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與胡先骕：兩位傳奇，一段佳話

shineboy1 2024-03-08 發布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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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2日及5月24日，中華讀書報先后刊發了《〈東北游記〉的歷史與現實意義》與《世間曾有胡先骕》，分別紀念近代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現代化鄉村建設先驅、社會改革家盧作孚先生與中國近代科學史及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胡先骕先生誕辰130周年，反響俱佳。值得一提的是，兩篇文章的作者盧曉蓉女士和胡曉江女士分別是盧作孚與胡先骕的孫女。

百年前，盧作孚與胡先骕互為欽慕，攜手奔忙，在中華大地上展抱負、救國家；百年后，兩人的孫輩四手聯彈、九易其稿，合寫下《盧作孚與胡先骕》，讓兩個不同卻相通的魂靈在歷史時空中重逢際會。云高水闊，長風泱泱，料兩位先賢應小以慰懷?！幷?/p>

盧作孚，四川合川人，生于1893年4月14日，逝于1952年2月8日。盧作孚自幼家貧，小學畢業即輟學，靠自學成才，是卓越的實業家、教育家、現代化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終身致力于“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盧作孚：《從四個運動做到中國統一》，載凌耀倫、熊甫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4月）。

盧作孚

胡先骕，江西新建人，生于1894年5月24日，逝于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自幼聰慧，人稱神童。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植物學家、中國植物學奠基人，同時也是一位著名文學評論家、教育家和古體詩人。

胡先骕

兩位先賢出生于一西一東，事業根基一南一北，除了都與科學和教育有緣外，既不同界又不同業，學歷更是大相徑庭，卻在時代浪潮打破千年帝制，叩開民主科學大門的剎那，聯手譜寫了國家現代化史上一段科學與實業相助相攜的友情佳話。

一

盧作孚的家鄉四川是植物學家夢想中的植物天堂。早從18世紀開始，就有外國傳教士進入四川尋找奇花異草，百多年間涌現出多位著名的植物獵人。最為國人所知的是亨利（Augustine Henry）和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威爾遜的成名作《一個博物學家在華西》于1913年出版，不久胡先骕就將書中有關中國西部植物群落的章節譯成了中文（胡先骕將威爾遜著作的第二卷第一章譯為中文，以《中國西部植物志》為題，發表于《科學》1917年第3卷第10期。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3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從1918年進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來的國立東南大學）任教之初，胡先骕就計劃去四川采集植物。雖然初試啼聲的地點最終改在了西方植物學家較少涉足的浙江、江西和福建（1920-1921），但去中國西部一直是胡先骕的夢想。1923-1925年胡先骕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結識了威爾遜，遍覽威爾遜從四川等地采集的植物標本。在威爾遜送給胡先骕的幻燈片上，中國西部森林的“山勢之雄矗，樹木之高大，令人神往”（《南京農業教育界之同樂會》，《時事新報》1925年12月28日）。回國后，胡先骕再次從哈佛大學籌措到了資金，準備帶隊于1927年入川。此時的四川匪患嚴重，威脅著胡先骕的采集計劃。也正是在1927年，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被地方政府任命為“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特組峽防團練局”（簡稱峽防局）的局長，職責正是剿匪和維持治安。兩人的生命軌跡得以交匯。

盧作孚不是一個尋常的警察局長。他有著社會學家的直覺，認為匪患不是一個單獨的現象，而是峽區社會經濟問題和人的精神面貌的綜合反映。盧作孚利用峽防局的平臺，主持了以重慶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地區現代鄉村建設試驗。他要將這個土匪出沒、民不聊生之地，變成現代化鄉村建設的樣板。盧作孚上任后頒布的第一個文告不是關于如何剿匪，而是《建修嘉陵江溫泉峽溫泉公園募捐啟》。他要把以北碚“經營成一個燦爛美妙的樂土，影響到四周的地方，逐漸都經營起來，都成為燦爛美妙的樂土”（《兩年來的峽防局》，江巴璧合四縣峽防團務局1929年刊）。

在盧作孚心目中，建成“燦爛美妙的樂土”的必由之路就是現代科學。為了給峽防局培養人才，盧作孚一上任便組建了北碚學生隊（《陳鴻恩呈局長文》[1927年6月8日]，重慶檔案館藏）。后來又仿效英國創辦了少年義勇隊（《兩年來的峽防局》，江巴璧合四縣峽防團務局1929年9月印發）。少年義勇隊定期兩年畢業，在學習文化知識和技能操練之外的重要任務就是采集動植物和礦物標本，以為開發當地資源打好基礎。

