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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經過多年考古研究，如今可以確認：該遺址是具有“王朝氣象的廣域王權”，即二里頭王朝。 由于二里頭遺址與夏桀之都斟鄩，在時空上與史書記載高度一致，因此如今被普遍認為是夏朝都邑，在二里頭的夏朝是貨真價實的王朝。 但問題是：二里頭為何具有“王朝氣象”，夏人為何能讓四方諸族臣服？夏朝始于距今4000年前后，二里頭上限距今3750年，只能算作“后半夏”，那么“前半夏”何在，是不是具有“王朝氣象”的特征？
首先是“前半夏”的問題，筆者此前文章已經談過，如今考證發現“前半夏”，最可能是在鄭州新密的新砦遺址。 去年，第三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春青：“河南新砦遺址發現有公元前2000年的龍山文化晚期城墻及護城河，公元前1850至1750年間的'新砦期’城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遺跡。新密新砦遺址可能為夏代早期都城”。
《李伯謙：新砦期遺存——“后羿代夏”確有其事的證據》一文指出：新砦期主體因素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發展而來，含有一定數量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李伯謙認為，新砦期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夏夷文化融合的結果。 總之，新砦遺址缺少“王朝氣象的廣域王權”的特征，而似一個區域性王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前半夏可能還不能稱之為“王朝”。
新砦遺址在前，二里頭在后，因此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夏人從新砦遷到二里頭。 問題在于：夏朝為何此時遷都，且遷到河洛之間的二里頭？對此，考古發現了一個非常“巧合”的現象。 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二里頭遺址之西北，兩個強大的政權先后衰亡。 首先是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臨汾襄汾，是“最早的中國”，如今被普遍視為“堯都平陽”。
前幾年調查發現，以陶寺遺址為中心，汾河以東、塔兒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圍內，南北存在兩大遺址群對陶寺遺址形成了拱衛之勢，其中周家莊遺址聚落主體近300萬平方米。因此，陶寺政權實力非常強大。 更為重要的是，陶寺距離洛陽僅240余公里（如今高速距離，直線距離大概只有一半），周禮記載“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洛陽大致處于陶寺王畿勢力范圍。 不過，在公元前1900年時，陶寺政權衰亡。當然，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作為一個龐大的勢力，不可能一夜全無，大概還有一些殘余勢力統治該地區。
其次是石峁遺址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榆林神木，面積約425萬平方米，是一座史前石筑巨城。 如今，對于石峁遺址的主人，學者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該遺址含有良渚文化因素，且必然是一個強大的政權。 近年DNA檢測發現，石峁先民是中國人的祖先，不是外來民族，且母系與陶寺遺址關系密切，因此有猜測石峁勢力參與攻擊陶寺早期政權，掠奪了大量陶寺女性。 石峁距離陶寺大概500公里，距離洛陽大概750公里（這是當下高速公路距離，直線距離大概只有一半）。既然石峁能夠攻擊陶寺，那么顯然洛陽也在其攻擊范圍之內。 巧合的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勢力開始衰亡。
由此可知，夏朝遷到二里頭前，陶寺與石峁這兩股強大的勢力先后衰亡，而留下了勢力空白。那么，夏人遷都與此有沒有關系呢？夏人從區域性政權升級為“王朝”，是不是也與吸收或征服陶寺、石峁殘余勢力有關？ 如今考古證實，二里頭具有多元文化，其中就包括石峁、陶寺文化因素： 首先是陶寺影響二里頭。比如禮制，二里頭文化中的主要禮器如玉器、樂器、漆器以及崇拜以蛇為原形的龍都和陶寺遺址一樣。 其次是石峁影響二里頭。學者韓建業《石峁與二里頭》指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還有來自于齊家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等的貢獻。” 因此，石峁、陶寺文化必然影響了二里頭，乃至兩者有殘余勢力加入了夏政權。
綜上，前半夏是區域性政權，與石峁、陶寺鼎立，但當石峁、陶寺衰亡之后，留下了勢力空白區，于是夏政權趁勢西進，或征服或吸收了石峁與陶寺的殘余勢力，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下，由此在二里頭時成為真正的王朝。 反之，如果石峁、陶寺還在，還保持強大的威懾力，估計夏政權不會、也不敢輕易西進，而在新砦遺址，還能借助嵩山山脈做屏障。 其實，作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夏朝，不太可能一上來就成為廣域王權，而這種從區域政權到王朝政權的進化，無疑更符合歷史邏輯。我們習以為常的很多東西，歷史上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的。 當然，這么說夏朝，可能有人認為筆者把中國王朝史說短了，但實際上不是把中國王朝史說短了，而是如今西方把古埃及、兩河等文明的王朝史說長了，而且大肆注水，過于夸張了。中國王朝的疆域、人口、物產等，又豈是西方的所謂王朝可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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