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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過頭來看西歐其它君主制國家的君主稅收問題。 自公元4世紀末羅馬帝國解體之后，在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下，歐洲的封建君主們幾乎再也沒有能夠恢復此前帝國時期的征稅能力。 面對越來越大的財政開銷，君主們只有兩種途徑來籌集資金，要么是加強封建集權，把權力轉變為現金，要么是另起爐灶，建立新的稅收體制。 顯然，第一條完全取決于封建君主的個人能力和水平，如英格蘭的亨利七世，通過縱橫捭闔運用權力，把國庫弄充盈。這也只能說是間歇性地維持而已。 同時期中國的皇帝們，也只能走這條路，通過盤剝商業階層、打擊土豪劣紳、運用酷吏等手段來充實國庫。 本質上，這條路只能做到重新分配財富，而非開辟財源。 第二條路當然要難得多，開辟新的稅收，這在歐洲封建君主國的政治架構來看，是一件很難的事——議會和城市的存在，使得君主在收稅，尤其是征收新稅的問題上變得非常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提到，議會并非英格蘭首創，最早的議會應該是1059年法國的亨利一世召集的三級議會，也就是后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個三級議會。 國王在征稅問題上要征得公民的同意，這幾乎是歐洲封建國家從來就沒有能擺脫的“枷鎖”。 這也是今天正能量嘲笑西方體制效率低的根源。 所以，君主們最便捷的方式就只有第三條路——舉債。 一開始，君主們都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舉債——教會、修道院，這個不用多說。還真是虧得13世紀意大利城邦經濟發達造就的第一批牛哄哄銀行家出現，給了君主們更多的選擇。 這些銀行家及其家族們都開始系統性卷入到歐洲君主國家的政治紛爭中去，一時間涌現出了各種版本的胡雪巖式崛起和敗落。 尤為突出的是英格蘭的愛德華三世通過巴爾迪家族和佩魯奇家族的貸款，發動了對法國的戰爭，其后因為戰爭的消耗導致愛德華三世本人破產，使得兩個家族的貸款血本無歸。 這兩個家族的虧空，很快引發了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熱那亞三大城邦的銀行危機。 這可能就是第一次有記載的政治危機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 作者指出，簡而言之，這次危機的模式是，發達國家（意大利城邦）的企業組織，在一個欠發達國家（當時的英格蘭）投資，它們主要的目的是通過投資來獲得在這個欠發達國家中某個行業領域的壟斷（當時英格蘭的羊毛行業）。 可是欠發達國家的統治者，并沒有把貸款和投資用于價值創造和生產性投資上，而是耗費在了戰爭中，戰爭又沒有取得勝利，導致統治者破產，政府破產，連帶使得銀行家們破產。 這個模式，只要換掉當事人雙方的名字，可以直接應用在后世各個時期的金融危機上。 銀行家們成了國王的債權人，大家好的時候，還好，而一旦國王破產了，或者國王耍賴，那倒霉的就是銀行家——畢竟，國王手頭有政權，他可以肆意妄為地動用軍隊和平民的力量，要么是直接摧毀你，要么是故意激起民憤，掀動人們的仇富心理——這個招數，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13世紀，歐洲君主們最大的債權人，不止是意大利城邦的金融家族，還有一支強大的力量——圣殿騎士團。 這個組織，才是13世紀歐洲最神秘和強大的金融機構——有關詳細材料今后敝號會有專門的隨筆探討。 但即便是圣殿騎士團這樣的武裝金融機構，在面對賴賬的國王上也沒有什么辦法——14世紀初，圣殿騎士團就因為法國國王的賴賬，被國王發動政變，而遭受了滅頂之災。 相對平靜的14世紀過去，進入15世紀之后，意大利的城邦經濟逐步走向沒落。這其中主要原因是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逐步阻斷了歐洲通往亞洲的絲綢之路。 到15世紀中期，伊斯蘭的勢力已經遍及地中海，連同海上絲綢之路也給阻斷了，這可以被認為是意大利城邦經濟下行的開始。 隨之而來的，當然是金融家、工商資本家勢力的普遍衰落，這又引發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君主制在歐洲的全面強化。 一方面是面對伊斯蘭勢力的逼迫，一方面是西歐資本勢力的暫時虛弱。最為重要的一個意外因素，也是敝號此前2023年五篇幅隨筆的《伊莎貝拉 武士女王》中詳述過的，15世紀中期開始的，對美洲的發現和開發——地理大發現。 