在南京的胡先骕與在北碚的盧作孚一拍即合。1928年4月，胡先骕組織的中國科學社川康植物標本采集團終于成行了。他派了自己在東南大學的學生、中國科學社會員四川人方文培帶隊。方文培組織了3個植物標本采集團，盧作孚調派8名學生隊員作為學習助理員。野外標本采集的條件十分艱苦，匪患更是威脅到采集團的安全，需要軍隊護衛才能行動，以至于方文培的采集記錄里留下了大量“土匪”字樣。盧作孚與胡先骕的初次合作，實現了中國科學家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在西部地區進行的科學考察（黃伯易：《舊中國西部慘淡艱危的科學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101輯[合訂本第35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在西部地區科學發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筆。

1928年10月，胡先骕和動物學家秉志等醞釀了一年的生物調查機構在北平成立，并以民國教育家范源廉（字靜生，1875-1927）的名字命名為“靜生生物調查所”。幾乎同時，盧作孚公布了在北碚建立“嘉陵江科學館”的設想（《嘉陵江上科學館》，《嘉陵江》報1928年11月11日），并開始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很快，“科學館”的設想又升級成“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宏偉計劃，其宗旨是“從事于科學之探討，以開發寶藏，富裕民生”（《科學院計劃大綱》，《嘉陵江》報1930年4月2日）。

中國西部科學院主樓惠宇樓原貌

1930年3至8月，盧作孚率北碚峽防局和民生公司人員赴南京、上海、北平和東北等地考察了多個科學研究機構，會晤了科學界諸多新朋故舊，為創辦西部科學院學習經驗。盧作孚在7月18日的日記中記錄道：“午后參觀靜生生物研究所（調查所），搜集的動植物標本很富；于木材，于果樹，于蝦，于蟹，更有專人研究。”除了訪問，盧作孚一行人還采集和交換了西部地區見不到的動物的標本，如螃蟹、螺螄、蚌殼等，還從山東嶗山的捕鳥人手中買到了四只山雞。盧作孚感嘆道：“（這些山雞）由此竟有了萬里游歷之后遠入四川的機會。倒是許多人們應該羨慕的?！保ūR作孚：《東北游記》，載《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后來這些標本被陳列于中國西部科學院附屬博物館里。

幾年之間，盧作孚的北碚學生隊——少年義勇隊前后六次參與了中國科學社、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等科學機構的大規模標本采集工作。少年義勇隊員們與科學家們一起進入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和大小涼山等地區，采集了大量動植物標本，為西部科學院生物研究所打下了材料基礎?，F在公眾還可以在重慶自然博物館看到部分當時的標本。

二

中國西部雖然擁有無比豐富的自然資源，卻存在一個嚴重的短板——人才匱乏。雖然西部科學院在1930年9月宣布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之緣起經過及未來計劃》，重慶檔案館藏），但因缺少專業人才而無法開展真正的研究。西部科學院建立之初“無人、無錢、無事，凡百皆憑空手創造”（江巴璧合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峽區事業紀要》，重慶新民印書館，1935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8年前的1922年，我國化學工業先驅范旭東（1883-1945，范源廉之弟）出資十余萬銀元在天津創辦了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這是中國企業家創辦科學機構的先聲。黃海工業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重要原因是范旭東聘請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化學博士孫學悟擔任主理。但遠在西部偏僻之地的盧作孚就無法憑“地利”帶來“人和”。這時胡先骕和朋友們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1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正式與中國西部科學院合作。1932年，年僅24歲的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畢業生俞德浚（1908-1986）被胡先骕派往西部科學院擔任植物部主任，開展了大規模植物資源考察。在西部科學院的三年成了俞德浚一生輝煌的植物學事業的起點。

有了專業人員，工作就更有章法。峽防局1932年的北碚植樹記錄上寫著：“峽局以該地（體育場之左側山坡）地勢高敞，風景絕佳，于此培植森林，不但可以點綴風景，尤可布置公園，特于是處相度地勢，審查土質，開辟道路，筑壇作室，以為園庭之準備。選造風景林，植有落葉松一千五百株及三角楓一千株。次于沿路及隙地，植法國梧桐，白楊，青楊，洋槐，合歡鐵樹，西湖柳，棕竹，龍爪柳，冬青楊柳，四季柑，桃，李，梅，杏，石榴，桂花，夾竹桃，紫薇，紫荊，海棠，玉蘭，木筆，芙蓉等各就所宜，栽植各樹，共計二萬四千株。觀葉觀花觀果，無不曲盡其妙。或紅或紫或綠，舉皆表顯特別風趣，以成為今日之博物館及平民公園之大觀。”（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

