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便于生產和保障生活安全，包括抵御自然災害和抗擊敵對族群的侵擾，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就采取了群體聚居方式從事農業、漁獵和畜牧業等活動。人們選擇山林茂密、水源充足的地方聚族而居，形成了早期的人類聚落。人們在聚居地建造遮風避雨的居所，并按照原始聚落的群體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進行建筑布局，逐漸形成了與人類生存相適應的多種聚居形態，如村落、寨堡、集鎮、城市等，從而在布局方式如選址、分區、建筑布置、交通組織、防御設施的安排等諸方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同時在空間與景觀設計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一、村落中國傳統村落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于集鎮和城市的布局形式。一般來說，村落的布局較為自由，多是根據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自發形成的，但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宗法、宗教以及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人為因素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形成各民族和各地區豐富多樣的村落或村寨。這些村落或村寨很多至今依然保持完好，典型的如婉約含蓄的江南水鄉、依山就勢的苗寨侗寨、風光旖旎的傣寨、氣勢恢宏的徽州古村落、鄉風敦厚的山西大院、形制獨特的福建客家土樓群和江西贛南的圍屋群等，它們成為人們了解中國文化風俗和傳統社會組織構成的活化石，也是鄉土中國最美麗的畫卷。 由于村落的規模相對較小，其對理想格局的追求易于實現，所以最易體現中國傳統建筑的選址理念。這種理念是得之于長期生產和生活經驗的積累，并逐漸形成的一套村落選址和規劃的方法，即建筑風水，指導人們在選址時統籌考慮地質、地貌、水文、日照、風向、氣候、景觀等方面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營造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理想格局，是為了求得風調雨順、吉祥平安、招財進寶、人丁興旺，為此人們要直觀地考察現場情況，以協調人居環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山重水復的環境，可以避風，也可以使“氣”駐留下來，而水的引入是形成“氣”的重要手段，可以調節小氣候。風水術對人居與自然關系的考慮符合中國“天人合一”的環境觀。在景觀塑造上，村落建筑以群山為背景，增加了層次感；以水為前景，取得了開闊的視野；建筑因山而氣派，因水而生動，呈現出優美的中國式田園美景。 負陰抱陽，背山面水，是風水觀念中村落選址的基本原則和格局。中國傳統觀念中，山之南水之北為陽，建筑選址要負陰抱陽，即要求基址坐北朝南，背后有主山稱來龍山，為屏障，山勢向前面兩側延伸，連接為左輔右弼的態勢，所謂青龍白虎山，使基址的背后呈群山環抱的格局。基址的前面有月牙形的水塘或彎曲的水流，河流水道向南突出，以免基址被沖刷。再前面有案山，作為村落的對景。對于更大的聚落，山水的構架更為宏大，要求在主山的背后還有少祖山、祖山，并以山脈相連，稱龍脈；青龍白虎山兩側又有護山，案山之前還有遠處的朝山；水從案山和朝山繞過，在村子的出入口兩側有水口山，稱為獅山或象山。主山與青龍白虎山、案山、水口山圍合成村落基址的第一道屏障，祖山、少祖山與護山、朝山圍合成第二道屏障，村落就位于這樣一種山環水抱環境的中央。這樣一種背山面水、圍合向心的空間構成正是中國人內斂性格的反映，也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生活習慣和審美要求，自古以來被視為理想的生活環境。