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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奎發動的這次“廣州政變”雖然一夜功成，可是如同捅了一個大馬 蜂窩。在南京，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內受攻擊的中心，甚至有人罵他“勾結共 產黨竊奪廣州”。李濟深在兩廣畢竟勢力雄厚，馬上下令其部下陳濟棠率兵 從東江反攻廣州，并聯絡已從香港逃回廣西的黃紹竑，讓他率領由第七軍留守部隊編成的第十五軍從西江進軍廣州，對張發奎形成東西夾擊之勢。 張發奎為了確保自己在廣州的統治，遂任命黃琪翔為前敵總指揮，率第 四軍主力開赴梧州、肇慶前線，迎戰黃紹竑；令第四軍李漢魂部向潮汕地區 迎戰陳濟棠部；南路、珠江三角洲則由李福林的第五軍駐守。廣州城內只留 駐第四軍軍官教導團、 一個步兵團、兩個炮兵團和一個新編警衛團等，共約5000人，兵力頓時空虛。 更重要的，在張發奎留守廣州的部隊中，軍官教導團竟然是一支共產黨直接掌握的武裝。 第四軍軍官教導團的前身，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國民政府遷到武 漢后，決定把設在廣州黃埔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移一部分到武昌，建立武漢 分校。招收新生時，由于招生地區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學生運動、工農運動非常活躍，推薦和介紹的考生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這樣，武漢分校從成立起就與黃埔本校的情況不一樣，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占絕對優勢，被稱為 “CP和CY 的天下”。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反動派后來也把武漢中央軍校生罵為“赤子赤孫”。 1927年1月，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正式開學，學員達3900人，規模 已超過設在黃埔的本校。分校名義上的校長、黨代表分別是蔣介石、汪精 衛，事實上此二人根本不能管事。這時分校的代理校長是鄧演達，教育長張治中，軍事總教官季方(兼辦公廳主任),政治總教官惲代英，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分校秘書長周佛海，黨部秘書長施存統。在上述幾人中，除張治中屬于中派外，鄧演達、季方屬于國民黨左派，周佛海雖已退出共產黨，卻也還披著左派的外衣。惲代英、包惠僧、施存統三人則是共產黨員。因張治中實際上負責學兵團工作，校內的主要負責人，就是鄧演達、惲代英二人。而鄧演達很多時間主管外面的工作，惲代英實際上主持了軍校的工作。 武漢國民政府“分共”后，軍校負責人惲代英神秘消失(參與領導南昌 起義),武漢中央軍校宣布停辦，余下的一千多人被改編為第二方面軍教導 團，并受命隨張發奎的東征軍參加“東征討蔣”。這時，教導團內的中共秘密組織接到了和另一支留在武昌城內的革命武裝——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樣的黨內指示：在九江向葉挺部隊靠攏，參加預定的南昌起義。 到達碼頭時，教導團的官兵突然驚喜地發現：國民政府警衛團的部隊也在他們后面登船，要和他們同去九江! 8月2日凌晨開船后，教導團在前，警衛團在后。由于乘坐的是拖船， 雖然是沿長江順水東下，卻走得很慢，加上途中還不斷停靠岸邊補充食物、 飲水，因而8月3日晚間，船隊才到達距九江不遠的江面。這時，警衛團在 靠岸時聽到南昌起義的消息，覺得再去九江會有危險，團長盧德銘遂決定部 隊停船上岸，并通知前面的教導團一同行動。黑暗中，警衛團的前船一再晃 動汽燈，發出信號要教導團停下。可是由于事先雙方沒有約定好聯絡方式，教導團的后衛船沒有看清楚燈光信號，不但不停還越駛越遠。盧德銘沒有辦法，只好讓本團的人員全部上岸，沿陸路追趕南昌起義部隊。以后這支部隊 轉向湘贛邊，成為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再以后又上了井岡山，并 與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的余部在山下會合，從此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而教導團于8月4日駛到九江后即被張發奎繳械。