一個俞德浚當然不能滿足西部植物大業的需求，胡先骕要繼續為盧作孚找人，所以“年來為西部科學院組織植物采集隊聘任植物部職員等事，已數數（次）與其創辦人盧作孚通函”（胡先骕：《蜀游雜感》，《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從胡先骕1933年5月17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之前曾向盧作孚推薦了一位“惲君”，未成之后，胡又聯系了自己的另一名學生：“……所談惲君以妻病，不能來川，骕又詢問前東大植物系畢業李君，不知彼肯擔任此事否。李君本在金大林科肆業有年，后轉東大，從骕習植物分類學，曾任江西廬山林場職，現任沈陽某中學校長，人極精干，學問卓有根底。彼有不愿留沈之意，如彼肯入川，必能為西部科學院一重要人物也?！北R作孚高興地將此信登在了5月24日的《嘉陵江日報》上（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7卷）。

川渝地區的經濟遠遠落后于東部，中國西部科學院又是初創，生活及工作條件都極為艱苦。胡先骕既要為盧作孚尋找人才，又要為年輕學者的小家庭商議一個合適的待遇。1933年6月7日，胡先骕再次寫信給盧作孚為李君商談工資事宜：“前得航空函，知薦李君辦植物園事已蒙允可。茲接李君來函，亦允西上，惟彼須在七月一日以后方能離遼……彼之薪金暫與季川[俞德浚]相同，每月百元，惟彼有家室，與季川之單人者不同，萬不可有拖欠，庶能安心作事也?！保S立人主編：《盧作孚書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胡先骕在中間來回溝通，反復叮囑，可謂其情殷殷。但這位年輕人最終還是退縮了。他沒有去艱苦的四川，而是選擇了條件更好的青島大學。胡先骕就此事回復盧作孚的信沒有保留下來，但在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胡先骕說道：“李XX前本允赴西部科學院任主持植物園事，四川已寄旅費，今乃就青大職，一面失卻一難得之事業，一面致骕對盧作孚先生失約。過于計算，反至弄巧成拙，殊為不智也?！保ê润X致劉咸信，1933年8月7日。《胡先骕全集》第17卷）在西部科學院招募人才的過程中，類似這樣的挫折想必屢屢出現，畢竟并非所有人都具備盧作孚和胡先骕那種將偏僻的西部視作“難得之事業”的大眼光。

在胡先骕的視野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定位早已超出了四川，甚至超出了整個中國。在胡先骕的聯絡下，美國《自然》雜志于1932年12月24日報道了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立的消息，其中特別強調西部科學院的標本館與植物園將參與國際植物標本和種子的交換與售賣（Nature，第130卷第3295期，1932年12月24日）。這才是胡先骕的目標——中國的學者和中國的科學機構要成為國際科學舞臺上的重要成員。

三

在幾年的書信往來和事業合作之后，胡先骕與盧作孚于1933年8月9日在漢口的民生實業公司辦公室里見面了。胡先骕到漢口是為了從此處乘船去重慶參加盧作孚作為“地主”的中國科學社第18次年會。誕生于美國的中國科學社自1919年回到中國舉辦第4次年會以來，一年一度的年會幾乎全部在上海、南京、北京、廣州等東部城市舉行。雖然科學社的組織者早在1926年就試圖將次年的年會帶入中西部城市（成都或長沙），但1927年的年會還是無奈地回到了上海。唯一的例外是1932年，中國科學社在古都西安舉辦了第17次年會，但到會會員僅21人，宣讀論文僅6篇，可謂最冷清的一次年會。（張劍：中國科學社年會分析（1916-1936），《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盧作孚要請科學社到更加偏遠更加落后的四川重慶舉辦年會，面臨的挑戰肯定遠遠大于西安。

盧作孚與長子盧國維1933年在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會場合影

沒人知道年會會長盧作孚花費了多少精力來籌備會議和協調各方資源。只知道在1933年8月4日，第一批科學社成員幾十人從上海登上民生公司的“民貴”專輪，一天后船到南京接上南京和天津的社友，再行三天到漢口接上武漢和北平的30位社友，最終72位科學社社員同船共渡。隨行還有新聞記者和影片公司的攝影師。民貴輪繼續沿長江逆流而上三日，“鼓勇入峽……重巖疊嶂，波濤洶涌……船行江上，疑無去路……”，船到重慶已是8月15日。民貴輪在軍樂與爆竹聲中到港，岸上觀眾數千人，到處洋溢著節日的氣氛，重慶商政軍學等各界代表數十人登船迎接（《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紀事》，《科學》第18卷第1期，1934年1月）。重慶全市各大報紙用“印紅報”的方式表示歡迎（《中國科學社年會詳志》，《申報》1933年8月27日）。不僅所有參會者享受了民生公司的半價船票，而且盧作孚成功游說四川實際軍事統治者——“四川善后督辦”劉湘來承擔參會者到重慶后的“一切飲食住所及舟車諸費”（《中國科學社年會本屆在四川北碚舉行，一切用費由劉湘擔任》，《大公報》[天津]1933年5月6日）。