晉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生動地描繪了這樣的情景：“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這種生活環境經歷代文人的詠嘆，上升為古代中國人宜居的理想境界。 徽州村落的選址和布局就很受風水思想的影響。徽州風水理論認為：村落的選址布局及其形成的地形輪廓所包含的寓意和內涵，是宗族文化的標志，關系著宗族的榮辱興衰；建筑必須按風水原則統一規劃，按照陰陽五行學說，周密地觀察自然和利用自然，追求人居建筑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融合，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徽州古村落多依水而建，總體上呈現出背山面水、山環水繞之勢。民居建筑在色澤、體量、架構、形式、空間上都與自然環境保持一致的格調，建筑與環境相互滲透，融為一體。典型的徽派民居村落在布局上強調整體輪廓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形成了如“船形村”“牛形村”“棋盤村”等許多風水村落。徽州古村落的布局十分講究水口的營造。水口即村落的門戶，是村落的標志，也是走官道進村的必經之地。水口除有防衛、界定、導向等實用功能，還有精神意義。水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征，因而水口的經營關系到村落人丁和財富的興衰、聚散，往往要有重要的建筑物作為標志，如唐模村的水口處建造了一座水閣樓作為導引，西遞村的水口處則建造了走馬樓和刺史牌樓作為標志。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式社會，中國古代村落也主要是以血緣關系和宗族制度為基礎而形成的。因此，許多村落從選址到布局，均表現出較強的宗族性。宗族的核心表現是宗祠，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重要的意念場或稱心理場作用。許多村落中心均設有祠堂、戲臺等公共活動場所，影響著周圍民居的布局。民間社區的構成離不開貫穿于其間的文化空間，正是這些空間維系著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它們是村民或社區居民相互聯系的紐帶。在這樣的宗族社會里，村落的布局、水系的走向、街巷的排布、建筑的形制等都屬于宗族社會的監控范圍，受到宗族信仰、禮儀規范的共同約束。人們縱使有足夠的金錢置地建房，也多尊重宗族的整體利益，在族中長老的指導和參與下進行，依此修建的民居自然不會過于張揚，其形制、規模、高度、樣式等都與左鄰右舍的屋宇和諧共生，避免一家氣勢鎮壓周圍鄰舍，如是使得村落中的民居在高度、朝向、形式上表現出極高的統一性、協調性，形成了村落風貌的整體性特征。 從大量傳統村落的構成和形態分析中可以看出，影響村落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含了地理、環境、社會、經濟、防御、生產、習俗等諸方面。許多傳統村落普遍表現出強烈的聚合性，村落內的廣場、廟宇、宗祠或井臺等都是具有一定象征意義的精神空間，成為村落的中心。建筑由此向外有秩序地自然生長，形成一種漸次的向心結構，如此構成了大多數村落的基本格局，給這種內向圍合的聚落模式提供了內在支撐的則是中國農村自給自足的半封閉經濟。 二、集鎮集鎮是具有重要商貿、文化功能和鮮明地方特色的聚居形態，現存古鎮多為明清時期保存下來的，是今日鄉土中國十分珍貴的建筑遺產。在明清時期，人口迅速增長，導致大量集鎮居民點形成或擴大，容納了大量工商業及其他人口。例如上海地區由宋代的九個城鎮發展到明代的六十三個城鎮，清代在明代基礎上又產生了八十二個城鎮，說明集鎮規模及數量擴大的速度極快。明清時期，一些地區常年的貨物集散和批發成為集鎮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成都黃龍溪為川西糧食、辣椒的集散地，犍為羅城為牛肉、酒、米的轉運場所，湖南懷化（見圖3-1-1）為藥材、煙土、鹽的轉運地，江西樟樹鎮為藥材市場等。也有的是借地方物產發展起來的，如吳江盛澤的絲織業，四川樂山五通橋的鹽業，都是有特色的產業。還有的是以優越的交通地位發展起來的，如紹興的斗門鎮，寧波的鄞江鎮等。與自給自足的村落不同，集鎮因生產生活的多樣性而匯聚了多種建筑類型，不但功能齊備，而且特色鮮明，有依山而筑的山城，有臨水而建的水鄉，形態也更為豐富而完整。 