此時在教導團內任中共黨委書記的陳毅馬上召集委員們開會，提出了三條辦法： 一是可以回家 搞革命，二是連夜出發到南昌去找葉挺、賀龍，三是未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人可以留下。許多人主張留下，并提出陳毅已暴露身份，必須馬上離開。于是，陳毅由特務連連長、共產黨員蕭勁掩護，連夜化裝離隊，追趕南昌起義隊伍。由于走得快，陳毅后來在臨川附近追上了葉挺的部隊，在第七十三團 擔任了團指導員(相當于團政委)。潮汕失敗后，他與朱德一起率隊上了井岡山。 陳毅走后，教導團內人心浮動，有散伙的可能。關鍵時刻，在第四軍任 參謀長的葉劍英救了教導團。他知道教導團是中共掌握的一支武裝，無論如 何不能叫國民黨反動派吃掉，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了，要想盡一切辦法把它 保存下來。他遇見兼任教導團團長的第二方面軍參謀長謝膺白，裝作無意地 談起教導團的問題。謝膺白是個職業軍官，素來不太關心政治，對共產黨也 沒有太大的成見。他覺得兼任教導團團長是卷入了是非之地，于是滿腹牢騷地說：“這個教導團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這個團長了。” 葉劍英趕忙說：“你不當教導團團長我來當，怎么樣?”謝膺白同意后， 葉劍英就去找張發奎。張發奎此時正在為教導團的事傷腦筋。他一方面想解 決教導團，以絕后患；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擴充軍隊，很需要這些受過訓練的 青年軍官。葉劍英摸透了他的心思，就勸他留下教導團，穩住軍心，日后好 派用場，并告訴他謝膺白不想再兼團長，他自己愿意接替，來了個“毛遂自薦”。張發奎滿口答應。 接著，葉劍英又向張發奎要回部分槍支彈藥，將全團重新武裝起來，稍 事整頓，即隨第四軍開赴南昌。在南昌，朱培德因為南昌暴動抄了他的老 窩，正在城內大肆搜捕共產黨員。他聽說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就是原來武漢中央軍校的學生，里面有好多 “CP”和 “CY”, 馬上向張發奎提出要解除教導團的武裝。顯然，此時只要張發奎對朱培德的要求點一點頭，教導團又會 有一場大難臨頭。見情況危險，葉劍英馬上去找張發奎，勸說道：好不容易 把這批學生安定下來，不要再變卦了。“第二方面軍教導團”這個牌子太紅， 外面都知道，不如把它改名為第四軍軍官教導團，這樣不僅便于管束，還能縮小目標，緩和與朱培德的矛盾。張發奎又同意了。 這樣，教導團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從武漢到南昌，從軍校改編到歸屬第四軍建制，兩易其名，逃過兩劫，葉劍英功不可沒! 在教導團隨軍南下途中，葉劍英還否定了團內一些人要在萬安暴動的提 議。對這件事，葉劍英回憶說：“隊伍開到萬安，有一天，團黨委書記唐維 告訴我：今天團黨委開會，請你參加。我是共產黨員了，能參加黨的會議， 感到很高興。會上講到許志銳的二十六師從后方運來一大批物資，有好幾十 條船的彈藥和軍需品。有好幾位同志提出要在萬安暴動，把這些武器、彈藥 奪過來。唐維一時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見。我考慮到，在萬安暴動意義 不大，且不說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葉劍英分析利弊，建議去廣州搞暴動。他說：“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義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敵人心臟里去暴動。”團黨委采納了他的建議。 9月中旬，教導團到達韶關城郊，不料在這里又被繳械。原來，教導團 在萬安準備暴動的消息盡管秘密，還是被團內的一個反動軍官得知了。他馬上跑到黃琪翔那里告了密。黃琪翔雖不完全相信，不過還是害怕教導團暴動 起來，于是與其他高級軍官商量了一下，決定對教導團再來一次繳械。此 時，葉劍英不在教導團，他前些天在廣東南雄先行一步，到廣州找中共請示工作去了。這樣，全團官兵徒手南下，都憋了一肚子氣。 張發奎、黃琪翔到廣州后，教導團還駐在廣州以外的花縣。張發奎、黃 琪翔本來是拒絕教導團來穗的。