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中國歷史的三場大辯論：歷史的回響與啟示

maiko 2024-10-30

展開全文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在華夏歷史的長河中，有三場意義深遠的辯論，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帝國發(fā)展的道路，其影響穿越千年，直至今日仍在我們的思考中回響。

一、周制 VS 秦制：帝國的體制之爭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一統(tǒng)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tǒng)帝國。然而，一個關鍵問題擺在面前：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文化復雜、發(fā)展不均衡的帝國，該如何進行管理，又該采用什么樣的國體呢？

丞相王綰作為周制分封派的代表，認為秦雖軍事上滅六國，但政治未完全統(tǒng)一，偏遠地區(qū)如燕、楚等地政治真空，需分封皇子以防亂。而廷尉李斯作為秦制郡縣派代表則反駁，指出周朝分封同姓子弟隨著血緣越來越遠，最終相互攻伐，連天子都要仰人鼻息，郡縣制才能實現(xiàn)真正統(tǒng)一與長治久安。最終歷經宮廷政爭的嬴政傾向秦制，認為幾百年來的連年征戰(zhàn)，讓天下痛苦不已，重新分封諸侯國，是在為未來的內戰(zhàn)埋下隱患，確立了依靠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

但這場辯論還有后續(xù)。8 年后，淳于越向秦始皇進言，現(xiàn)在天下一統(tǒng)而皇子宗親均無實權，如果權臣想重演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的奪位往事，誰來解救皇室。李斯怒叱其是腐儒不懂時代變化，并勸秦始皇加強專制，焚燒史書，此為焚書坑儒事件導火索。而王綰預言的地方官無法填補新領土的政治空缺和淳于越預言的權臣終將架空皇權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均成為現(xiàn)實，關東遙遠的新戰(zhàn)區(qū)沒有宗室坐鎮(zhèn)，派遣的官員成為當?shù)嘏f勢力的附庸，最終六國紛紛復辟，而朝廷內部趙高李斯這樣的權臣架空了皇權，兩者結合，秦國盛極而衰，二世而亡。

周朝王綱不振卻享國八百載，秦朝橫掃天下，卻二世而亡。這樣的歷史教訓讓郡縣制和分封制在之后的歷史里成了某種制度循環(huán)，時而分封占據上風，時而郡縣占據上風。相關辯論同樣延續(xù)千年，被看成了集權與分權之爭，公天下與私天下之爭。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論》中，才對這場辯論做出了歷史性評判。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制在于仁政王道但制度不利于國家統(tǒng)一，應該存政廢制；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制利于國家統(tǒng)一但容易激化社會矛盾，應廢政存治。從現(xiàn)代眼光看，這背后是每個帝國都面臨的治理難題，也就是一統(tǒng)體制和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沒有一統(tǒng)體制，帝國就會瓦解；沒有有效治理，帝國就無法維持。基于集權的一統(tǒng)體制要求權力，資源向上聚斂；有效治理則要充分考慮地方性差異，要有更多向現(xiàn)實妥協(xié)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這兩者又受到效率的制約。歷史上的大帝國波斯、羅馬、蒙古、奧斯曼、西班牙、俄羅斯等等都曾在穩(wěn)定、靈活、效率構成的 “不可能三角” 中掙扎，最終難逃崩潰宿命。

如今，在信息化時代的新條件下，幅員遼闊、文化復雜、發(fā)展不均衡等帝國特有的問題只會變得更復雜，也是每個現(xiàn)存大國和崛起大國都逃不脫的底層治理難題。

二、桑弘羊之問：帝國的存亡之爭

桑弘羊之問可以說是這三場辯論中最經典的。公元前 87 年，一代雄主漢武大帝即將結束他輝煌而傳奇的一生。然而漢武帝在位期間的連年征戰(zhàn)讓大漢帝國的國庫空虛，田園荒蕪，農事荒廢，民不聊生。因此臨終前安排霍光輔政、桑弘羊掌財政，輔佐漢昭帝，期望延續(xù)自己晚年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然而，霍光對桑弘羊的經濟政策一直頗有異議，在武帝逝世后，霍光對桑弘羊的經濟政策有看法，在其秘密推動下，朝野之間圍繞鹽鐵行業(yè)是放開民間自由競爭還是繼續(xù)國營壟斷，展開了一場長達半年的辯論，辯論的雙方是桑弘羊和霍光支持的儒生代表，雙方的辯論過程也被記錄下來流傳至今，是為《鹽鐵論》。

儒生代表指出三個問題，朝廷對鹽鐵的國營制度造成絕對壟斷，價格昂貴、質量低劣、強買強賣，存在重大弊端；強行收購糧食、建立儲備，造成官商勾結、物價沸騰、民間經濟蕭條，只會與民爭利；對經濟的全面管控，形成了大批以國營為名，攫取私利的權貴貪腐勢力。然而桑弘羊認為，這些人沒有治國的經驗，只能提出問題，不能解決問題，于是拋出三個關鍵問題：國家運轉需要的財政開支，光靠農業(yè)稅根本不夠，如果不執(zhí)行政府專營制度，帝國如何得以維持？一旦遇到戰(zhàn)爭、天災等急需的額外開支，國庫空空如也，勢必激發(fā)民變。不與民爭利，錢從哪里來？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財源、資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壓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起兵造反怎么辦？這就是著名的桑弘羊之問，不但讓鹽鐵會議上的儒生啞口無言，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歷代駁斥桑弘羊的人楊雄、司馬光、劉世培等等，都無法實質性的回答這一問題。