圖3-1-1 湖南懷化古街 明清時期集鎮雖然大部分是自發形成的，帶有一定的隨意性，但其格局也反映了地區特色及某種規律性。集鎮布局多為棋盤形的大街小巷，街巷之間的距離為兩個標準住宅院落的長度，以使每個住宅都可臨街。如吉林滿族聚居區的住宅多為東西向的胡同布局；陜西關中集鎮也多呈東西向街道布局，住宅成排列置。 在西北、西南民族地區，很多集鎮與宗教及社會組織結構有極大關系，如青海塔爾寺（見圖3-1-2）、夏河拉卜楞寺、四川甘孜寺等寺廟集鎮，都是由一座或幾座大寺廟及若干農戶或手工業者的住房形成的。另一類為官寨或莊園，如西藏的雪康莊園、凱松莊園，四川阿壩的松崗官寨、馬爾康的卓克基官寨等。它們是由農奴主或土司、頭人的宅邸及周圍農奴、佃戶的普通住房組成。莊園及官寨的主要特點是多選在坡地，貴族及頭人住宅占據高坡，居高俯視農戶的住宅，具有統馭全局的態勢，而且便于排水；另一特點是防御措施嚴密，全寨或貴族宅院四周碉堡林立，戰時可據堡自守。此外，住宅體量和質量反差強烈，農奴住戶低矮簡陋，貴族頭人住宅高大堅固。貴族頭人的宅院內部除居住外尚包括貯藏、會議、佛堂、辦事、馬廄、曬場等功能用房。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集鎮在布局上也以宗教建筑為集鎮的構圖主體，如甘肅臨夏南關外回族聚居的八坊，以八座清真寺為主干，由各寺所屬教民住宅組成里坊。此外，傣族的村鎮則是以佛寺為主導進行聚落的布局。 
圖3-1-2 青海塔爾寺 湖、廣、川、黔的集鎮多依山沿河而建，水陸結合，因地形高差變化大而形成起伏錯落的街巷、廊屋，空間變化十分豐富，如犍為金石井、重慶磁器口、成都黃龍溪等地。四川犍為羅城鎮是一個布局特殊的山區集鎮，小鎮坐落在山岡之上，地形隨等高線呈現為一個梭狀船形平面。鎮中主街長約200米，寬10米，在街中腹部擴為32米寬的梭形廣場，相當于船的中艙，居中設戲臺、牌坊及水池。梭形廣場隨地形展開為層層臺地，形成天然的觀劇場地。街的東端以靈官廟為對景，是為船頭。主街兩側有5米寬的走廊，人們行路、交易、休息皆在廊下，類似廣東地區的騎樓。這個梭形廣場既是交易、交流場所，也是全鎮的休閑文化中心。羅城鎮布局的巧妙之處是不但在有限的面積和苛刻的地形條件下，綜合了商業、生產、休閑、文娛、宗教等各種活動于一個空間，而且以其獨特的船形平面寄托了清代遷居四川的移民的鄉愁。廣東沿海地區集鎮通常采用梳式布局，將房屋南北向排列成行，每行并排兩戶，長度不限，可接建許多戶。行間有2米寬的南北巷道，總體看去像一把梳子。鎮中的住宅多采用高密度的單開間竹筒屋或雙開間的明字屋。之所以形成這種梳式布局，是因為廣東沿海地區夏季炎熱，季節風向為南風，布置南北向巷道，可引風入室，調整小氣候。 中國江南一帶水道縱橫，集鎮布局多取自由式配置，依河傍水，自然伸展，如以太湖為中心的江南水鄉周莊（見圖3-1-3）、同里、烏鎮（見圖3-1-4）、西塘、朱家角等。江南水鄉水網交織，地理條件優越，地區經濟繁榮，自古以來便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河渠為水鄉交通的主要通道，所以街巷多沿河而建，設碼頭，跨河建橋，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河道、街巷、商鋪、石橋等為特點的水鄉風情，“小橋、流水、人家”成為水鄉景色的濃縮。 
圖3-1-3 周莊水鄉 
圖3-1-4 浙江烏鎮 水鄉是以水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小鎮，水巷是小鎮的骨干和脈絡。在布局上水鄉并無成文的規矩，也沒有固定的理念，皆因勢因地，自然形成。但人們長期的生活實踐和生活經驗也使得水鄉的布局呈現出一定的形態，一般來說可分為線性布局和網狀布局兩類。前者是房屋沿小河兩岸發展，逐漸延伸，呈線性分布。河道上架小橋，聯系兩岸交通。河道成為最主要的景觀，小舟行于河上，各式各樣的民居從兩側展開，建筑多為二層，貼水成街，就水成市，河街一般設寬敞的路廊，店面開設在廊內。鎮內大多有一個或多個廣場，為貨物交易集散之處。這類小鎮地形平坦，集鎮立體輪廓變化不大，但水曲路折，橋廊穿插，粉墻青瓦，倒影漣漪，具有十分美妙的景觀變化及空間動感。