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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魏立國十七年（534-550年），歷1位皇帝——孝靜帝元善見，經歷四個年號，分別是：天平（534-538）、元象（538-539）、興和（539-543）和武定（543-550）。 “天平”，是東魏孝靜帝元善見的第一個年號，從534年10月到537年12月，歷時3年有余。 公元538年正月，因為有人在碭郡捕獲一頭巨象，并將其送往國都鄴城，孝靜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并將年號改為“元象”?。從538年正月至539年11月，這是孝靜帝第二個年號。 公元539年，東魏征調京畿內十萬人修筑鄴城，11月因新宮建成，大赦，改年號為“興和”，從公元539年11月至公元542年12月，其歷時3年余。 公元543年春季，正月壬戌，東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號為“武定”，東魏孝靜帝元善見的第四個年號，從543年正月至550年5月，歷時7年有余。
東魏時期開始出現藥師佛造像，在此簡述藥師佛信仰的來源。 佛教造像的制作依賴于經典的傳譯與信仰的流行，藥師佛造像也是如此。南朝劉宋僧人慧簡本《藥師琉璃光經》（下簡稱《藥師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藥師經典，只是由于該經在南北朝被認為是偽經，限制了藥師佛信仰及其藝術發展，迄今發現的少量南梁、北魏、東魏、北齊藥師佛像，或為立菩薩像，或與一般釋迦像相似，沒有自身的獨特形象。 目前發現最早的南方藥師佛像應該是出土于成都萬佛寺。在萬佛寺出土的南朝造像中，有一尊梁朝的坐佛像，其寶座周邊浮雕有十二身立姿護法神像，曾被模糊的認定為坐佛與十二護法像。而這尊坐佛像與同時期的另一個造像底座，經過多位學者研究鑒定，應為《藥師經》中“藥師佛及其十二護法像”，這種藥師佛并十二神王像/護法相的組合圖像也成為判斷藥師佛題材的標準之一。這些梁朝的藥師佛造像說明了藥師佛信仰在南朝的延續。 《藥師經》造出不久就傳入北方。敦煌研究院藏有藏經洞所出四件北朝時期的《藥師經》寫本，均為慧簡本，最早的寫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五月十五日，可見此經在487年以前即流傳北方。另據其他敦煌文獻記載，北魏永熙二年（533)，時任瓜州刺史的東陽王元榮（?-542）為毗沙門天王敬造《藥師》等經，愿弟子所患永除，四體休寧。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經洞所出1276號《入楞枷經卷二》寫經題記，北魏永平二年（509）比丘尼建暉曾寫《藥師》等經。這些抄寫的《藥師經》都應是慧簡本。 北方現存最早的藥師佛像出現于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太和十三年（489）以后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使南朝的漢風佛教藝術開始大量傳入北方。在云岡石窟第二期所開鑿的第11窟西壁中部雕一長七米余的屋形龕，內雕七立佛像。在第四、五身立佛之間刻有幾所小龕，其中有一大一小兩龕并列，大龕有火焰形龕楣與龕柱，龕內刻一尊結跏趺坐佛像，施禪定印。其右側一龕為圓拱形，沒有龕楣，龕內也刻一尊相似的坐佛像。在二龕下部刻有題記曰：“佛弟子祁□/□，發心造藥師/留離（琉璃）光像一軀，/願々從心。”依其題記，該藥師佛當指左側稍大一些的龕。該像沒有紀年，因它是在七立佛完成以后補刻其間的，相對年代應晚于七立佛像。七立佛像均著漢式褒衣博帶裝，應雕造于太和十三年（489）以后。因此，這尊藥師佛像的年代不會早于太和十三年。