年會開幕典禮于8月17日上午在重慶公立師范學校舉行，下午在青年會、總商會、川東師范學校三處同時開分會，每處的聽講者都有五六百人。在重慶市總商會的學術演講會上，胡先骕作了《四川農村經濟復興問題之討論》的演講。演講最后胡先骕感慨地說：“四川人太能干，太聰明了。貴省盧作孚先生，他作事負責任，有勇敢，多經驗，我真佩服。他倡辦西部科學院，我在靜生生物調查所，相隔很遠，但我特別盡力幫助他，希望列位也取法他的精神和毅力，四川才有辦法?！保ê润X：《四川農村復興問題之探討》，《科學》第18卷第4期，1934年。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胡先骕說出了所有參會者的心聲。

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合影（1933年8月17日于重慶川東第三師范學校），前排右12胡先骕，后排左3盧作孚。

8月18日晨，盧作孚陪同科學社社員乘“民福輪”前往120里之外的年會主會場——北碚溫泉公園。這里就是五年前（1927年）盧作孚上任峽防局局長之初“不務正業”建設的那個公園。此時的“北溫泉”公園綠樹成蔭，繁花似錦，百鳥啾啾，泉水潺潺。平時名人雅士吟詩作畫、流連忘返，如今成為中國科學社年會的理想會址。

不僅北溫泉美若仙境，整個北碚都是一個大花園。8月19日上午，全體參會社員分20組分乘120架肩輿（滑竿）游覽縉云山。1932年前后，盧作孚曾帶著縉云山寺院管理者隆恕等人上山考察，除了寺院，還考察了珍稀林木和黛湖等風景勝地?！埃N云）寺位溫泉公園后山，森林參天，古木極多，……此地甚高，夏可納涼，冬可賞雪。為游覽極佳之地。”（黃子裳、劉選青：《嘉陵江三峽鄉村十年來之經濟建設》，《北碚月刊》第1卷第5期，1937年1月1日）自此盧作孚將縉云山與溫泉公園連為一體。在游山過程中，胡先骕向西部科學院農場負責人劉雨若給出了在縉云山紹隆寺附近建立1000畝植物園的具體建議（《胡先骕談高山植物園的計劃》，《嘉陵江日報》1933年8月27日）。這個提議正中盧作孚的下懷，植物園很快建立起來，不過不是胡先骕提議的1000畝，而是整座縉云山！半個世紀之后的1982年，由盧作孚開創的縉云山風景區被列入全國第一批44個重點名勝風景區，并在2001年成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8月19日下午2時中國科學社在縉云寺大講堂召開第二次社務會。盧作孚、任鴻雋、胡先骕等九人當選中國科學社社刊編輯。中國科學社向西部科學院贈送了科學社所屬上海科學儀器館制造的物理、化學等先進國產儀器40余種作為永久的紀念物（《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紀事》，胡先骕還帶頭捐了款（《本社第十八次年會紀略》，《社友》[中國科學社發行]第36期，1933年12月4日）。8月20日宣讀學術論文。此次年會共計118位會員參會，宣讀論文42篇。

《社友》1933年第36期第9頁，載有中國科學社參加第十八次年會的科學家為中國西部科學院捐款信息

學術會議結束之后，科學社成員又應劉湘的邀請進行了歷時半個月的蜀地考察?？茖W社成員乘坐五輛大汽車沿著剛剛貫通的近千里的成渝公路奔赴成都。24日胡先骕、秉志等幾位理事代表中國科學社拜訪了劉湘和軍閥軍長楊森，雙方“暢談四川建設計劃”（《本社第十八次年會紀略》）。25日訪問四川大學時，這些外省客人還遭遇了一個極具蜀地特色的“歡迎儀式”——“正當賓主舉杯酬酢之際，忽桌面搖動、梁瓦有聲，蓋地震也！同人俱起，急趨屋外……”（《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紀事》）科學家們行程滿滿，在成都、新都、廣漢、嘉定等各地參觀交流演講考察，直到9月8日全員搭乘“民憲輪”告別重慶返航上海。