如位于吳縣的甪直鎮，鎮中街道沿“上”字形主河道發展，街坊道路為江南水鄉的一河兩路格局，房屋依水傍街而建。水系的流轉曲折和建筑平面布局形成忽開忽合的空間關系，每遇一小橋或是一轉折處，又會翻開新的一幅畫卷，景觀效果優美并富于變化。 網狀的水鄉集鎮格局較為復雜，多位于河道交叉處，交織的河道將小鎮分成若干區塊，每塊內商業與居住混雜，并無分區，或開朗，或緊促，產生豐富的景觀節點。位于太湖以東的水鄉同里，周邊河湖交錯，密如蛛網，有同里、九里、南星、葉澤、龐山等湖，全鎮0.67平方公里，河湖環抱，十五條河流將其分成七個小島，民居依水而筑，櫛比鱗次，家家臨水，戶戶通舟，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古鎮。建筑根據所處的位置可以分成面水、臨水、跨水三類，面水民居一般建于水面比較開闊的河道兩側，岸邊為街道，建筑與水的關系較遠。臨水民居是指建筑物緊貼水面而建，街道設于另一側，形成前街后河的格局：前店臨街，以利商業，突出鬧的特點；后室臨水，方便生活，保持安靜。這種布局功能分區合理，滿足日常生活的使用要求，是水鄉建筑的主要布局方式。建筑平面進深一般不大，每戶臨水設有水埠，方便洗濯用水等。這類建筑所臨水面一般較窄，建筑與水的關系密切，河面上形成倒影，尤富水鄉情趣。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類型，是在較窄的河道兩側建居室，中間以廊相連，廊下走水，整個建筑跨河而建，十分靈巧。 水鄉的街道格局以河道為骨架，河道的特點直接影響水鄉的面貌，一般是沿水體設街道和商業設施，形成功能全面、景觀豐富的水街。兩岸茶樓酒肆，笙歌樂舞，河道中烏篷小船穿梭其間，橋水相連，亭臺互掩。有些河道作為運送貨物的主要交通而設有碼頭，與街巷聯為一體，船行往來，絡繹不絕。水街吆喝叫賣聲不斷，招牌幌子五彩紛呈。河道上的橋（見圖3-1-5）是水鄉的一大特點，橋的作用是聯系兩岸交通，上面走人，下面通舟，可以看作街道與河道的節點。根據交通走向、街河寬度等因素，橋呈現出不同形態，如一字橋、八字橋、上字橋、曲尺橋等。橋處于人流密集地段，自然也成為商業的活躍地段。橋頭地區一般較為寬闊，主要是作為交通的緩沖空間，避免橋上發生擁擠，而這正好成為擺攤叫賣的好地方。橋附近尤其是位于街巷轉角處，更是開設酒樓商鋪的黃金地帶。形形色色的橋是水鄉的重要景觀，水鄉人常常將橋與美好的愿望結合起來，舊時吳地婦女于元宵或正月十六夜相率出游歷三橋以祛疾病，謂之“走三橋”，如在同里便有著名的“太平橋”“吉利橋”“長慶橋”。而今，婚宴喜事、生日慶賀、嬰兒滿月都要“走三橋”，“走三橋”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成為吉祥、安康和幸福的象征。 
圖3-1-5 周莊石橋 三、城市無論古代抑或現代，城市都是人類社會高度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成就的集中反映。一座城市的建設往往涉及天文、地理、氣象、交通、防御、能源、水源等諸方面，關系到社會制度安排、宗教禮儀與道德習俗，可說是人類最精密的制度設計和最龐大的建筑工程。
中國城市發源極早，文獻記載：“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探究中國早期營國制度，其規劃布局理念深深地印刻著中國先民希冀與天地自然和合相印、天人一體的思想。《周禮》開篇中道：“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即是說只有將城市的社會組織系統與空間布局形式相互有機結合，才能實現與天同體、天人合一的理想。空間安排的依據不僅是自然秩序的要求，也是經濟活動、軍事活動、政治活動、社會管理的要求。《周禮·考工記》說：“匠人建國……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中記載吳王闔閭委任大夫伍子胥建造都城，伍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越王委托范蠡營造都城，“范蠡乃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這些記載都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興起于商周時期的易理和陰陽風水術是對以往人類環境理念的總結，也對當時和以后各代城市的選址布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古代中國人非常重視宗廟建筑與祭祀建筑，祖廟與社稷壇布置在王城中心即反映了它們的重要性，而其布局則與早期的陰陽觀念具有一定的關系。