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段話傳得挺廣的:
通過階級特質來分析人的性格當然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關于階級的存在,以及階級的固化,這是我們都必須接受和理解的事情,不須抱怨,不須悲觀,也不須氣餒。誰不希望自己努力了之后能給后代帶來更好的生活和成長、帶來更好的機會呢?如果希望自己的積累能福蔭后代,又何苦看不上別人受到自己先輩的福蔭? 在歷史發展中,階級通常都是固化的。 關于這點,我想到的兩個最典型的時期,一個是周朝,一個是晉朝(特別是東晉)。 周朝,周禮大家應該都熟悉。孔子整天喊著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所謂禮,這里就包含著諸侯之禮、大夫之禮——每個階級之間應有的行事法則。而那時候的階級是天生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流氓兒混蛋。 想想這多么悲哀啊!放到今天我們接受么? 諷刺的是,實際上孔子的成就恰恰得益于他生活的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特別是戰國之開始正來源自楚王問鼎、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些亂禮之事。而所謂變法也更都來自于亂禮,把貴族手里的權利、爵位、土地奪走分給有功平民。周朝800年,貴族根深,可以想像矛盾之激烈,才有吳起變法被射殺,商鞅變法而被車裂。 晉朝,司馬家的皇帝之位受禪自曹魏家,而曹魏家的皇位又受禪自東漢老劉家,而東漢老劉家這皇位實際上是光武帝老秀從名義上繼承自他家遠支親戚西漢老劉家(劉秀是劉邦九世孫)——這些都意味著和平政變,也就意味上一代王朝除了皇族之外所有的政治勢力在新一代王朝都幾乎完整地得到保存,也就更意味著,這些世家大族在兩漢魏晉以及后面的南朝,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589年整整又是近800年的時間,幾乎可以長存。 東晉的世家大族,王、謝、桓、庾,這其中特別以王、謝為代表。我們從讀過的詩文就能想起來,謝安、謝玄、謝靈運、謝眺,王羲之、王獻之、王徽之,這些還只是文藝界。當年有“王與馬,共天下”,“不以王為皇后,必以王為宰相之說”,王家在東晉出過8個皇后,與皇室公主聯姻20多人,在整個魏晉南北朝中王氏更是出了五品官以上161人,出了一品官15人。 世家大族壟斷了朝政大權,更壟斷了教育資源,平常百姓是沒有什么機會讀書的,或者說他們讀的是“假的書”,所有的好老師好資源都在世家大族才能得到,所以整部東晉南北朝史就幾乎可以看成“四大家族和他們的跟班”的故事了。 而我們今天相信的“知識改變命運”、讀書可以成材,這些都有隋唐有了科舉制之后的事。科舉給了天下寒士一條上天的天梯,給大家一個可以不造反的理由,一條可以靠才華吃飯的理由。也才有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平常百姓家”的感慨。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些家族能通過家族傳承,保持富貴,如山西聞喜裴氏家族,從兩晉開始興盛,歷史上一共出了59個宰相,59個大將軍,皇后3人,太子妃4人,駙馬21人,七品以上官員3000多人,正史立傳與載列者600余人。 …… 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開篇中就講到: 「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不同的。不同處是:河內司馬氏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譙縣曹氏則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晉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 陳先生畢竟是大家,開篇就大氣磅礴指點江山。今日階級階層分化的論調反復重提,未來會越來越多,直到大家麻木而不再提及,大概也需要20/30年。在這幾十年間,法家寒門和儒家豪族間的歷史爭端和其經驗都相當值得我們學習。 懷古是為了論今。我朝自49年開國,至今才70余年,再貴的家族至今也才三代。而這些年間,主要有三次大機會,開國、改革開放、信息革命,造就了不少新貴,所以大家看到了讀書和經商有機會提升階層。 中國過去這幾十年是一個特殊的、從0 開始的新階段,所以出現了爆炸性增長的機會,有人因為幸運抓住了,有人因為睿智抓住了,因此先富起來了。社會階層就這樣分化了。但這種機會并不是歷史的常態,過去了就不會再有了。 但很幸運的是,我們來到一個新技術爆發的時代,新的技術一直在出現,一直有新的“紅利期”。比做電商、做 App、做自媒體、做短視頻、做直播……總是會有一小部分的幸運兒抓住了時代的機會窗口。 而我們在羨慕之余,是不是應該意識到,人家為了這些窗口,可能已經準備了兩代、三代呢?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書傳家必有后福。 我有一個論斷,人與人的競爭,是家財和家學為基礎的個人天賦和努力的競爭。(其中,我把權勢歸入家財,把天生麗質歸入天賦。) 所謂“跨越階級”從來就不應該是由一代人、一個人去完成的。 有些人也拿董宇輝的選擇來取笑、或惋惜他太實誠,被人欺負。我想問,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果不實誠,他又何以立足?渲染極致利己主義的人,你可知“厚黑學”又豈是人人能學會的? 我想大家“恨鐵不成鋼”這里面也代入了許多人自己對一次性跨越階級、實現“逆襲”的期望。 但是獨木難支。即使一個人通過某個機會獲得了財富或地位,但他的圈層、他的各種社會網絡,依然還停留在原來的舊認知中,他的生活習慣、消費習慣、投資理念等等都還是沒有能夠匹配他的資源,實際上,他也無法真正實現所謂的“階級跨越”。 除了以上舉的一些大家族的例子,自民國以來也有非常多大家族一門多豪杰的傳說: 比如金庸的表哥是徐志摩,而他還有一個表外甥女叫瓊瑤。 前文提到的陳寅恪先生,他本人是著名歷史學家,其祖父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是“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其兄陳衡恪是近代著名書畫家、現代最具影響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其侄陳封懷是中國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 前些天的文章《中國未來展望:東西哲學視角下的“中美沖突”》中提到的馮友蘭先生,他自己是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其子馮鐘越是我國著名飛機結構強度專家,女兒宗璞(馮鐘璞)是著名作家,我們很多人中學課本中的《紫藤羅瀑布》就是她的作品。其弟馮景蘭是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地質學家、礦床學家。門中還有很多文化名人。 把視野放得更遠一些,歷史上有機會“一步登天”的人不少,但大部分就像是煙花一樣來得快、去得也快,反而是踏踏實實,詩書傳家的家庭、家族能夠走完這條路。 而現在社會上,很常見的耗盡家財去買學區房的一些家長,用畢生精力去賭一個概率,搞得自己很辛苦,而孩子未必能真的成才。我想不如調整一下焦慮的心態,回歸到自己的成長和繼續教育,言傳身教,營造一個更開放、更重學的家庭環境,還更有機會一些。 如此看來,“雞娃”不如“雞自己”。望子成龍未必合理,“望父成龍”、“望母成鳳”倒是有點道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改天聊聊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快速“逆襲”的家族故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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