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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各路諸侯逐鹿中原，荊州這片位于長江中游的戰略要地就成為了各方爭奪的焦點。它北靠漢江、沔水，南臨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誰能占據荊州，誰就能在爭霸之路上搶占了先機。  在赤壁之戰前荊州由劉表統治，然而劉表為人生性多疑，又上了年紀，沒有胸懷天下的志向，只想安于現狀，所以未能充分發揮荊州的優勢，久而久之荊州內部矛盾叢生。官渡之戰后曹操基本統一北方，旋即就將目光投向荊州，企圖南下實現統一大業。與此同時東吳的魯肅也向孫權提出奪取荊州、控制長江流域的戰略規劃，孫權同樣在尋覓進軍荊州的時機。而彼時的劉備正處于顛沛流離之中，好在三顧茅廬請得諸葛亮出山，以《隆中對》為戰略計劃，荊州也成為了劉備實現霸業的關鍵所在。  建安十三年（208 年），劉表病逝，其子劉琮繼掌荊州，不久后曹操大舉南下，劉琮不戰而降，曹軍輕易就占據了襄陽。當時劉備正駐守樊城，對劉琮投降之事毫不知情，待得知消息時曹軍已然逼近。劉備被迫率領軍隊撤離樊城，向江陵方向行進。江陵乃荊州戰略要地，儲存著大量糧草和器械裝備，若能占據江陵，那劉備的實力將大幅增強。曹操也深知江陵的重要性，于是親率五千精銳騎兵日夜兼程，猛追劉備，在當陽長坂大敗劉備軍，讓劉備被迫放棄前往江陵的計劃，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往東南方向漢水逃離，同前來接應的關羽、劉琦等合兵一處，向夏口方向退去。  此時剛剛經歷大敗的劉備幾近絕境，而曹操則順利占據江陵，士氣大振，一方面準備集結水陸大軍順江東下，一舉消滅劉備；另一方面派人向孫權下戰書，號稱有八十萬大軍，企圖恐嚇孫權，使其不戰而降。 面對曹軍的威脅，東吳內部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派認為曹操勢力強大，東吳難以抗衡，所以主張投降；另一派指出曹操后方不穩，且士兵多為北方人，來到南方勢必水土不服，且正值寒冬，糧草不足，所以主張抵抗。 周瑜和魯肅正是抵抗派代表，他們還敏銳地察覺到，劉備雖在當陽長坂遭受重創，但麾下有關羽、張飛、趙云等猛將，以及諸葛亮這般足智多謀的謀士，其軍隊仍具備一定的戰斗力，且劉備素有仁義之名，在荊州等地擁有一定的民心基礎。若東吳與劉備聯合，雙方可優勢互補。東吳擅長水戰，擁有訓練有素的水師，而劉備軍隊熟悉荊州地形，雙方聯手能夠在長江沿線構建起更為穩固的防線。  孫權聽取了周瑜和魯肅的建議，最終下定決心與劉備聯合，共同對抗曹操，一場改變歷史走向的大戰 —— 赤壁之戰，也由此拉開了序幕。此戰中孫劉聯軍充分利用曹軍不熟悉水戰、戰船相連的弱點，采用火攻戰術一舉擊敗曹操。這場戰役不僅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也讓荊州局勢發生巨大變化。 戰后荊州七郡被劉備、曹操、孫權三家瓜分。曹操雖然戰敗，但仍保有荊州北部最大的南陽郡和長江以北的江夏郡；孫權得到了長江以南的江夏郡和大部分南郡；劉備收獲頗豐，得到了長江以南的南郡以及長沙郡、零陵郡、桂陽郡和武陵郡。  然而劉備志向高遠，并不滿足于現狀，為了實現《隆中對》的第一步規劃，他以土地稀少為由向孫權請求都督荊州。此議一出，在東吳內部引發軒然大波，大多數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劉備野心勃勃，一旦借給他荊州，無異于養虎為患。唯有魯肅極力主張借地，理由有三，其一，曹操雖遭赤壁之敗，但實力依舊強勁，東吳難以獨自抗衡；其二，東吳新得荊州，人心未附，在當地的人望和號召力不及劉備；其三，借助劉備在荊州的聲望，借地給他有利于多樹曹操之敵，減輕東吳抗曹壓力。孫權權衡利弊后最終聽取了魯肅的建議，同意將荊州借給劉備。從此劉備有了完整的南郡，實行“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戰略方針，為日后進取益州、建立蜀漢基業奠定基礎。但也正是這一借為后來孫劉兩家的矛盾埋下伏筆，一場圍繞荊州歸屬的紛爭即將拉開帷幕。 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劉備奪取西川，東吳即派諸葛瑾入蜀，要求劉備按約歸還荊州土地。劉備自是不想還地，便以“取涼還荊”為借口推脫。孫權聽后大怒，認為劉備故意拖延推諉，毫無歸還誠意，于是派呂蒙率軍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則親率五萬大軍趕赴公安，并派關羽前往益陽與魯肅對峙，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此時曹操攻取漢中的消息傳來，劉備擔心蜀地有失，為避免兩線作戰，只得妥協，將長沙、桂陽兩郡割讓給孫權，雙方達成湘水和議，暫時罷兵 。  實際上劉備拒絕歸還荊州并非簡單的背信棄義，而是有著深遠的戰略考量和現實需求。荊州對于劉備集團而言，是一塊不可或缺的基石，是興復漢室、北伐中原的關鍵前沿陣地。從荊州出發，軍隊可沿漢水北上，直逼曹魏核心區域宛城和洛陽。此地地勢平坦，交通便利，利于大規模軍隊調動和行軍，能迅速對曹魏政權構成威脅。從關羽發動襄樊之戰，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就能看出荊州在北伐戰略中的重要性。 若失去荊州，劉備集團就只能偏居益州一隅。