中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8月24日，《大公報》（天津）特派記者在成都用航空郵件寄出了關于年會的新聞稿，沒想到稿子被成都的“戒嚴部”攔截檢查，以至于延誤十多天，9月5日才姍姍到達天津報館?！洞蠊珗蟆肥盏礁遄雍笠埠敛豢蜌?，直接把延誤原因照登了出來（《中國科學社組植物學會——由渝赴蓉途中之素描》，《大公報》[天津]，1933年9月6日）。蜀地軍閥割據造成的政治局勢之錯綜復雜，可見一斑，由此也可推想盧作孚在其中運作的難度。

這場盛極一時的年會，在中國科學社的歷史上留下了耀眼的一頁。雖然之后也有人數更多和論文更多的年會，但重慶年會計劃之復雜、活動之豐富、地域之廣闊、時間之長、組織之高效都是無與倫比的。這是全國性的學術組織首次入川。正如盧作孚所期望的，中國科學社與四川的互動互惠對四川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盧作孚：《中國科學社來四川開年會以后》，載《盧作孚文集（增訂本）》）。新聞報道稱“川中人士，莫不熱烈盼望用科學家之力量轉移政治心理，俾趨于和平建設一途”（《中國科學社年會記》，《民報》1933年8月27日）。年會通過的六項提案中有兩項直接針對四川的現代化：《建議四川省政府組織四川富源調查利用委員會》（胡先骕提案、十三人聯署）、《為提出成渝鐵路計劃書擬請由科學社建議四川省政采擇修筑理由書》（盛紹章提案、胡先骕等聯署）?？茖W社年會之后，其他學術組織相繼入川：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四川考察團于1934年4月入川，中國經濟學會也計劃將1935年的年會放在四川召開（后于1938年實現）。

將中國科學社年會成功帶入四川是盧作孚的大手筆。從整個組織過程中，人們已可窺見五年后（1938年10-12月）盧作孚指揮那場驚心動魄的“宜昌大撤退”時的氣魄和才干。年會結束后，胡先骕撰寫長文《蜀游雜感》，連載于1933年10月1日和8日的《獨立評論》上。其中1700多字的《四川杰出人物盧作孚及其所經營之事業》一節對盧作孚的理想抱負及業績做了全面介紹。他感嘆道 “（川）省執政者有若盧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執政者有若盧君者十人而中國治?！保ā妒裼坞s感》）

四

盧作孚組織的1933年重慶年會也助力了胡先骕的事業走向新的高峰。在重慶年會上，胡先骕發起了醞釀已久的中國植物學會，并于8月20日在西部科學院召開了成立大會。這標志著中國植物學終于有了自己專業領域的學術組織（以1933年重慶年會為起點，中國植物學會在2023年舉行了90周年慶典）。胡先骕同時宣布《中國植物學雜志》的創刊，更是提議次年的中國植物學會的首次年會要與中國科學社第十九次年會聯合舉辦。胡先骕宏通的視野與合作的精神在此事上充分體現出來。在1934年6月的科學社理事會上，胡先骕再次闡明了自己的觀點：“近數年來，各種專門學會漸次存立，彼此初無聯絡，本社（中國科學社）為國內最大之學社，包羅各科，實有聯絡各個專門學會之地位。社員葛利普博士曾迭次提議仿照英美科學促進會之辦法，于每年年會時輪流邀請其他一二專門學會同時開會，已資共同討論特殊問題。本年中國植物學會，擬首先與本社年會聯合開會，又中國動物學會，亦擬在本社年會中開成立大會……”（《中國科學社本屆年會決組論文演講兩委會，推胡先骕竺可楨為委員長》，《申報》1934年6月19日）

在重慶年會上，照例要商議下一次年會的地點。正如盧作孚將1933年的年會拉到了重慶，胡先骕提出動議要把次年（1934年）的科學社年會與植物學年會一起放到江西廬山。但1934年是中國科學社成立20周年，很多人認為大慶之年的年會應該在科學社“大本營”南京和上海開（《中國科學社年會續志》，《申報》1933年8月31日）。胡先骕在會上說服了大家同意把廬山列為會址選項之一，為自己創造了繼續為廬山選項增加分量的機會。