云岡石窟 第11窟西壁七佛龕 該佛頭頂肉髻較小，面相豐滿，身材健壯，頭后刻有圓形頭光，大有云岡一二期佛像之風。雖沒有刻出身體表面的細節，但其大衣下擺沒有垂下，不為云岡三期風格。所以，它應屬于云岡二期的佛像樣式，年代下限應在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云岡石窟的藥師佛像應當是南朝藥師佛信仰傳至北魏首都平城，并與云岡流行的佛像樣式相結合的產物。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11窟西壁中部 南北朝時期，藥師佛信仰往往是作為當時十分流行的阿彌陀佛（或無量壽）與彌勒信仰的附屬品而存在的。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北方開鑿石窟的重心從平城轉移到了洛陽南部的龍門石窟。龍門石窟中僅發現一例刻于北朝的藥師佛像，位于古陽洞南壁，編號S93。根據造像記所述，這一龕主尊為交腳彌勒，左右協侍菩薩為觀音和藥師。藥師佛信仰在北魏滅亡以后的北朝晚期仍有跡可循。在2012年發覺出土的鄴城北吳莊佛造像坑中出土三件藥師像，東魏二件，北齊一件。其中一件為東魏元象元年（538）比丘尼道勝造的青石藥師佛像，在《博物館里北朝造像|鄴城東魏佛教造像》中介紹過。 整體而言，北魏、東魏、北齊的藥師佛像在樣式上還沒有達到成熟與固定。北魏的藥師佛或為禪定坐佛像，或為捧物立菩薩像。東魏與北齊的藥師佛仍表現為立菩薩或坐佛，一般施無畏、與愿印，如同釋迦的手印。成都萬佛寺的藥師佛是施無畏印的結跏趺坐佛，說明了這種藥師佛樣式的南朝之源，但卻沒有藥師佛圖像的獨特之處。 從隋代中期開始，由于梵本的傳入，人們對慧簡本《藥師經》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藥師佛信仰迎來了真正的發展期，開始流行。與此同時所形成的捧缽佛像樣式也成為了藥師佛的標準形象，一直影響至今。 備注：本文參考《藥師佛信仰起源之辯，從成都發現的南方最早藥師佛像說去》。作者姓名待查。
這一篇將匯總除鄴城、曲陽、青州之外造像或造像碑。
東魏天平二年（534年） 造像碑是流傳于北朝的一種佛教石刻造像形式。在石窟寺盛行的北朝，虔誠的佛教徒從中國傳統的碑刻藝術中找到了靈感一在石碑上開龕造像。其造像題材和造像風格與同期石窟寺相似。造像碑一般是小型深淺浮雕作品，于碑身正面，或背面、側面以浮雕、線刻形式開龕造像，用以還愿或施功德，有些在造像碑的下部或側面還銘刻有造像的緣由和出資造碑人的姓名、籍貫、官職和發愿文，有的還刻有供養人像。 此造像碑通高120厘米，寬68厘米，厚25厘米。碑圓首，碑正面正中圓拱龕內浮雕釋迦坐像，方額隆頤，身形略顯瘦削，內著僧祇支，厚重的袈裟下擺長長的披覆于座前。龕之內外線刻飛天、脅侍菩薩、講經說法圖及護法獅等，線條剛柔相濟，飄逸飛動。 碑額有東魏天平元年（534）的題記。造像碑背面刊有程哲發愿文，記敘程氏家族的源流功勛。程哲是唐代開國元勛程咬金的祖父，因此這方碑歷時價值極高。 這一年，北魏初分東、西，故造像中北魏晚期的余韻仍相當濃重。此碑應是帶有供養佛像意味的墓碑或墓志。
東魏興和四年（540年） 佛像頭部和背光缺失。主尊著褒衣博帶式通肩袈裟，結跏趺坐于方形石座上。 座前雕兩只姿態俏皮的護法獅，衣裙下擺自然垂于臺座前，形成繁復衣褶，左手施與愿印，右手殘。
