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古代大一統的歷史傳統

從中國古代文明的地理位置上說，它有一個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相對穩定的中心，由此輻射到周邊地區。這個中心有時向其它方向有所偏移，但沒有明顯的錯位。不像西方文明經歷由希臘到羅馬再到西歐的大幅度位移。它的邊緣有時擴張，有時收縮，但總是在一個大體有限的范圍內，在這個區域內，占人口絕對多數的漢民族居住于其中心地帶，而其它少數民族則分布于其邊緣地區。這個相對穩定的文化區域同時也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政治實體，其家天下的政治性質得到普遍認同。中國古代的政治發展表現為單軌性，即王朝興亡的單調地重復，家天下和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千年不變。古人都知道，“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這的確是事實。君主專制在人們心目中成為唯一的、天然合理的、無可懷疑的政治體制。地理文化上的大一統落實到政治上就是家天下。這在中國形成了萬世不變的所謂“道統”。

中國古代文明生長在獨特的地理環境內。它的北邊是無際無涯的荒漠和原始森林，西邊為難以逾越的高原和高山所阻隔，東南是令人生畏的茫茫大海，這些自然障礙將古人與外界隔開，形成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這與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世紀及近代大西洋文明的開放性地理環境形成鮮明對照。正是中國文明對外的相對隔絕，使它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內向性格，使中華民族有著一種獨特內聚力。它使古代中國人在這些屏障以內，實現了長期相對穩定的政治統一，使中華民族凝聚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所以如一些學者指出的，中國文化具有“墻文化”的特征，即對外封閉，內部則消除各種障礙而得到充分開放和貫通。

中國有著其它民族少有的大一統的歷史傳統。中國的歷史是從統一開始的，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華夏或“天下”統一的共主或帝主。被人們不斷津津樂道的堯舜禹湯文武，形成上古時代一以貫之的道統。一個人類共同體，一個社會整體，一個中心，一個圣王的治理，這是上古的中國人就形成的觀念，無論這種觀念是否真實，它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的一種統一的信念，一種民族整體的認同。中國古人的歷史觀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其歸宿是合。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旋律。

與中國不同，西方的歷史是從分散和多元化開始的。西方歷史有三個發源地，即希臘城邦、羅馬時代意大利半島的城市和部落以及中世紀的日爾曼國家。其中每一個發源地又都是多元的。希臘城邦源于多中心的荷馬時代，城邦由邁錫尼時代之后眾多分散的氏族部落居住地演變而來。城邦繁盛時代，并列著大約一千多個城邦，每個城邦都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羅馬城邦是意大利種族各異和政治上各自為政的眾多城市和部落之一。在羅馬擴張成為世界帝國之后，它成為多民族的統一體，其中沒有一個像中國漢民族那樣的主體民族，統治民族羅馬人也是少數民族；中世紀日爾曼各王國是在互不統屬的各部落及其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們在整個中世紀從未實現過統一。所以西方政治史的開端無論在事實上或人們的觀念上，都具有多元主義特征，除羅馬后來在數百年中成為意大利的中心外，也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

在整個西方的政治史上，統一的意識非常之弱。在希臘，人們看到成千的城邦各自為政，獨立并存達幾百年，這期間也有過統一的呼聲，但沒有形成希臘人的共識。即使在波斯大軍壓境，希臘城邦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的時候，希臘人也只達到過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聯合，沒有真正統一起來。羅馬人雖然實現過統一，但他們并未把統一本身作為理想，需要的時候，他們竟主動把龐大的國家切割為兩個或四個部分，各設一個統治者分頭治理。這在中國人是不可想像的。在中世紀的西歐，政治上是極其多元化的。帝國、王國、公國、相對獨立的城市、主教領地或修道院等，既相互包容交錯，又相互獨立，自成體系。中世紀西方人從羅馬帝國繼承了統一的觀念，然而卻沒有對現實中極其雜亂的政治版圖感到不安，更鮮有人認真地去實踐統一的理想。統一觀念只在統一的基督教會中得到部分的實現。到中世紀末期，四分五裂的國家開始向統一的民族國家過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國實現了王國層面的統一，結果是確立了歐洲的分裂。并且這些統一體的規模和內部關系僅大體相當于中國戰國時代各國的水平。然而在中國，戰國時代的小規模的統一很快就過渡到秦朝的更大規模的統一，秦朝將全國設立36個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個郡就相當于西歐的一個國。在這樣一個規模上的統一是中世紀西歐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們那種較小的規模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遲至19世紀才得以實現。所在西方的歷史上，雖然有過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查理曼帝國的統一，但分立主義卻占著主導地位。它的政治發展模式從分開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國雖然有過分裂，但統一卻是主旋律。它的發展模式是從合開始而又復歸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統一被視為常態，而分裂被視為反常的、暫時的，是“亂”的表現。它必然要重歸于“合”。