源自于父系社會的奴隸制國家以及宗族集團，視祖先為男性，屬陽，東方亦屬陽；視社稷為土地之神和谷神，地如母屬陰，而西方亦屬陰。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代城市中將宗廟布置在東側，將社稷壇布置在西側，即所謂左祖右社的格局，反映了“敬天法祖”觀念對古代城市功能設置的影響。探究其淵源，這樣的布局與早期的原始聚落不無承繼關系，如與氏族部落墓葬區位置的選擇和穴居寢位的選擇就有某種聯系。遠古人類通過對天象的觀察得知，東方是日出的地方，祖先即來自東方，意味著過去，西方是日落的地方，代表著未來，是自己將要去的地方，如此將祭祖場所設置在東位，將墓區設置在西位應為合理的選擇。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將洞內西側偏低的區域作為墓葬區，其他原始氏族聚落的墓葬區也多選在生活區的西側或北側。此外，原始穴居中入口南向的穴坑西側（右手）多被作為寢位。從環境科學的角度而言，中國古代聚落選址，大多背山面水。由于中國地處北半球，一般選擇主向朝南，以便采光、取暖、通風，故西北方地貌多為山丘，植被茂盛，是安置墓葬的最佳區域。這與傳統陰陽觀念可謂不謀而合。 1．王城與都城中國古代的王城體現了中國都市的規劃理想。皇權至上，天人合一，和諧整飭，是其追求的目標和呈現的特征。這種規劃理想是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集中反映，這在洛邑王城最先得到貫徹和體現。周成王在公元前1042年登基，在洛邑（今洛陽市內王城公園）建造陪都（西周的都城為鎬京），建成后將伐殷所獲作為政權象征的九鼎移于城中，寓意江山永固。周平王即位后遷都洛邑，自此洛邑成為東周的都城。據《尚書》記載，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了營建工程，并繪制了規劃圖。據考古發掘得知，城近似方形，東西為2890米，南北為3320米，折合西周尺度，大致為“方九里”之制。然而據成書于春秋時期的齊國官書《周禮·考工記》所載的王城制度，可知王城“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大意為：王城平面呈方形，每邊長九里，每面開三門。城中設縱橫各九條大街，每條大街的寬度可容九輛馬車并行；城中心設宮城，左設宗廟，右設社稷壇，前布外朝，后接宮市；外朝與宮市的面積均為一百步見方。不難想見，這是一座布局方正、中軸對稱、嚴謹均衡的城市，宮城、廣場、宗廟、社稷壇、市場構成了城市的核心，垂直交錯的道路組成了棋盤式的區劃格局（見圖3-1-6）。 
圖3-1-6 《周禮·考工記》中的王城平面示意圖 洛邑的規劃思想是當時周朝政治文化的產物，西周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國王為“天子”，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同時實行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將全國劃分為屬國，將王族姬姓親屬封為各屬國諸侯進行統治。為了彰顯天子的絕對權威和對諸侯的威懾，以及強化整個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高統治核心必須祭出王道尊嚴以及等級秩序的大旗。反映在城市規劃上，即強調宮城居中的核心地位、尊祖敬天的禮制布局、嚴謹整飭的條塊區劃，用以體現王朝的威嚴和氣度。同時對諸侯國都和卿大夫采邑城也進行嚴格規范，規模等第有差，不得僭越，如《周禮·考工記》載：大者不得過王城三分之一，中五分之一，小只九分之一；王城的城角高九雉（一雉為一丈），城墻高七雉，諸侯城的城角只能高七雉，城墻只能高五雉。 