東魏興和四年（542年） 李氏合邑造像碑，又稱東魏李顯族造像碑，清末出土于河南滑縣城北唐李村。 “李氏合邑造像碑”的正面，保存基本完好。碑額正面佛龕兩緣題名為“都唯那大像碑主李顯族、開二佛光明主洛州從事李□”。碑額正面“開二佛光明主洛州從事李□”顯示李□為“二佛并坐”的佛像開光折，“二佛并坐”是《法華經》流傳中所形成的獨特造像形式。碑正面是近六百字的《李氏合邑造像碑頌文》，全篇充滿法華思想。 李氏合邑造像碑的背面，格局與正面相似。李氏合邑造像碑背面的碑額，尖楣龕內雕刻一尊交腳彌勒。 李氏合邑造像碑，記載由李次所領導的合邑信徒計231人，其中比丘僧10人，俗人221人。俗人中李姓占198人，其他為趙姓3 人，馬姓2人，劉、張、邴、連、邊、周、高、董、鬩姓各1人，另外9人無法辨認。 此碑書法凝重多姿，方圓兼用，奇逸雄強，不僅書法精妙，且對法華邑義組織的研究極有價值。
東魏武定元年（543年） 道俗九十人造像碑是河南博物院最精美的造像碑之一，螭首扁體造像碑，首身一體，有方形碑座，石灰巖雕造，保存完好。碑首為弧形，雕六龍盤繞，龍首向下口銜碑身兩側。這種螭首扁體碑可稱為完全中國化了的造像碑，在北朝中期的東魏、北齊時代十分流行。 碑身正面雕一尖楣圓拱形大龕，龕柱下飾蓮瓣形柱礎，龕梁兩端向上卷起，龕楣兩側各雕一龍口銜上卷的龕梁兩端。龍外側各線刻一伎樂天人，下飾蓮花，天帶后揚，左側天人手握豎笛，右側天人手持琵琶作正面飛翔狀。尖桃形龕楣與半圓凸起的龕梁以及上細下粗的龕柱均素面無飾。
東魏武定元年（543年） 碑陰面碑額處淺浮雕一尖楣圓拱龕，內雕釋迦多寶二佛并坐，有舟形火焰紋背光和圓形頭光，高肉髻，著雙領下垂袈裟，兩手袖于衣內，結跏趺坐。碑身分三層刻。
東魏武定元年（543年） 張永洛造像碑碑首六龍纏繞，龍首向下，口銜碑側上沿。 碑陽碑首圭型碑額處雕一尖拱龕，龕柱及龕楣線刻兩株菩提樹，龕內雕一佛二菩薩。主尊有蓮瓣型火焰紋背光和圓形頭光。高肉髻，著通肩袈裟，手施禪定印，結跏趺坐，二菩薩頭戴花冠，面相豐圓，頸戴項飾，上身袒露，下身著裙，雙手合十，跣足立于仰蓮座上。碑身雕一圓拱形大龕，內雕一佛二菩薩。主尊有蓮瓣型背光和圓形蓮瓣紋頭光，高肉髻，面相方圓豐潤，兩肩寬厚飽滿，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內著僧祗支，胸前束帶打結下垂，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施與愿印，結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須彌座上，其側二菩薩形象與裝束同碑額菩薩。龕下正中雕一蓮花化生雙手托舉著博山爐，兩邊各雕一力士，上身袒，下著裙。 龕周圍刻造像記四方，龕上刻題記兩行：“伏波將軍白水令上龕像主張永洛為亡父母造像壹區。”碑陰圭型碑額處無造像，上書“皇帝萬歲”四字楷書，碑身上部刻造像記，正書，18行，滿行5字，錄文節選如下：“大魏武定元年歲次癸亥二月辛酉朔三日，合邑等敬造石像一區……除行佛果，□□時見性。 碑陰下部刻“重修三堂寺前殿碑記”。錄文節選如下：“大明國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明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秋孟月十五日”。從碑陰的刻文可知：這件東魏年間的造像碑在明嘉靖年間曾被二次利用，其碑陰碑額上的“皇帝萬歲”及碑身上的重修碑記為明代后刻，另外在碑陰碑記兩側的花紋里還可以看到原刻造像人題名，明人將其打磨掉后刻成紋飾。