胡先骕對“廬山年會”勢在必得，是因為此時他已有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在廬山建一個現代植物園。1933年1月胡先骕撰寫的《復興江西建議書》得到江西政府主席熊式輝的認可（《復興江西——胡先骕條陳熊式輝》，《中央日報》1933年1月20日），4月份胡先骕回江西又當面推動熊式輝建立江西省農業院，而現代植物園自然是農業復興的題中之意（《廬山森林植物園靜生生物所江西農學院合組》，《大公報》[天津]1934年6月30日）。此時的胡先骕已試圖創建植物園達7年之久。他從1926年就曾籌劃在南京明孝陵附近建植物園，但因北伐軍興而不得不放棄；繼而在1928年籌劃在北京西山建植物園，但被他人認為計劃過于龐大而沒有得到支持。這次胡先骕把目光投向了他曾經擔任過森林局副局長的廬山。今日的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廬山是因為植物多才被選來建植物園，實際上當時的廬山已經因長期過度砍伐而“童赤景象，觸目皆然”（胡先骕：《廬山植物》，《廬山志》卷八，1933年。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卷）。胡先骕了解廬山的氣候和土壤適合未來的植物繁育，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廬山的歷史文化積淀和政治地位將有利于一座大型現代植物園的生存和發展。

從重慶年會到廬山年會之間的時間里，胡先骕為落實植物園而四面出擊、八方聯絡。胡先骕用盧作孚在縉云山建植物園的例子公開喊話各方：“（本人）有意在北平創一植物園，數載于茲，尚無眉目，而遠于數千里外在作者指導之下之植物園在最短期內，即可實現，可見在適當領袖人物領導之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蜀游雜感》）最終，胡先骕以他的愿景、堅持和合作精神實現了江西省農業院與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合作。各利益相關方出錢、出地、出人，“廬山森林植物園”的關鍵要素終得以在1934年3月份落實（詳情可參考胡宗剛著：《廬山植物園最初三十年》第一章“胡先骕與廬山森林植物之創辦”，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初，中國科學社理事會將年會地址定在了廬山（《中國科學社理事會議》，《時事新報》[上海]，1934年4月10日）。對胡先骕在這個過程中付出的心血，盧作孚一定心有戚戚。

1934年8月，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典禮、中國植物學會首次年會，和中國科學社第十九次年會三件大事同時在廬山舉行。盧作孚來到廬山見證了胡先骕科學事業的高光時刻。

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合影（1934年8月20日），前排左1為胡先骕

8月20日下午，胡先骕主持了廬山森林植物園的成立典禮。學界政界代表百余人參加，除了眾多生物學、農學和林學領域的科學家之外，嘉賓中還有實業家范旭東、中基會干事長任鴻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國立編譯館館長辛樹幟，合作方江西農業院的院長董時進和幾位政府要員的代表，陣容“可謂極一時之盛”，盧作孚以西部科學院院長的身份發表了講話。來賓無一不對廬山森林植物園表達了熱切的期望（《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典禮紀盛》，《中國植物學雜志》第1卷第3期，1934年）。

《中國植物學雜志》1934年第1卷第3期載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典禮

廬山森林植物園不負眾望。植物園位于一個名為“三逸鄉”的狹長山谷，“眾山環拱，下瞰鄱湖，中貫以清溪一道，終年不涸；土質肥美異常”（《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立典禮紀盛》，《中國植物學雜志》1934年第1卷第3期），占地近一萬畝。因為選擇好、面積大、科研起點高、國際網絡廣，植物園建成的第二年就與國內外植物機構進行了種子交換，涉及國外18個國家（《廬山植物園最初三十年》）。以先有植物園而后有植物的模式，廬山從此得以迅速恢復植被并開展大規模的植物引種馴化。從建立到抗戰爆發之前的短短幾年內，廬山植物園取得了令人驚艷的科學成就，躋身于世界著名植物園之列。

植物園成立典禮的次日，盧作孚繼續參加中國科學社第19次年會。此次年會“到社員二百余人，論文竟達一百二十余篇，為年會之創舉”（《中國科學社年會畢》，《申報》1934年9月5日）。被胡先骕派往北碚的俞德浚，此時作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的代表參加了中國科學社年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同時與中國科學社召開聯合年會，為以后的“聯合年會”模式開創了成功的先例。中國植物學會首次年會共提交學術論文33篇，占聯合年會全部論文數量的四分之一強。中國植物學會宣布以后將以學會的名義派人參加世界植物大會。胡先骕則被眾望所歸地推選為中國植物學會會長，并在會上正式號召全中國的植物學家合作編纂《中國植物志》（胡先骕在中國植物學會第一次年會上的提案，《中國植物學雜志》第1卷第3期，1934年9月。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