這個關鍵的發現，給被奧斯曼壓迫得奄奄一息的西歐諸國陡然間獲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間以及不可估量的資源支持，極大擴充了西歐國家的經濟活動范圍，接著就引領了西歐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西歐各主要王國突然間就獲得了巨量的外來財富，由是君主權力得到了極大的鞏固。幾乎都是在15世紀晚期，西歐涌現出一批強悍的君主，他們分別是：西班牙的伊莎貝拉、斐迪南，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一，神圣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英格蘭的亨利七世。
君主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相比之下，主持議會的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們就處于相對弱勢。 從這個變化可以看到，初期社會資本的積累，確實需要一定的君主集權和國家武裝。 當然，這一集權和武裝的體制基礎，仍然是議會與君主并行體制，君主再強悍，也仍然需要取得議會的同意和授權——不論是國王用武力逼迫，還是通過談判。 強悍如伊莎貝拉女王這樣的狠人，也依然對議會感到頭疼，需要時不時裝裝樣子。 你可以說他們虛偽，可從這虛偽上也能看到君主們對體制的尊重和自我約束。 西歐在發展公債市場的11世紀到13世紀之間，中國正是封建王朝市場經濟發展的巔峰——宋代。 但即便是在這個被公認為中國“古代經濟奇跡”的時代，信用交易也沒有達到同時期西歐各王國和城邦的水平——檢驗的標準就是利率，大宋政府放貸的利率水平在20%，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是36-60%不等，且沒有超過三年及以上的長期債務。 雖然率先開啟了紙幣工具，但在中國動輒就全盤推翻現有一切的循環傳統下，宋元之后的明代，就徹底廢止了這些資本主義經濟萌芽。 15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17世紀，整整兩百年間，來自美洲的黃金和白銀，支撐起了西歐的王權國家興起。金屬貨幣量和流通速度普遍增加，增促了消費市場的繁榮，而且進一步又促成了信用市場的進化。 作者特別指出，在13和14世紀受到王權打壓的銀行家和工商資本家階層，在15-16世紀又得到了恢復。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君主們財富大大增加，反而增加了對貸款的需要和還款意愿。 像西班牙，前去美洲淘寶的艦隊一個往返需要一到兩年時間，在此期間國王就會向銀行家們貸款，等到艦隊回來之后，再進行償還。 這種方式后來成了各國君主們普遍采用的習慣方式，一直延續到了16世紀。國王們開始采用諸如公債、年金等方式，籌資或者是獎勵支持自己的人。這些公債和年金又被大家拿到市場上轉售，進一步活躍二級市場。 這些二級市場體現為15-16世紀一批集市——香檳、里昂、安特衛普等，貨幣兌換、交割日這些基礎概念和工具已經熟練運用。 16世紀初期的安特衛普市場，已經有了一批職業金融工作者——資金掮客、翻譯、市場分析師等等。 這個時期，人們已經可以開始直接到市場上貸款，而不是找政府或者特定的銀行家借貸，市場貸款的利率水平可以低至10%。 安特衛普市場第一次出現了貨幣市場——用以將君主短期借貸轉變為長期債務的類貨幣基金出現，以股份方式向公眾出售。 也幾乎是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再次伴隨出現。信用市場繁榮，又因為借債屬于強勢君主所為，對于借款和用款決策缺乏議會約束，導致借債和用債的隨意性——相當于信用放水，泡沫膨脹。 君主國家之間一旦爆發戰爭，耗費翻番增長，又導致償債能力下降，產生違約，然后在銀行間連鎖反應。 1557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公開宣稱停止償付自己欠下的短期債務，被譽為史上第一次政府破產。 不僅僅是宣布，腓力二世實際上也是第一個用破產的方式了重構自己債務結構的人，即把短期債務強行轉變為長期債務，拉長期限來予以補償。他最主要的方式是把欠債轉變為永續年金，強迫債權人接受。 這些受到議會和教會約束的君主，即便是想賴賬，也做不到，還得想法轉彎實現。 腓力二世的破產，是早期西班牙金融財政運轉模式失靈的開始。這種模式，其本質上至今也沒有改變——以稅收和戰爭收益為抵押舉債，以政府信用背書把債權進行交易轉讓（要么是出售給接盤者，要么是短債長期化），讓財政源源不斷獲得接續的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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