周洛邑的規劃模式至隋唐長安城得到了忠實的繼承，《周禮·考工記》的規劃思想也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實踐。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稱帝，為了營造大一統帝國的形象，急需建造一座與之相匹配的新都城，隋文帝命宇文愷為營建新都的副監，在漢長安城的東南龍首原南坡起建大興城。先是營建宮城，繼而增建皇城，至煬帝大業九年（613年）筑造郭城。因楊堅稱帝前曾封大興公，故將新城命名為大興城，唐代則更名為長安城，并增建了郭城和各門城樓，后又在郭城北墻東段外側增建了大明宮，在城內東部添建了興慶宮，在城東南角整修了曲江風景區（圖3-1-7）。 
圖3-1-7 唐長安城復原平面圖 宇文愷總結了歷代王城的規劃經驗，吸取了北魏都城洛陽和東魏、北齊鄴都南城的精華，將大興城規劃為宮城、皇城、外廓城三城環套且軸線對稱的結構，以突出皇權至尊至貴、天朝四海歸一的思想。整個城址面積達83.1平方公里，是古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宮城前有寬達220米的東西向橫街，成為宮前的橫向廣場。宮城的正門承天門在隋朝時曾一度用于舉行大朝會，每年元旦、冬至時，文武百官齊集承天門前，儀仗隊和諸衛軍士陳于街，總數不下二三萬人，場面極其宏大。皇城位于宮城之南，東西寬同宮城，在皇城朱雀門前也布置有寬100米的橫街，與縱向的主街呈十字相交，為整個郭城的橫軸。在唐以前，都城多沿街建官署，隋唐時期則將官署集中建于皇城內八個街區中，皇城中除太廟、太社外，共有六省、九寺、一臺、三監、十四衛，其中太廟和太社按照“左祖右社”的傳統布置在皇城的東南、西南角。雖然在平面布局中不是純正的三環相套、層層放射的構圖形式，如將宮城布置在城北正中，但實際上卻為在中軸線上塑造宮殿建筑群的氣勢創造了更有利的景觀和空間條件，同時也有利于城市居住、交通、貿易諸方面的便捷，應該說是兼顧政治制度和城市功能的一種合理變通的規劃。 比較之下，明代開始規劃的北京城更可謂傳統文化規劃思想的一次完美的踐行。北京城的平面格局（見圖3-1-8）是典型的宮城、皇城、郭城三環相套的封建都城形式，皇城布置在內城中心偏南，城門四開，南門稱天安門，天安門前加設了一座皇城前門，明朝稱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皇城中心是宮城，又稱紫禁城，是皇帝聽政和居住的宮殿，布局上采用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傳統王城形制，即在宮城周圍布置了太廟、社稷壇、五府六部、內市等。皇城周圍是居住區，以胡同劃分為長條形的住宅地段，商業區則主要集中于南城，其布局充分再現了《周禮·考工記》中以宮室為主體、皇權獨尊的封建王城規制和理想。 
1親王府；2佛寺；3道觀；4清真寺；5天主教堂；6倉庫；7衙署；8歷代帝王廟；9滿洲堂子；10官手工業局及作坊；11貢院；12八旗營房；13文廟、學校；14皇史宬（檔案庫）；15馬圈；16牛圈；17馴象所；18義地、養育堂
建設一條與城市中軸線重合的御道是都城規劃的重彩，也是突出王宮主體地位的通用原則和手法。唐長安城由明德門一直向北的大街是全城的中軸大街，縱貫全城，至宮城正門承天門止，長達7.15公里。明德門至皇城正門朱雀門之間一段寬達150米的大街中間設“御道”，又稱馳道，兩側是臣屬及百姓通行的道路，三道并行，路旁植槐為行道樹，排列整齊，時人稱為“槐衙”。岑參有詩云：“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
圖3-1-9 正陽門的箭樓
圖3-1-10 北京鐘樓、鼓樓
自漢代以來，中國都城的居住區大多采用了封閉的里坊式布局，每個里坊實際是矩形或方形的小城，以便于防御和管理。每個里坊四周環繞夯土坊墻。坊的四面或兩面開門，坊的四角建有角亭。坊內有小街和更小的巷、曲，民居面向巷、曲開門，通過坊門出入，猶如城中之城。所謂里坊其實是統治者防范居民的管理制度，“坊者防也”，除每年元宵節前后數夜開禁外，每夜均實行宵禁。若有人夜行，稱為“犯夜”，“笞五十”。一般性的建筑都封閉在坊內，只有國家建的寺觀和三品以上官邸才可在坊墻上臨街開門。在長長的街道上唯見道道坊墻，有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2．