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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啟示｜把發展權還給民眾 撰文 | 胡宏偉 弗·哈耶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著作《致命的自負》中，有這樣一段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經典闡述：“社會文明進步的擴展秩序并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人們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這些作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集會，使他們能夠'在大地上勞有所獲，繁衍生息，人丁興旺，物產豐盈’”。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共中央農村問題元老杜潤生評點溫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是——“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 杜潤生進而斷言，浙江的事實表明，在民眾的自發秩序下，出現先行者的實踐樣板，產生誘導作用，通過相互博弈，不斷擴張完善，形成新的體制、新的制度，這正是社會進步的一般性規律。 改革開放40年，作為領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與杜潤生所描繪的如下畫卷：釋放民間力量的精靈，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弱及強，并最終匯聚而成如同浩蕩錢塘大潮一般的自發擴展的秩序。 【一】 民間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財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經是必須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截至2017年，浙江民營企業在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達65%，貢獻了全省54%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人數及財富總額、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重等重要指標均居全國首位；國家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浙江一騎絕塵，連續19年上榜企業家數奪冠。 經濟總額的占比與私人老板的數量，還不是彰顯民間活力的全部舞臺。在浙江，在幾乎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嗅到這股神奇能量的氣息： 1984年，6300多戶“有點錢”的鄉下人集資2億多元，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旁若無人地從昔日的灘涂上崛起；
“中國第一農民城”蒼南縣龍港鎮 1990年，很想“飛起來”的老板們掏出了占總投資額80%的9000萬元真金白銀，中國第一個以民間集資為主的溫州機場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開建世界最長的杭州灣跨海大橋，17家民營企業組成的6家投資公司占股55%，啟動了中國民間資本進入“國字號”大型基建項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國首條民資參股的干線鐵路衢常鐵路動工，浙江民營企業獨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項目杭紹臺鐵路開工興建，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民營聯合體占股51%。 如水銀瀉地，無所不在；如精靈翻飛，魔力無邊。“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恰是對浙江民間力量稍顯夸張卻又精準傳神的寫照。 必須看到，民眾的發展動力在浙江超乎想象的生發膨脹，并非人們預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之前30年國家投資的嚴重匱乏、國有經濟的脆弱與無力，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計劃經濟主流思想的相對淡漠，為浙江民間力量的率先夾縫求生創造了客觀的“邊區效應”。 十分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各級政府對此給出的集體性姿態是默許和寬容。這一姿態的基本前提是，他們較早就清醒地意識到，浙江民眾日子很苦，政府可資運作的資源有限，放手讓民眾為家庭和家園擺脫貧困“各顯神通、八仙過海”，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也是必須具有的起碼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這樣的回歸對執政者來說是巨大的自我考驗。它意味著擺正心態、放下身段，甚至放棄某些被長期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權力。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貴的勇氣。當我們為民間力量的雄起歡呼時，真的不應忘記同樣為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有觀察者曾將浙江一路走來堅韌不拔的民間力量形象地比喻為“老百姓經濟”，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分明是順乎自然規律的產物。在市場力量的推手之下，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蘊涵著、迸發著勢不可擋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即便是改革開放走到第四個10年，盲動的自發開始更多地讓位于理性的自覺，社會經濟的轉型與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為，浙江主政者依然堅信放活民間才是最好的出路。從倡導“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張清單一張網”到承諾“最多跑一次”，作為構建小政府大市場最為成功的省份，讓民眾及其身后市場的力量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理念，已經深深植根于這片大地。 【二】 通常用來形容浙江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有山、有水、有田，聽上去很美。