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平：寺墩遺址的發現與發掘

寺墩遺址位于常州鄭陸鎮三皇廟村，是環太湖地區一處重要的良渚文化遺址，也是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序列中舉足輕重的考古遺址。自1978年12月首次試掘，寺墩遺址先后歷經五次不同規模的發掘，清理了一批高等級的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器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近年來，隨著新材料的不斷涌現和對遺址文化內涵認知的不斷加深，寺墩遺址的研究價值愈發凸顯。學界對寺墩遺址本身的學術價值較為關注，但鮮有人提及遺址發現的緣由及遺址發掘的歷史背景。

寺墩遺址文保碑

關于寺墩遺址的發現，常州博物館前館長陳麗華在《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物》一文中，對寺墩遺址的發現過程有所介紹。1973年10月，鄭陸鄉農民把當地出土的玉璧、玉琮送到常州市文物商店鑒定，文物商店當即轉告常州市博物館。博物館工作人員前往出土地點調查，從而發現了寺墩遺址。這些情節在曾參與寺墩早期考古工作的常州博物館前館長陳晶的回憶中也有記錄。1973年初秋，文物商店職工劉中奇打電話給常州博物館，說有農民帶來幾件出土的大型玉器想要鑒定，她與時任館長駱振華立即騎車前去察看。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高達30余厘米、十多節的長方柱型玉器盡管之前從未見過，但陳晶已經意識到這批玉器不是普通墓葬所用之物。出于職業的敏感性，便立刻前往發現地點進行調查。這批玉器出土于鄭陸鄉三皇廟村一個高墩的東坡，他們在土墩斷面及附近河溝采集到較多的幾何印紋硬陶片、原始瓷片和石器，進而確定這是一處古文化遺址。

寺墩遺址出土長節玉琮

其實，早在1973年之前，當地村民造房子和平整土地時，就常挖到形似圓盤的中空管狀物，這些有著奇怪紋飾的東西被他們當作普通青石帶回家蓋咸菜壇子或當作墊腳石。由于發現之初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遺址直到1973年才進入文博工作者的視野。

江南地區土墩遺存較多，破壞也較嚴重，一方面是由于主觀上對土墩遺存性質的認識有局限，一般直到有文物出土才意識到土墩為歷史遺存；另一方面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平整土地及磚瓦廠取土等生產性建設工程對土墩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寺墩遺址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被發現。

因遺址位于三皇廟村一個名為寺墩的土墩附近，故命名寺墩遺址。江南地區稱為“墩”的地名，大多數為早期人工堆筑，歷史時期又在高墩上建有寺廟，寺墩也不例外。現寺墩南側仍有寺廟存在，這座寺廟即為南城寺。據文獻記載，南城寺歷史悠久。寺院始建于唐大歷年間（766—779年），宋太平興國（976—984年）時改為開福禪院，元末兵燹，明洪武年間（1368—1398）重建，以豐城鄉得名，俗稱南城寺。1949年前后，寺內僅存房屋14間，且殘破不堪。改革開放后，寺廟得以重建，規模不斷擴大。

《咸淳毗陵志》地圖中“南城”位置示意

另據《咸淳毗陵志》載，“三王廟，在縣東北開福寺側，祀東岳、忠佑、廣惠之神”，三王廟應該就是三皇廟村名的來源。三王廟與開福寺的相對位置也側面表明南城寺的最初建寺為開福寺。雖然寺廟在廢建過程中不斷更名，但寺墩的稱呼卻沒有更改而得以延續。

寺墩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才被確認為古遺址，但早在民國時期就引起當地相關部門注意。據民國十七年（1928）《武進全縣名勝古跡古物調查表》（載于同年《武進年鑒》）記錄“昭明墩，在豐北鄉”。《中國歷代名人勝跡大辭典》也有相關記載，“昭明太子墓，在江蘇武進縣鄭陸鄉，相傳為昭明太子墓。封土呈橢圓形，高20米，東西長100余米，南北寬80余米。”

寺墩遺址先歷經5次考古發掘，在文化堆積中并未發現六朝地層，自然也不會有昭明太子墓的存在。2013年在南京棲霞區新合村獅子沖北象山南麓發現兩座特大型南朝磚室墓，學者從墓葬所處位置、墓葬形制、墓葬規模、殘存磚印壁畫、陵前石刻、紀年磚銘、損毀程度與相關歷史文獻記載推測，墓主分別為梁昭明太子蕭統及其生母丁貴妃。（參見本刊2016年11月刊《昭明太子陵今何在南京獅子沖南朝大墓考古》）因此，寺墩為昭明太子墓的傳說可能只是一種附會。

首先，遺址時代的不確定性要求通過發掘解決。

盡管常州考古前輩們已經意識到寺墩出土器物的重要性，但對玉器的時代仍無法斷定。寺墩玉器的發現，引起安志敏、石興邦等老先生的關注，安志敏在給陳晶的回信中提到：“武進的玉器發現很重要，值得進一步調查試掘。至于時代問題，目前很難判斷，但不一定很晚。”由于玉器沒有出土層位及共存遺物的參照，學者們對玉器時代也不能輕易下結論。當時，大多數人認為玉器是殷周或秦漢之物，直到草鞋山遺址的發現。就在寺墩玉器發現的同年，蘇州草鞋山遺址正在進行正式發掘，發現了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禮器和良渚文化陶器共存的墓葬，從而開始認識到以往被認作周漢時期的玉器是良渚文化之物。“草鞋山的發掘首次在地層學上使琮、壁等玉器重見天日，回歸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之中，不僅徹底解決了久懸未決的良渚玉器的文化屬性和年代問題，而且第一次印證了琮、壁、鉞等玉器與良渚顯貴者大墓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從而使良渚玉器的研究開始擺脫金石學式器物考證的窠臼，真正踏入考古學文化研究的范疇。”