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國人執著于統一的心態在出現分裂的狀態下呈現出十分鮮明的對比。古代希臘城邦時期和中國春秋戰國時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區域或同一民族范圍內，呈現出許多國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臘人把各城邦的獨立自治當作常態接受下來。他們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內部的事物，不過不是為了使城邦強盛起來以承擔統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過上一種優良的生活。像斯巴達那樣以克敵致勝為目標，從而犧牲了公民優雅美善生活的城邦制度為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所鄙視。城邦之間遠不是和平共處的關系，但城邦間的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霸權，而不是兼并土地和人民。在數百年間，城邦之間互相兼并的現象是十分少見的。

與此相反，春秋戰國時代多國并立的現象從未被視為正常現象，而是反常的、暫時的現象。在人們的觀念中，天下本來是一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當時周天子權威失墜，諸侯蜂起，紛紛擴張自己的領土和勢力。天下沒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擔號令諸侯之責，接著便是各國直接承擔起統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種不斷兼并擴張的驅動力，推動著各國不斷地吞掉周邊小國、弱國，最終走向各國的統一。這就是由春秋之初的所謂“八百諸侯”到戰國時的“七雄”，最后到秦始皇的一統天下的歷史過程。

先秦諸子就是在這種對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統一的大潮中應運而起的。諸子的學說都是出于對西周“一”的秩序瓦解的不安，他們紛紛提出的救世治國的方案，都旨在使天下重新歸于“一”，或定于“一”。統一是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自我意識。正是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對統一的追求格外強烈。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雖然也有過像公孫龍那樣“離天下”的主張，那不過是一種與主流觀念極不協調的怪論，他的主張是孤立的，沒有引起人們認真的對待。正如荀子所說，所謂“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

先秦諸子的思想集中體現了中國人追求統一的政治心態和政治情感，也奠定了后世統一思想的理論基礎。在整個中國古代，大一統形成了政治傳統和政治思想傳統。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平民百姓，都無可懷疑地維護統一。出現分裂時，就會激發出整合國家并使之歸于統一的強烈沖動。得“一”則安，出現“分”、“多”、“亂”的情況則惶惶然。

上古三代統一的歷史傳統和先秦諸子闡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國古人的政治思想。在人們的觀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帝堯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協和萬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罰則使“天下咸服”。禹的威勢更是“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說，所統治的范圍都是“天下”，統治者稱“天子”。這個“天下”是中國古人視野所及，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中國人的“天下”觀把華夏文明所覆蓋的所有地區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統攝“萬邦”，只把周邊少量的“四夷”排除在外。東周開始的諸侯異政，被視為“天下”大“亂”。先秦諸子提出各種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國”，即各個諸候國，最終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華夏共同體，使“天下”最終“定于一”，也意味著使某位君主“得天下”。這是他們無可懷疑的目標。當秦漢的大一統實現后，這個“天下”就愈加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了。歷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標就是“尺地一民，盡入版藉”。宋太祖立國之初，于風雪之夜拜訪重臣趙普，趙普問其緣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天下沒有統一，竟會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滅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義。雖然南唐國主李煜一再貶損自己，對宋恭順稱臣，可宋仍發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對宋太祖說：“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過這個話茬回答說：“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10結果使者無言以對。當使者再一次請求緩兵時，宋太祖卻不耐煩再講任何理由，“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即便有人在一邊“安睡”也是不能容忍的，這就是中國人在“天下”觀的背景下對統一的強烈追求。