東魏武定二年（544年） 此碑由碑首和碑身組成，首、身連為一體，用整塊石材雕成，碑座為現代補刻。 碑首高37.8厘米，碑身高79厘米。碑四面雕像，像面貼金，可惜大部分已脫落，碑陽、碑陰及碑兩側上部均雕有佛龕，碑陽佛龕下為造像發愿文，碑陰造像龕下為造像者姓名，碑兩側佛龕下為成行的線刻供養者像及銘文，是現存東魏造像碑中保存較為完整的一塊。 碑首呈半圓形，高浮雕六螭首交蟠。碑首兩龍尾下部為高浮雕單瓣覆蓮座，座上置一橢圓形臺座，臺座上雕飾立佛。立佛尖桃形背光，其上陰刻底部向中心卷曲的對稱火焰紋。立佛高18厘米，頭部殘損，唯余左耳，兩肩下削但較圓，左手施與愿印，右手施無畏印，內斜披僧祇支，外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右衣襟搭于左肘之上，“U”形衣褶明顯突出，袈裟下擺分兩層向左右飄揚上翹，露出佛像腳部。碑陽上部開一圓拱尖楣龕，內為一佛二菩薩，佛像跏趺坐于高座之上，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下擺厚重下垂，左手施與愿印，右手施無畏印，頭面殘缺。 兩側脅侍菩薩面部均殘，頭系寶繒，右手持凈瓶，披帛橫于腿前。佛龕下部刻發愿文，計19行16列，節錄如下：“夫至理虛玄，無無我物……延昌寺比丘成公僧門□平郡，東雍州沙門統曇聡文，武定二年九月一日 ”。 碑陰碑首處雕釋迦多寶二佛并坐。中部為一圓拱尖楣龕，內雕一佛二菩薩。佛龕下為五行豎列雕刻的造像者姓名。碑左側方形帷幕龕內雕一坐佛，龕下部線刻三層供養人并銘記。碑右側與左側基本相同，亦為方形尖拱龕內雕一坐佛，佛龕下為一排連環五葉忍冬紋帶，忍冬紋帶下為三層減地刻供養人畫像及銘刻。新絳地處山西南部，屬于東西魏頻繁爭執區域，在造像傳統上除繼承山西傳統外還受到一定關中因素影響，值得特別注意。
東魏武定三年（545年） 佛頭磨光肉髻，背光殘損，面型長圓，鼻梁高挺，神態安詳。左手施與愿印，右手施無畏印，手指均殘斷。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內著僧祗支，袈裟下擺分三層垂于座前，結跏趺坐。 方座正面為博山爐與護法雙獅。佛身兩側還應該有脅侍，但因為殘損已無法知曉脅侍身份。
東魏武定六年（548年） 盡管僅存底座及佛像懸裳，但也可看出二主尊的樣式，亦即釋迦多寶造像。 本應放在東魏曲陽造像一篇，屬于遺漏。
東魏武定七年(549年) 砂巖佛造像塔的一段，高41、邊長37.5厘米。四面造像。每面開一圓拱龕，內雕坐佛一尊。 第一面圓拱龕上飾火焰紋，龕內佛結跏趺坐，佛衣雙領下垂，衣角搭左臂，手殘。龕外雕二弟子立于蓮臺上。第二面龕內坐佛著通肩大衣，雙手施禪定印，龕外刻銘文。第三面龕內主像披大氅，胸系帶，龕外刻銘文。第四面龕內佛結跏跌坐，佛衣雙領下垂，雙手結禪定印，龕外刻銘文。
東魏（534-550） 三尊造像組合中，釋迦佛兩側的菩薩像為文殊、普賢，合稱“華嚴三圣”，而阿彌陀佛兩側的菩薩像為觀音、大勢至，合稱“西方三圣”。該造像無造像記，因此無法確定身份。
東魏（534-550）
東魏（534-550）
東魏（534-550）
東魏（534-550） 這一尊造像是個人斷代的，位于大同北朝藝術博物館佛造像區的一角，但卻沒有銘牌。 如果這是件古物，那么它相當的精彩。頭光內層復瓣蓮，外層水波紋，橢圓形背光，背光外緣裝飾有滿瓶蓮花圖樣，最外緣是密集的火焰紋。滿瓶蓮花圖樣在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都有表現。方形臺座邊緣裝飾有復瓣覆蓮。雙刻線的衣紋刻得較深。
以下是佛、菩薩分界線。 東魏菩薩造像中，彌勒減少，觀世音增多。流行北魏晚期以來秀骨清像樣式，表現手法以線條刻劃為主。菩薩頭束髻，面相長園，眉清目秀。
東魏武定元年（534）
東魏武定元年（534）
東魏武定二年（535） 菩薩頭戴寶冠，面相方圓，揚眉抿嘴含笑。右手持蓮蕾，左手曲肘持團狀物。袒胸鼓腹，搭肩帔帛于腹前穿璧交叉，長裙底邊回折，帔帛裙邊呈小銳角向兩側外展，裙擺略外撇覆于蓮臺之上，裸足。舟形背光飾描金彩繪圖案，現大部分脫落。 長方底座后面刻發愿文：'武定二年（544）十一月二十五日張利德敬造玉像一區上□亡父母己身養□一時成佛'。
東魏武定七年（539）