府城與縣城除封建王朝都城外，中國古代還建有大量的府縣一級的城市，其中一些城市至今保存尚好，如陜西西安古城、平遙古城等。西安古城是明代洪武年間（1370—1378年）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造起來的，明隆慶四年（1570年）又加磚包砌，城中除原城市主要街巷、鐘鼓樓等少量建筑保持原格局或原構外，多已無存，舊城的護城河、吊橋、閘樓、箭樓、正樓、角樓、敵樓、女兒墻、垛口等軍事設施尚保存完好，構成嚴密完整的軍事防御體系，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軍事城堡設施之一。與西安古城（見圖3-1-11）類似的還有大理古城、大同古城、興城古城、朔州古城等，城墻和城中的格局還保存尚好，但城中建筑大多由于舊城改造而拆毀殆盡。
圖3-1-11 西安古城 平遙古城（見圖3-1-12）是中國現存最為完好的古城，不但城池完整，城中街巷與建筑也保持著原貌，可視為中國中原地區古縣城的典型代表。平遙古城基本保存了明清時期的縣城原型，平面為方形，城門六座，南北各一，東西各二，形如龜狀，寓意堅如磐石，金湯永固。縣城的布局為中心十字街衢格局，中心布置鼓樓，東西南北四向延伸出的道路構成城市的主干道，這也是中國府縣城市布局的一般模式。古城的交通脈絡由縱橫交錯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構成。南大街為中軸線，北起東、西大街銜接處，南到大東門（迎熏門），中有古市樓雄踞街心；西大街西起下西門（鳳儀門），東和南大街北端相交，與東大街呈一條筆直貫通的主街。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就誕生于古城西大街，是中國近代新型金融業誕生的標志。鼎盛時期這里的票號多達二十二家，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街”，控制著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機構，一度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中心。街道兩旁，老字號與傳統名店林立，商店和民居都保持著傳統的布局與風貌。現城內外有各類遺址、寺廟、衙署、市樓等古建筑三百多處，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四千座，是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的活樣本。
圖3-1-12 平遙古城 3．特色城市中國人自古對自然美有著一種天然的感悟，營造自然與人文社會融為一體的理想家園，成為一種本能的追求。在中國古代城市中，中國人歷來重視城市與自然山水及地形地貌的結合，中國古代城市中出現過許多富有特色的風水城市、山水城市、園林城市，創造了極具人文意蘊的城市景觀。 “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圍山勢鎖煙霞”的閬中可謂風水城市的代表，古城處于大巴山脈、劍門山脈與嘉陵江交匯聚結處，山圍四面，水繞三方，形成山水緊密契合的形勝之地，深契傳統風水“地理四科”即“龍”“砂”“穴”“水”的意象，具有典型的古代城市形勝和濃郁的傳統文化色彩。城區文物名勝眾多，自然風景如詩如畫，被譽為“閬苑仙境”。 南宋都城臨安（見圖3-1-13）是山水園林城市的代表，與一般都城方正格局不同，臨安城的平面依自然地形地勢呈南北狹長的腰鼓形，城內以貫通南北的主干道——御街為軸線，南起皇城和寧門，北達景靈宮，城中的主要功能區即沿此條中軸線展開。皇城位于軸線的南端，且位于地勢高顯的丘陵地帶，市坊居于皇城以北，地勢平坦開闊，起伏的地形為城市營造豐富的豎向景觀提供了天然的基礎，同時地勢的高下變化也突出了皇城的主體地位。臨安西有西湖，東南瀕臨錢塘江，西北與大運河相接，城內外河網縱橫，便捷的水運為城市經濟提供了繁榮的基礎，而充沛的水源為城中園林的興盛提供了條件。據記載，除大內及北內（德壽宮）的宮廷園苑外，皇家經營了不少別館苑囿，如富景園、聚景園、延祥園、集芳園、玉津園等，貴戚、權臣、富賈亦競相營建園圃，可稽考的私家名園即不下百十。這些園林點綴在臨安城中，宛如花團錦簇。臨安本以西湖為美，位于南北兩山環抱中的西湖本身就如一座天然園林，加之眾多的名園點綴其中，人工與天然融為一體，湖光山色與園池美景交相輝映。