事實上，桑弘羊之問歸結就是強國和富民不可兼得。比起什么百姓的生活，什么施仁政行仁義，這才是歷代治國者都必須面對的兩難問題。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帝國的運轉從來不是依靠法律權威和數(shù)字管理，歷代的君主從來沒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間，做大中央政權。民間經濟的凋敝，讓我們始終無法擺脫農業(yè)國的身份，反過來，這種人身控制也讓中央集權越發(fā)穩(wěn)固。此后的2000余年，幾乎每一個皇朝，他們的命運正是取決于君王對這一兩難問題的回答。漢武帝走強國路線，朝廷強大，舉全國之力，戰(zhàn)無不勝。但是民間百業(yè)蕭條，上至官紳，下至百姓都被層層盤剝掠奪，百姓飽受貧困之苦，朝廷最終亡于民變。盛唐走富民路線，廢除管制，權力下放地方，因此商業(yè)發(fā)達，經濟繁榮，藏富于民，但朝廷弱干強支，財政緊張，商人驕橫，將士膨脹，最終安史之亂爆發(fā)，大唐由盛轉衰，各地藩鎮(zhèn)割據，百姓飽受戰(zhàn)亂之苦，朝廷最終亡于軍閥。國強則民變，民強則國亂，這正是桑弘羊之問的死循環(huán)。縱觀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歷朝歷代，都無法逃脫盛世的轟然倒塌與慘烈的亡國之禍。在帝國的體制下，君主的勵精圖治或者昏庸無道，休養(yǎng)生息或者好大喜功，盡管過程不同，但導向的都是相同的結局。正如張養(yǎng)浩所說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也許這才是桑弘羊之問的最終答案。

三、王安石 VS 司馬光：帝國的出路之爭

財政危機引發(fā)的帝國危機，是任何帝國都掙不脫的枷鎖。對秦漢以來的歷代帝國來說，外戚、宦官、藩政黨爭其實只是手足之患，貧富懸殊與土地兼并才是心腹之憂。因為前者是技術性問題，吸取歷史教訓就能規(guī)避，后者是結構性問題，是無論如何吸取歷史教訓也必然到來的。貧富懸殊危及穩(wěn)定，讓支出增加，土地兼并危及稅收，讓收入減少，這就是財政危機引發(fā)的帝國危機。

公元 1068 年，在大宋首都汴京的延和殿上，北宋面臨財政危機，王安石與司馬光發(fā)生了著名的延和殿廷辯。

第一個主題是解決財政危機引發(fā)的帝國危機。王安石主張開源，認為只需找善于理財之人，發(fā)展經濟，就可以實現(xiàn)“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而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因此提倡節(jié)流，應壓縮財政支出，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變相的壓榨百姓。

第二個主題是財富在國與民之間應該如何配置，才能富國富民，走出王朝興衰的魔咒。王安石認為富國優(yōu)于富民，國家富強了百姓才能富有，哪怕短期損傷百姓利益，只要國家富強了，長期來看也是值得的。而司馬光則認為富民優(yōu)于富國，百姓都富足有余，那國富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

辯論雖戛然而止，但王安石那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打動了神宗，幾個月王安石總攬朝政開展熙寧變法，推出了十余種法令。而黯然下臺的司馬光則預言“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

變法雖取得階段性財政增收成效，但最終果然如司馬光所預言的失敗了，甚至汴京淪陷，二帝被俘，大宋風華剎那間化為磚石瓦礫。

這三場大辯論，分別是李斯與王綰的帝國體制之爭，是集權與分權之爭，是關于一個帝國實行什么樣的體制才能有效治理的爭論；桑弘羊與儒生的帝國存亡之爭，是富國與富民之爭，是關于在現(xiàn)有的體制下如何維持一個帝國的爭論；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帝國出路之爭，是在爭論一個帝國無法維持時，究竟應該如何做才可以走出歷史的死循環(huán)，是在承認問題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解決貧富懸殊與土地兼并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問題，如何尋求制度突破的爭論。

熙寧變法如此慘烈的結局證明了一個道理，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平等，實力以外獲取的東西隨時可以被剝奪，在帝國的體制下，無論是王莽的全面復古，還是王安石的全面革新，在大規(guī)模的改制變法，不但無法解決問題，甚至會加劇問題的爆發(fā)，這也讓所有的后來王朝放棄了突破帝國體制的奢望，變法的人完不成制度突破，再好的善政，不出一代人就退化為惡政，反對變法的人又提不出建設性的方案。帝國變得越來越精致保守，改革越來越謹小慎微，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

以前讀《阿房宮賦》，感嘆“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看完三場大辯論才對帝制產生了生生的無力感，財政危機是結構性問題，無論如何吸取歷史教訓也必然到來的，哪怕你帶著豐富的歷史閱歷穿越回古代，仍然無法阻擋歷史的滾滾車輪。

--作者介紹：

我是葉潤之，一個試圖逃離職場的銀行打工人。

2024年9月24日正式接觸自媒體，向著只工作不上班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