益州雖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但四周多山，交通極為不便。從益州北伐不僅路途遙遠，山路還崎嶇難行，糧草運輸困難，難以持續對曹魏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諸葛亮后來多次北伐中原，都因糧草不濟功虧一簣，這便是失去荊州后蜀漢面臨的困境。所以說荊州是劉備實現興復漢室夢想的重要依托，其戰略價值不言而喻，這是劉備拒絕歸還荊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荊州地域廣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人口眾多。擁有荊州，劉備就可以更好地發展經濟，積累財富。荊州農業發達，糧食產量高，能滿足軍隊和百姓生活需求。同時，荊州商業繁榮，通過與周邊地區貿易往來，劉備集團可獲取各種戰略物資和財富，進一步增強自身實力。此外荊州人才輩出，劉備在此招攬了眾多文臣武將，如諸葛亮、龐統、黃忠、魏延等，這些人才為劉備事業出謀劃策，沖鋒陷陣，成為劉備集團發展壯大的重要力量。失去荊州，劉備集團將失去重要資源和人才來源，實力必將受到極大削弱，這對一心成就霸業的劉備來說，絕對無法接受。  在三國鼎立局勢中，孫劉聯盟是劉備對抗曹操的重要保障。荊州在聯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制衡作用。荊州與東吳接壤，劉備占據荊州，可對東吳形成一定威懾，使其不敢輕易對劉備采取行動。同時荊州也是孫劉聯盟共同對抗曹操的前沿陣地，劉備在荊州的軍事力量可與東吳相互呼應，共同抵御曹操進攻。 一旦劉備歸還荊州，東吳勢力將極大擴張，孫劉聯盟力量對比將失衡。東吳可能憑借在荊州的優勢地位，對劉備集團構成更大威脅。劉備集團將面臨腹背受敵困境，既要面對曹操強大壓力，又要防備東吳偷襲。這種情況下，劉備集團的生存和發展將異常艱難。因此，為維持孫劉聯盟平衡，保障自身安全，劉備也不能輕易歸還荊州。 當然，孫權討要荊州也是出于對東吳的利益考慮。荊州地處長江中游，是東吳長江防線關鍵節點，對東吳戰略安全至關重要。荊州就猶如高懸在東吳頭頂的利劍，一旦曹操或劉備從荊州順江而下，東吳將面臨巨大軍事壓力，長江防線可能瞬間崩潰。  對孫權而言，控制荊州意味著掌握長江防線主動權，能有效抵御北方威脅。只有將荊州納入勢力范圍，東吳才能構建完整的長江防御體系，確保江東地區安全穩定。在魯肅為孫權制定的戰略規劃中，就明確提出“據有荊州，全據長江，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戰略目標。可見荊州在東吳戰略布局中占據核心地位，這是孫權堅決索要荊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戰略安全考慮，孫權索要荊州還受東吳內部壓力推動。在東吳內部，許多將領和謀士認為荊州是東吳固有領土，劉備占據荊州是對東吳的侵犯。他們強烈要求孫權收回荊州，維護東吳主權和尊嚴。這些將領和謀士在東吳政權中影響力較大，他們的意見和態度對孫權決策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孫權作為東吳統治者，需考慮內部各方勢力利益和訴求。若不采取行動收回荊州，可能引發內部不滿和動蕩，影響自己統治地位。為維護內部團結和穩定，滿足內部收回荊州的期望，孫權不得不向劉備索要荊州。這種內部壓力的存在，使孫權在荊州問題上態度更加堅決和強硬。 湘水劃界后荊州問題依舊存在，而且也讓孫劉兩家矛盾徹底公開化，聯盟關系岌岌可危。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關羽為了牽制曹魏而達到緩解漢中之戰中劉備的壓力，發動襄樊之戰，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孫權見關羽主力北上，荊州空虛，認為是奪回荊州的絕佳機會。于是他背棄與劉備的聯盟，與曹操勾結，派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關羽腹背受敵，最終敗走麥城，被東吳擒殺，荊州也被孫權成功奪取。  荊州丟失和關羽被殺，使劉備與孫權之間仇恨達到頂點。劉備不顧群臣反對，于章武元年（221 年）親率大軍進攻東吳，結果在夷陵遭遇慘敗，退回白帝城，不久后病重。這場戰役讓蜀漢實力銳減，不僅喪失大量兵力與物資，還徹底失去了對荊州的控制權，蜀漢政權陷入危機。而東吳雖取得勝利，卻也意識到自身實力難以單獨抗衡曹魏，且長期與蜀漢為敵將面臨兩線作戰風險。加之孫吳內部也存在諸多問題，如江東大族與孫氏政權的矛盾，以及安撫新占荊州地區民心的難題。所以兩家還有和好的可能。 此時孫權率先采取行動，于劉備敗退白帝城后，主動派遣使者前往求和，試圖緩和與蜀漢的關系。劉備雖心有不甘，但鑒于蜀漢現狀，也有修復聯盟之意，無奈病重無法全力推動。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劉備病逝于白帝城，臨終托孤諸葛亮。諸葛亮深知蜀漢若想生存發展，必須恢復與東吳聯盟，于是派鄧芝出使東吳談判。最終孫劉兩家重歸于好，恢復了聯盟關系。 但荊州問題已然成為孫劉兩家不愿回顧的過去，三國局勢也因荊州的歸屬而發生重大變化，曹魏勢力進一步鞏固，使得三國時期蜀漢與東吳都只能勉強維持與曹魏的對峙局面，哪怕強如諸葛亮，也無法逆天改命，最終積勞成疾，病逝于五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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