1934年中國科學社第十九屆年會合影，攝于廬山蓮花谷青年網球場

科學社等四團體的廬山聯合年會是江西科學史上的一次盛會。不僅兩百多位中國科學家濟濟一堂，還有多位政府要員參與交流，閉幕后舉行的公開演講更是吸引了普通公眾逾萬人?？茖W組織和科學活動為江西社會注入了巨大的現代化活力。

五

胡先骕與盧作孚一樣，認為科學是全社會的責任。他在1934年8月的文章《論社會宜積極扶助科學研究事業》中寫道：“在今日而言興辦實業，亦非提倡科學研究不為功，而科學研究決不能僅恃政府，而必須社會以積極扶助。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千萬元在中國創辦協和醫學校，其嘉利中國者極巨。吾謂社會領袖，急公好義初不后人，寧為繼洛氏之后，積極扶助科學研究之人乎？吾且為國家與民眾馨香禱祝之?！保ê润X：《論社會宜積極扶助科學研究事業》，《科學畫報》第2卷第2期，1934年8月。收入《胡先骕全集》第14卷）盧作孚對胡先骕的呼吁深以為然，立即請《嘉陵江日報》轉載胡的文章，“惟愿國人川人，都一注意讀之”（《嘉陵江日報》1934年9月11日）。

在廬山年會期間，盧作孚還與陳立夫進行了從“禮義廉恥”到“國家現代化”的晤談。之前陳立夫已經在很多場合宣講過“禮義廉恥”，目的是弘揚中國儒家道德觀。而盧作孚將“禮義廉恥”從個人準則外推到了國家建設，并認為只有通過科學技術才能實現現代國家：

陳立夫先對“禮義廉恥”的解釋，打了一個比喻：“有了兩杯茶，多的一杯讓給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謂禮；只有一杯茶，不夠兩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請你吃，此之謂義；有兩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謂廉；我假設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恥。”

盧作孚笑答：“陳先生這個解釋很實際而又具體，在原則上我是極端贊同的。要是本這個意義，更進一步，把只注意對人的方面改變到對事的方面，把只運用在過去應酬上的禮義廉恥，也運用到現代的國家建設上來，豈不是更有意義而更好嗎！…… 好比一樁經濟事業賺得的錢，大多數撥歸公有，繼續作生產的用途，個人則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此之謂禮；一樁公眾的經營，今天沒有錢辦了，我們毀家紓難，枵腹從公，此之謂義；凡是公眾的財富，我們絕不茍且一點，此之謂廉；同時做一樁公眾的事情，假設我所做出來的成績，不若別人的好，此之謂恥。但是只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我認為還不夠，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說是消極的方面。我們還須得盡量運用現代世界上的科學技術，才能夠完成一個現代國家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張守廣：《盧作孚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對盧作孚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深廣的公義情懷，胡先骕并不陌生。當1933年胡先骕在漢口第一次見到盧作孚的時候，盧作孚剛滿40歲，可已“貌若五旬”，且“須鬢蒼白，短小瘦弱”。以至于胡先骕擔心“盧君食少事繁，各種事業均未穩固，是否能永不崩墜？”但同樣“短小瘦弱”的胡先骕準確地看見了瘦弱軀體之內真正的盧作孚——“其目光冥然而遠，其聲音清而尖銳，一望而知其有（為）理想家，而非現實主義者。蓋其辦事之熱忱，舍己耘人之精神，有大類宗教改革者。”（《蜀游雜感》）

雖然盧作孚與胡先骕在常人眼里有著巨大的差異，但二人卻有著極為相似的精神內核。胡先骕是一位“具有事業家精神的科學家”，盧作孚是一位“具有科學家精神的事業家”。二人都是以理想為動力的創業型領袖，“在一張白紙上去著丹青”（盧作孚：《中國應該怎么辦》，《盧作孚年譜長編》），于是握手即成知交。

附：

四川杰出人物盧作孚

及其所經營之事業

文/胡先骕

此次入川，科學社社員皆乘民生實業公司所派之民貴專輪。作者年來為西部科學院組織采集隊，聘任植物部職員等事，已數數與其創辦人盧作孚通函；至與盧君晤面，則初次尚在漢口民生實業公司辦公室中。盧君為一貌若五旬，須鬢蒼白，短小瘦弱之人，其目光冥然而遠，其聲音清而尖銳，一望而知其有（為）理想家，而非現實主義者。蓋其辦事之熱忱，舍己耘人之精神，有大類宗教改革者，故其事業進步之速，亦出人意表也。