1 大內御苑；2 德壽宮；3 聚景園；4 昭慶寺；5 玉壺園；6 集芳園；7 延祥園；8 屏山園；9 凈慈寺；10 慶樂園；11 玉津園；12 富景園；13 五柳園
以臨安為代表，將城市園林化是中國古代城市普遍崇尚的，而重視樹木綠化，也在古代城市建設中形成傳統。宋代的福州，大街小巷遍植榕樹，成為“綠蔭張蓋”的綠色“榕城”。城市的園林化一方面在于城市內外的園林數量繁多，如北宋汴梁，見諸記載的名園就幾近百座，而“不以名著者”，又“約百十”。當時的貴族顯宦、巨商豪賈、富戶鄉紳以及官司衙署、寺觀祠廟，甚至較大的酒樓茶肆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園林，“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闃地”
住宅是城市的細胞，住宅的園林化是園林城市的基礎，唐代東西兩京城中十分流行的“山池院”或“山亭院”式住宅就是將自然景觀與居住建筑融為一體的典型形式。在住宅內，天光、水色、山石、林木、花草、叢竹，無一不與房屋主人起居、讀書、休憩的空間相互交融貫通。這一居住理念，一直影響到明清時代的北方合院住宅，及南方帶有私家花園的士大夫住宅，形成了所謂“城市山林”，即在喧鬧的城市中自有一方恬靜的天光水色、林木山石。對整座城市而言，由于建筑物并不高大，街道兩旁的樹木與鱗次櫛比的住宅院落中聳露于屋頂和院墻之上的樹木枝冠，使整座城市掩蓋在大片的綠色濃蔭之下而生機盎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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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王守山學堂 > 《1.1.1原始社會建筑萌生》
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國的原始社會開始由母系氏族社會步入父系氏族社會，由于對剩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勞動，人類社會因之出現了私有制的萌芽。伴隨著階級的分化與對立，原始聚落的防御與空間的區分要求更加明確。反映在建筑上，開始出現帶有父系氏族性質的城堡，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崗、安陽后崗、郾城郝家臺及山西夏縣等地發現的古城遺址。在山東章丘城子崖及陽谷、東阿、聊城、鄒平、臨淄、滕州等地，發現了十余座屬于龍山及大汶口文化的古城遺址。在四川新津、都江堰、溫江等地及內蒙古涼城老虎山、包頭阿善也發現了相當于龍山文化和紅山文化時期的史前古城遺址。在湖北天門、石首、荊門和湖南澧縣等地也發現了屬于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的古城遺址，其中澧縣城頭山古城是我國現在已知年代最早的古城遺址。浙江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古城址、陜西榆林市神木縣石峁古遺址是已發現中國史前時期規模較大的城址，而屬于龍山文化晚期的平糧臺遺址則是這種城堡型城市的典型代表。由早期城市的布局不難發現，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早期的皇權思想和等級制度對城市規劃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王城、都城更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皇權至上的規劃思想以及中軸對稱、嚴謹整飭的規劃原則。以周代城市為例，城市可按照等級劃分為周王都城（即“王城”或“國”）、諸侯封國都城、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除了城市功能有所不同之外，城市的面積及其他相關設施標準（如城墻高度、道路寬度等）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