他們聽到許多關于教導團“赤化了”的傳 言，此時正把教導團看做是“一顆拉了弦的手榴彈”,既想丟出去炸別人，又怕留在手里炸自己。葉劍英看透了他們的心思，幾次找他們陳述利害：要想驅逐異己勢力、擴大自己實力，非起用這支訓練有素的武裝不可；并且一 再擔保，只要使用得當、調度有方，不會發生任何意外。葉劍英費盡唇舌終于把張發奎、黃琪翔說動，同意把教導團調入廣州。 10月中旬，教導團從廣東花縣出發，抵達廣州北郊四標營，不久便獲 準重新發還武器，并補發了新的灰布軍裝。11月17日，張發奎發動“廣州 政變”。教導團這支隊伍負責攻打李濟深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刀劍出鞘 勢如猛虎，既為張發奎立了一 “功”,又報了李濟深“四一五”屠殺工農，以及不久前圍攻葉挺、賀龍部隊的一箭之仇。 雖然出現了有利條件，但是否起義， 一時仍爭執不下。 11月22日，張太雷從上海回到香港，馬上召集中共廣東省委接連開了 幾次會，研究是否發動起義的問題。 聶榮臻在南昌起義失敗后來到香港，被分配在廣東省委軍委工作。他結 合前一段南昌起義的經驗，再通盤考慮全國形勢，認為起義的時機不成熟。 他說： “全國革命形勢正處于低潮，廣州的形勢也是如此，對起義很不利。想利用兩廣軍閥的內部矛盾，奪取廣州，組織全國蘇維埃，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在軍委工作的黃錦輝也接著說：“在廣州最有威信的省港罷工工人， 已經大部分被迫回到了香港。廣州的主要工會，像機器工會等被掌握在'黃 色工會'領袖手里，我們能領導的只有印刷工會、汽車司機工會和手車夫工 會等，人數不是很多。省港罷工時我們能組織起20萬工人游行，現在恐怕 最多只能動員起兩三萬人。在農民運動方面，除海陸豐而外，廣州周圍地區 農民的基礎并不好。學生和一般市民，也因為'白色恐怖'嚴重，已經沒有前兩年那種革命熱情。真的發動了起義，有多少人能響應很難說。” 有的人表示不服，說：“現在發動起義還有很有利的因素——廣州市內 的敵人兵力空虛。張發奎只有一個教導團、 一個警衛團、兩個炮兵團和一個 新兵團在市內。李福林的第五軍在珠江以南，是一支土匪部隊，戰斗力很差。教導團1300人，里面有100多個共產黨員，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情革命，而且訓練有素，可以作為起義的主力。警衛團是張發奎剛剛招募組建的新部 隊，里面也有我們黨的力量。工人力量雖然不算強，但我們也組織了近3000人的赤衛隊。這些，不都是有利因素嗎?” 聶榮臻反駁說：“的確，這是有利因素。可是和不利因素一比，就可以 看出不利因素要大得多。真要起義，我們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個教導團，組織這樣大規模的一個起義，光靠一個團怎么能行呢?” 張太雷顯然也感到困難很大，他思考了一會兒最后下決心說： “起義，是中央決定的。既然決定了，就要堅決執行!既然要干，就要 義無反顧。就算在廣州目前奪取政權一時不可能，但是積極準備以及目前不 斷發起騷動仍然是必要的。發起暴動后，只要我們起義成功，可以從廣州影 響周圍各縣，使農民暴動響應，教導團的士兵起義也可以影響其他白軍的士 兵起義，就能控制全廣東。另外，能堅持兩個星期，(共產)國際就可以派船來支援。” 11月26日晚，在廣州的一家旅館里，張太雷、惲代英、黃平、周文雍 等幾個人聚在一起，再次研究起義事宜。參加會議的還有一個長著一副標準 的日耳曼人面孔的洋人，他就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諾伊曼，十幾天前剛來到廣州，負責指導此地的暴動。 這個“洋顧問”到后不久，就提出要中國共產黨和張發奎談判，看看能 否拉攏他。經研究，惲代英由香港冒險前去廣州，經楊匏安從中牽線，秘密 會見了張發奎、黃琪翔。張發奎自南昌起義后就對共產黨深懷恨意，只是現 在位子沒有坐穩，所以提出和中共合作，幫助他打李濟深和黃紹竑。惲代英 單刀直入，提出了包括“即刻釋放政治犯”、“立即武裝廣州工人”等六項條 件。張發奎一聽，立即變得十分冷淡。他頗有些傲慢地說，我手里還有五個師，對付李濟深、黃紹竑完全夠用，也不一定非要 “CP”的幫助。他還含 有深意地說，我自己的力量維持廣州的治安也夠用。這顯然是武力恫嚇。到了這一步，雙方都知道，再實行合作已不可能，不過暫時還都想穩住對方。 聽了惲代英的介紹，參加會議的人都已明白，除了暴動已別無他途。經過研究，終于確定了“立即暴動”的最后決心。 11月28日，張太雷致信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通告了立即暴動的決 心。