安志敏先生給陳晶先生的回信

草鞋山遺址證實良渚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玉璧、玉琮，但對寺墩遺址征集的這批器物要有科學的時代依據，還得靠出土層位等地層關系。因此，試掘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

其次，遺址破壞的加劇迫使發掘工作需要及時開展。

寺墩遺址得以被考古工作者發現，直接原因是當地農民拿著玉器到文物部門鑒定，主要原因則是取土過程中有玉石文物不斷出土。據統計，1973—1985年之間，常州博物館收集、征集和接收移交玉璧17件、玉琮23件，還有玉飾品等16件。其中1973年10月，征集墩東出土玉璧3件、玉琮12件，1976年11月玉琮1件，1977年11月玉璧2件、玉琮1件，1978年2月玉琮2件，4月玉璧10件、玉琮2件，1979年11月玉琮1件，1980年10月玉琮1件，1985年玉璧2件、玉琮3件。

寺墩遺址出土大玉琮

遺址在被發現之前，就已經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在發現以后由于認識不夠深入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受到應有的妥善保護。隨著地方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遺址在燒磚取土、平整土地中遭受著愈演愈烈的破壞。土墩最初高約20米，直徑約100米，隨著取土的破壞，僅存東西長約80米、南北寬約40米、高約6米的南坡。從寺墩遺址的五次發掘來看，除第四、五次帶有學術目的以外，其余三次均是在文物遭到破壞后的搶救性清理。

考古發掘的不可逆會對遺址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但發掘可以對遺址整體面貌有更全面的認知，從而及時對遺址進行科學和合理的保護。

最后，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的研究熱潮，客觀上推動了寺墩遺址的發掘。

1977年10月，為共同討論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的一些重大問題，在南京舉行了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與會者認為分布在蘇南、上海、浙北太湖周圍，南及杭、嘉、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們有著相同的發展序列。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序列的初步確立，給地方考古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調動了他們工作的積極性。正如第一、二次發掘報告所述“由于玉璧、玉琮對了解太湖地區原始文化較為重要，對寺墩遺址進行了兩次試掘。”

寺墩遺址3號墓

寺墩遺址文化內涵的認識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致為1973—1982年，這一時期前半段主要是對出土玉器年代、制作工藝、原料來源、紋飾內涵、圖像解讀、器物功能、器型演變等方面的探討，后半段則是對良渚墓葬，尤其是M3葬俗的具體分析研究。經過第三次發掘，學者已經認識到寺墩存在一處良渚文化顯貴墓地，但大多數人認為良渚大墓葬于平地，土墩則為漢代以后堆積，沒能正確認識土墩與墓葬的關系。

第二階段是對墓葬與土墩關系的重新審視。福泉山良渚文化高臺墓地的發現，墓葬與土臺關系的認識進入新的階段。正如蔣衛東先生所言“（福泉山遺址）首次揭示出顯貴者墓葬與人工堆筑高土臺間相生相伴的親密關系，從而形成對高土臺墓地的認識突破，為日后更多大型良渚文化墓地的發現提供了經驗和啟示”。在福泉山遺址的啟發下，研究者開始注意寺墩遺址良渚大墓與土臺的關系。這一時期反山墓地、瑤山祭壇的發掘，揭露出墓地的完整規劃、墓地與祭壇的關聯，對寺墩遺址從墓地整體分析良渚文化內涵提供了借鑒經驗。第四、第五次發掘之初，先對遺址的分布范圍進行勘探，對遺址內外河道與遺址的關系進行探討，對土墩的堆積形成過程進行推測，并提出“墓葬區是明顯圍繞寺墩的墩子安排的”。這一時期，對寺墩遺址的認識已經超出討論良渚大墓的范疇，把墓葬與土墩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梳理。

寺墩遺址墓葬發掘現場

第三階段把對寺墩遺址的認識上升至良渚遺址群的中心聚落。隨著良渚遺址發現的數量日益增多，學界提出良渚遺址群的概念。大量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遺址被發現，良渚遺址群作為良渚時期一個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的觀念，很快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寺墩作為蘇南地區兩大聚落群中心之一，存在高大祭壇、分級墓葬、居住區等功能，是良渚晚期重要的中心聚落。甚至有學者提出寺墩遺址存在古城古國的推想。對重要遺址有了整體布局及功能上的認識。

總而言之，寺墩遺址發現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墓葬本身，后期則偏重于墓葬所反映出的社會組織結構、等級分化、祭祀信仰、禮儀制度等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研究的深入，對促進良渚文化與文明起源討論，深化良渚文化聚落及聚落等級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從1978年第一次發掘至今，寺墩遺址匆匆走過四十個春秋，已經有了較為客觀的認識。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遺址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目前，在國家課題《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從崧澤到良渚》指導下，寺墩正進行更大規模的考古研究工作，站在更宏觀的視角用嚴密實證的方法對遺址的文化內涵進行更新。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遺址的功能布局、聚落結構及其與周邊遺址的等級關系更加明確，遺址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為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