但真實的境況是：改革開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0.68畝，不足全國的一半，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其農作物產出僅夠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極為不便，人稱“浙江到，汽車跳”。一個陸域面積10萬平方公里的小省，從省城杭州驅車前往距離不過400多公里的邊遠山區縣市，竟然需顛簸勞頓將近20個小時。 再看各類礦產資源，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名聲最響的浙江北部國營長廣煤礦也已于2007年因礦藏枯竭徹底關閉。據官方權威統計，如果以全國平均指數為100計，浙江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綜合指數則為11.5，即相當于全國的11.5%，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數第3位。 可憐的浙江！ 然而，改革開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開花的，卻是令許多學者大跌眼鏡的“零資源經濟”奇跡： 地處水鄉平原的嘉善縣沒有森林也不產木材，平地而起的數百家膠合板企業的年產量占全國市場三分之一，一個只有30多萬本地人口的江南小縣的生產能力，超過了世界膠合板傳統強國馬來西亞整個國家； 海寧市本地不出產一張毛皮，崛起了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年產皮衣上千萬件； 浙江最南端的蒼南縣與人參鹿茸毫不搭界，其縣城靈溪鎮竟一度成為中國南方最負盛名的參茸集散中心，滿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檔人參足以讓所有到訪者目瞪口呆。 有數據顯示，浙江500多個傲視全國的區域特色產業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沒有當地資源的依托，屬于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 從無到有、點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這片狹小的土地上，奔走著一大群人，一大群無拘無束的被解放的人。他們，才是浙江最為稀缺、難以復制的寶貴資源。 印象中，浙江人體態瘦小，操著混雜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門說話。但是改革40年間，關于他們縱橫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膽者”的故事可謂車載斗量，無一省市可比—— 25歲的蒼南縣農民供銷員王均瑤心比天高，開出了國內第一條私人承包的班機航線。“膽大包天”從此成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既定命運挑戰的絕版案例。
王均瑤 溫州第一位下海官員葉康松，只身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農業跨國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著一疊小卡片，正面是漢語，背面是英語。在異國他鄉，葉康松逢人就掏出來一個勁比劃，跌跌撞撞闖出一片天。 “汽車瘋子”李書福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中國還不允許私營資本涉足汽車領域，李書福根本拿不到生產牌照。“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位臺州佬一番驚世駭俗的表白令前來視察的中央高官都為之動容。而不怕失敗的背面蘊藏著的恰恰是成功的機會。 馬云應該是浙江創業者中夢想最大、膽子也最大的傳奇。他曾經憑借在西湖邊和根本不認識的外國游客搭訕來學習英語；第一次去美國談生意甚至被人綁架并軟禁在拉斯維加斯賭場酒店；阿里巴巴剛開張的那天，手里只有50萬元本錢的他卻朗聲宣布：“我們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但是，馬云贏了。 40年間，浙江英雄輩出。事實上，所謂英雄，如當年的農民供銷員王均瑤者，本是鄉間極草根的小人物，膽子很大，天地也就很大，一切因此變得皆有可能。更為關鍵的是，在浙江，像這樣渴望成功、無懼失敗的無名氏不止一個，而是一群，是千百萬。 【三】 關于民營企業的率先突起，關于專業市場的率先發育，關于民間力量的率先勃發，關于互聯網新經濟的率先驚艷，所有關于浙江改革具有樣本價值的現象解讀，都將無一例外地回歸于人的解放。 準確地說，在共同的全國性改革開放政策的大背景下，發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個被灌輸、被教育的被動等待的過程。我們可以在大量事實中觀察到，改革伊始，作為變革演進的主體力量之一，浙江的民營經濟創業者、實踐者80%是農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們既不可能有直達京城的靈通消息，亦沒有對玄奧高深的政策精神普遍優秀的領會能力。他們最原始的改革驅動力僅僅是為了讓家人不再挨餓，讓自己的后代遠離貧困。懷揣著這一炙熱的沖動，他們義無返顧地行動起來，并在普遍的市場經濟的艱苦實踐中實現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個性化特質的是，基于歷史淵源積淀而成的地域廣泛的遷徙與游商的傳統習性，則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無限的機會和可能。費孝通在分析社會變革內在根源時曾認為，“社會變遷起于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非但使各個人能夠見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個人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為頻繁地“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開。
2017年11月，第四屆世界浙商大會召開 改革開放40年，浙江呈現的鮮活事實表明，人的解放必定會生發出財富的解放。換言之，如果沒有人的解放而僅有財富的解放成為了改革的全部內涵，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改革是蒼白且灰暗的。 我們在浙江看到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場偉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僅是這片大地上的人們的手腳，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精神，以及他們自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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