把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制度徹底打垮了，使中國面臨著全面危機，并產生兩種結果：一是社會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社會每個領域中的問題；一是外來因素常常決定了中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孰勝孰負，比如，抗日戰爭和國民黨統治的迅速垮臺就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中蘇關系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動亂有直接關系，這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1921-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通過的《五國海軍條約》對日本海軍擴張進行了約束。此外，會議簽訂的其他條約，如《九國公約》等對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來源：britannica.com）

第二，他強調二十世紀中國內部的首要問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潰，這種在外來沖擊下國內各種制度全面崩潰的形勢，導致中國的現代轉型不可能采取胡適等希望的點點滴滴的社會改良方式，因為緩進的社會改良只能依托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較高正當性基礎的政治統治階層的存在才可能，而二十世紀中國首先面臨的問題恰恰是“統治階級的解體和整個政治制度的崩潰”。鄒讜因此指出，“講到內部因素，我想強調，自宋代以后，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體的集團，非常鞏固、穩定，也非常有連續性。在二十世紀的變革中，這樣一個統治階級消失了，要找到一個有同樣鞏固的社會基礎、有同樣的穩定性、連續性的統治階級，并建立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是件非常困難、非常需要時間的事。”鄒讜認為，二十世紀中國這種全面崩潰全面危機的形勢，使得中國幾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會革命”來達成“國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個強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導力量憑借一套強有力的現代意識形態來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動員，以尋求使“國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廣大社會階層的支持上。他認為這正是為什么共產黨能夠戰勝國民黨的根本原因所在，即共產黨所訴諸的現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使它能夠強有力地同時動員知識分子和社會底層參與中國革命。但是這種“社會革命”的道路，雖然能有效地達成“國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時又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社會革命”導致政治權力全面進入并主導一切社會領域，革命意識形態更要求個人和一切社會團體的無條件服從，從而極大地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的自主發展。

1928年北平市民慶祝北伐勝利。原照片刊登于《良友》，標題為“北伐成功祝告總理及北平巿民祝捷大會：萬國新聞社王小亭攝北平巿民祝捷會之群眾”（來源：cnbksy.com）

鄒讜因此認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即個人自由與國家制度重建的張力。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空前地釋放了無數個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產生了中國新型的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和自由個人及團體；但另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使得中國這些新型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盡快達成“國家制度重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外來侵略的巨大壓力下，“國家制度重建”的目標以“社會革命”為手段而強有力地達成，但同時卻極大地犧牲了個人自由的目標。鄒讜因此高度重視中國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認為改革的實質是政治權力逐漸退出社會領域，以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但他同時認為，改革的過程也隱含著一種危險，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構架全面崩潰的全面危機，蘇聯的瓦解即是例子。他晚年因此特別注重研究蘇聯和中國改革道路的不同，認為中國的改革有可能避免蘇俄式的全面崩潰全面瓦解的道路，而走上以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為依托而漸進改良的道路。這本《中國革命再解釋》即特別體現鄒先生晚年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尚記得一九九三年鄒先生編定其第一本中文文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時，曾命我為之序，而在看了我的序后，鄒先生又“思潮起伏”，竟用五個月的時間寫成其長篇后記“從傳統權威政治系統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在開始編選這本文集時，鄒先生亦曾與我戲言，說或許我再寫一篇序言又能激發他“思潮起伏”從而再寫一篇長文作跋，未料我離開芝加哥沒多久，就傳來他去世的消息。如今再為鄒先生這本文集寫前言，不能不讓我感到分外寂寞。我常覺得，鄒先生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要比我更為樂觀，我相信他在臨終前仍然會堅持他十多年前的下述基本看法：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確遇到了許多挫折；不過從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國二十世紀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相當于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幾百年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經濟發生最大變化的時期進行的。所以，中國二十世紀所經歷的挫折和困境，雖然不能說完全不能夠避免，起碼也是很可理解的。對于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個遠大的歷史眼光，不然就會過分估計了失敗，對前途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二〇〇二年元月于香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