盧作孚手跡

盧君昔日并未受何等專門教育，然其才智過人，久為楊軍長森所識拔，在其部下任職有年；終鑒于在政府任職，受政潮之牽率，每每勞而無功，遂毅然從事社會事業。盧君有兩大事業，一為民生實業公司，一為峽防局。先是嘉陵江小三峽一帶，以其地位于數縣交界之處，為盜匪之逋逃藪。盧君出任峽防局長后，乃辦團防，首將盜匪肅清。繼乃經營北碚鎮市政，禁賭博，禁鴉片，辦中小學，立醫院，設民眾俱樂部、圖書館等。近數年國內外學術機關入川省采集動植物標本研究地質學者踵相接，盧君皆派練習生從之采集。后乃創辦西部科學院，籌設農事試驗場。計西部科學院中已成立者，有動物、植物、地質、化學數部，雖凡百草創，然已漸有規模。其經費概出于捐募，捐募不足則不惜出于借貸。今科學院之二萬金巨廈，即借款建筑者。其植物與昆蟲采集隊，已深入西昌、會理、川邊、青海各處，成績燦然可觀。似此身非科學家，處竭蹶之經費狀態之下，而提倡科學不遺余力者，吾國殆只盧君一人焉。其自治成績之卓越，固不僅其轄制之區域內，無盜匪煙賭之蹤跡，其所辦之學校與通俗教育尤有朝氣。其所創辦之溫泉公園，竟使盜匪庋藏肉票之魔窟，一變而為重慶附近最美麗之避暑區域。近且議在溫泉附近之縉云山上創設植物園。作者有意在北平創一植物園，數載于茲，尚無眉目，而遠于數千里外在作者指導之下之植物園在最短期內，即可實現，可見在適當領袖人物領導之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

至其經營民生實業公司之成績，尤為可驚。先是川江自通航輪以來，行駛川江之輪船，多為招商、太古、怡和、日清諸公司。川人自組航業公司者固亦有人，然以經營不善，虧累日巨，幾于全體崩潰。盧君首創民生公司，始于合川，初于民國十四年募集資本以兩萬元為度而實收不過八千元，用購行駛合川重慶間小輪“民生”，復在合川設立電燈廠。“民生”輪營業有利，乃于十六年增收資本至五萬元。嗣后又增購小輪，設立機械工廠。后乃與各輪船公司合并，至二十一年遂有輪船二十一艘，行駛渝涪渝合渝敘渝宜渝申五線。以管理之合理化，故雖在四川紊亂之政局、崩潰之經濟狀況之下，其它輪船公司經營日有虧累，民生公司航業尚日有欣欣向榮之狀。通常各輪船之管理皆委托于商人階級之買辦，故上自買辦下至茶役皆營私舞弊，無所不至；民生公司各輪之經理，乃多以中小學校長教員之類人物任之，故弊絕風清，氣象迥異。某輪在昔日由宜昌航行至重慶，每次須煤一百六十噸，自歸民生公司經營后，則耗煤之量減至每次六十噸。昔日茶役每月收入以千百金計，狎妓豪賭，有如富紳，今則此風絕跡。又該公司自創辦以來，從無一輪遇險，而他公司之船，則時以觸礁聞。凡此種切，皆可證明盧君一人之人格，與其苦心之擘畫，有以使黑暗沉沉之四川社會中，逐漸發展方興之曙光也。

盧君之辦社會事業，并不忘情于四川政局之改革。二十一軍劉軍長（湘）曾屢邀其任航務處長，固辭不已，乃任斯職，而以何君北衡為之副。迨何已得劉之信任，則辭職而薦何為繼?，F在何實為彼政界中之替身，而亦劉部下最有新頭腦之人。此次“安川”軍事告一段落之后，盧君即游說諸軍閥巨頭勸之息內爭，以共趨建設之途；以彼在社會上地位，其言論殊為軍人所重視。此次科學社在重慶開年會，即彼所主張；彼且說劉湘電邀中國工程學會于明年暑假、中國經濟學會于后年暑假入蜀開會，冀有以一洗四川各界陳腐昏瞀之空氣，而稍收腳踏實地之建設功效。吾嘗謂川省執政者有若盧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執政者有若盧君十人而中國治。惟可慮者，四川之惡勢力，是否為有心人如盧君者所能克服；而盧君食少事繁，各種事業均未穩固，是否能永不崩墜。王陵基師長曾與盧君戲言：汝之事業，余以一排兵可破壞之無余。四川政局之可危，盡在此一語之中也。（胡先骕：《蜀游雜感》，見《獨立評論》第70號，193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