東魏興和四年（542） 這尊造像是明顯的佛裝，但在定州市博物館的銘牌介紹為“興和四年造菩薩像”，我猜測是有發愿文，且提及“造菩薩像”。此前亦有過類似的案例，因此還是歸類在菩薩像。
東魏（534-550） 菩薩像通高100厘米。 菩薩頭戴高冠，臉形方圓，雙目微睜，臉容清秀，雙耳垂肩，頸戴桃尖形項圈。帔帛繞肩而下，腹前打結。下身為曳地長裙，系細帶，裙下擺向外撇出，似臨風飄逸，皺褶勻稱而細密。跣足立于方形石座上。
東魏(534-550) 白石質，背屏式菩薩造像，通體彩繪貼金。 菩薩頭戴三葉冠，面容安詳，瞑目下視。頸懸項飾，披帛在腹前交叉穿環，右手持蓮蕾，左手握桃形香囊，寶繒、發辮及衣帛在身側外飄。下身著裙，跣足立于覆蓮臺上。背屏外緣彩繪火焰紋，背面依稀可辨墨線勾繪的坐像殘跡。底座正面浮雕雙獅香爐，蓮花香爐由化生童子托舉，雙獅形象生動，昂首舉足，鬃毛蓬張。底座側面墨繪蓮花，背面光素。 本應收納于東魏鄴城造像專題，在這篇查缺補漏。
東魏-北齊（534-577） 個人非常喜歡這一尊白石彩繪造像，從來沒想過菩薩天衣居然會鑲嵌上大波點，不知道“波點女王”是否曾受到過咱北朝白石造像的啟發
南北朝（386-589） 在國博的惠世天工見到了幾尊國家博物館的館藏曲陽石造像，我個人覺得這尊造像屬于東魏風格。因此放在這一篇里。
東魏武定元年（534） 思維菩薩上身殘缺，僅存膝部以下部分。菩薩下身著裙，裙擺分兩層浮雕回曲形皺褶，腿部裙褶雙勾陰線呈“U”型，衣紋華美。 方形臺座前側又見鬃毛蓬張的雙獅，可可愛愛，均是遠端前足抬起放置在博山爐的臺座上。
東魏武定二年（544） 雖然只剩下底座和一點點思惟菩薩的殘像，但文字記錄了厙狄干于武定二年給皇帝陛下（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和勃（渤）海大王（高歡）等造像的題記。 厙狄干，六鎮起義后跟隨爾朱榮，榮死，又從高歡，后成為高歡親信，于韓陵之戰等戰役中屢建功，死后配享高歡廟庭。《北齊書》記載有名的一段：”神武（高歡）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高澄）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厙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終不負汝…” 側面還記錄了厙狄干及其三子（史書多有不載），以及另一厙狄氏定州六州大都督厙狄伐（史無記載），背面為女眷，除了厙狄干妻高歡妹樂陵長公主，還有一位長子公主元氏，疑似厙狄伐之妻？
東魏（534-550） 這三尊定州市博物館收藏的思維菩薩像形制相似，說明在這一時期，造像共享著相似的粉本。但每一尊造像又有些許差別，大概源于匠人的用心。 比如這一尊沒有明確紀年的思維菩薩殘像的臺座前側，就不是蓮花童子托舉博山爐，博山爐直接放置在覆蓮臺座上。
此前用四篇短文介紹了東魏時期鄴城、曲陽、青州佛教造像，而今天這一篇集中展示了筆者拜訪山西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定州市博物館、山東博物館、河北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館、北朝藝術博物館，所記錄的東魏時期佛教造像或造像碑。 苦于上班狗時間有限，很多造像都未曾靜下心來，仔細觀詳。更有些記錄還是幾年前未入坑前的隨手記錄。現階段只能是在整理編輯的過程中，爭取能看到更多。希望下一次當我再次拜訪這些博物館時，爭取能收獲更多 下一篇北朝造像將開啟北齊佛教造像系列，敬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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