同一天，廣東省委秘密向下屬黨組織發出了號召暴動宣言，并于次日將張太雷的信的原文上報中共臨時中央。 11月30日，張太雷在國民黨廣東省財政廳附近的一處秘密機關內，召 開了教導團內黨的骨干會議，說明必須舉行反對張發奎的武裝起義，要大家預做準備。 進入12月，有關暴動的各項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張太雷在廣州 工人代表會議上做了起義的動員講話，將暴動的決定傳達到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 12月4日傍晚，教導團內的中共秘密黨委在黃花崗舉行了全體黨員大會。接著由廣東省委軍委干部曾干庭負責召集共產黨員軍官，張太雷親自講 課，進行了政治動員。由于教導團內的黨組織已于兩星期內新吸收了120名新黨員，并規定了每個黨員至少要掌握住四五個群眾，所以上級一聲令下就有把握帶動起全團。 12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在收到上月28日廣東省委決定暴動的報告信后，發出了致廣東省委的回信，其中提出： “你們二十八日來信已接到。 (一)關于廣州暴動的計劃，中央贊成。應注意廣州市及四郊工農群眾之發動。廣州市現狀如何?如有可能，即當由群眾自動的公開工代會，造成'第二政府'之局勢。 …… ” 定下暴動的決心后，中共廣東省委機關的一些人陸續離開香港，到廣州 集中。這天，聶榮臻、楊劍英就化裝成兩個生意人，走下了從香港到廣州的客船。 負責接頭的同志領他們到長堤的八旗會館附近，租了一間房子。當時， 國民黨廣東當局規定，外來人租房子要有當地人作為鋪保。中共地下黨安排的大安米店老板這時出面作保，說聶榮臻他們是來這里和他有生意關系的客人，房子就租了下來。起義前，這里是廣東省委軍委的聯絡點。 那個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諾伊曼此時在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部長穆青陪 同下，住進了東山蘇聯領事館里的原共產國際駐華顧問住宅。他搬到那里， 主要是考慮便于與蘇方的“暴動專家”(其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廣州領事)共同研究行動方案。 這些外國共產黨人無疑想幫助中國革命，可是提出的暴動方式很大程度 上是照抄俄國十月革命和西歐工人運動的模式。他們提出，舉行武裝起義 前，必須發動總同盟罷工，使工人情緒高漲時再暴動。舉事時應在白天，可以使更多的工人群眾參加。聽到這些建議，聶榮臻等人都嘆息說：廣州機 器工人并不在我們掌握之中，總同盟罷工根本搞不起來。白天暴動，等于讓 敵人有準備，只能在夜間乘敵不備時發動。張太雷經過考慮，沒有聽從來自 東山蘇聯領事館的不切合實際的意見，還是按照中國同志自己的籌劃采取各項準備措施。 12月6日，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又在西橋附近的秘密機關召開會議，張 太雷、惲代英、吳毅、陳郁等人到會，會議討論了起義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人選等問題。 12月7日，在廣州市越華路的一家電影院里，陸陸續續來了幾十名“觀 眾”,他們三三兩兩走進“驗票”門，進入大廳。等到中午12時， 一個戴眼 鏡、穿西裝的高個子站起身來宣布開會，這人就是張太雷。這些“觀眾”, 其實都是來參加暴動會議的代表，包括工人赤衛隊、郊區農民和教導團、警衛團的幾十名代表。 在會議上，張太雷正式宣布：定于12月12日在廣州起義。他慷慨激昂地說： “十月革命，首先有彼得格勒的兩團士兵同情工人，后來影響了舊俄在 前方作戰的部隊，終于取得革命成功。今天我們起義，也有兩團士兵同情我 們。如果打響之后，能夠影響軍閥們在梧州混戰的部隊，我們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務…… ” 這番話，道出了廣州起義的總體設想，即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依靠兩個團士兵和工人的支持，再影響國民黨軍士兵，以奪取廣東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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