在大一統秩序下的長期生活，在中國人深層心理上積淀為“天下”的情結。每個有作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這張底板上構繪他們的政治理想的藍圖。

希臘羅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這里是一個較為開放的地理環境，生長于這里的每一種文明都與周邊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溝通。城邦時代的希臘羅馬人雖然也有很強的民族優越感，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只是周邊眾多民族之一，絕不敢把他們所居住和統治的地方稱為“天下”。他們不僅沒有感到有統一天下之責。對內部統一的需求也出奇地弱。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希臘世界”的觀念相當于中國人的“天下”觀，不過在他們的心目中，希臘世界的統一僅僅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統一，在希臘的歷史上也有過像泰勒斯那樣的人發出過微弱的聯合的呼聲，希望希臘人團結起來共同對外，也實現過一定程度的聯合或聯盟，但在政治上的完全統一卻從未使他們真正動心。他們對城邦獨立自治的信念與先秦諸子對“天下”統一的信念一樣，從未發生過疑問。邁錫尼王權垮臺形成的破碎的政治版圖，如同用碎布胡亂拼縫而成的褥墊一般，這也沒有使希臘人感到不安，小國寡民的城邦，是他們所能夠想象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亞里士多德在對城邦的人口和土地面積進行了一番詳盡論證后得出結論，認為“一個城邦適當的人口限度”，“是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他的意思是說，城邦規模的最低限度是能實現自給，最高限度是邦內公民之間以互相熟悉，站在高處能將境內一覽無余。他又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城邦不能由十個人組成——可是要有十萬人就不再是城邦了。”

羅馬人與希臘人不同。羅馬城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不過他們不是追求某種統一天下的理想，開始是為了生存，不擴張就不能保證安全，后來則受到一種追求權力和財富的欲望所驅使。他們在擴張本身中即得到滿足。到帝國末期，統一的帝國開始解體，日爾曼蠻族部落潮水般涌入，把帝國撕成一個個碎片，最后連號稱“永恒之城”的羅馬也遭洗劫。這場劫難遠過于中國周天子權威失墜后的天下大亂，在當時羅馬人心中也造成了強烈震蕩和深刻創痛。人們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經來臨。然而這種狀況并沒有激起羅馬人重新整合社會、統一國家的激情。在他們的冷漠中，羅馬國家被斷送了。

在中世紀，代表西方統一理想的是基督教會。但它卻無力在政治上實現西方的統一。在政治領域，西歐不僅有水平方向上各個國家的分裂，還有各國內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會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義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義最終掙開了教會統一的紐帶，從此以后，統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殘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頑固的分立主義和中國人對統一的執著追求，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對比。就希臘人來說，他們的城邦觀念源于城邦屬公民集體所有的制度以及他們對自給自治理想的追求。城邦領土的擴張，便意味著公民集團的擴大、公民與國家間關系的疏遠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喪失。羅馬城邦共和國便毀于自身的擴張。在希臘，類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達人就由于對被征服者的恐懼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國，由于家國一體和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國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視為君主的產業。“貴為天子者”，當“富有天下”。這是君的觀念，也為臣所認同。由一家占有一國，由一國進而兼并“天下”，這是君主產業的擴大。這個過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對它發生疑問。

先秦諸子（和后來的政治思想家）幾乎都是從君主的“家臣”地位出發來認識政治問題的，所以，把“天下”統一于某一位君主作為他們的最終目標。秦始皇兼并六國后驕傲地宣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 …人跡所至，無不臣者。”這正是先秦諸子的政治思想（老子是個例外）。所以，大一統心態正是家臣心態的一個側面。

無論希臘人還是中世紀的西歐人，它們并非對國家的統一和擴張不感興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標被置于這個目標之上。在希臘，是公民們對自已獨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紀，是貴族們對自己傳統的權利和特權的維護，這些公民或貴族的集體，構成國家的中堅，任何外來勢力企圖奴役這個國家，都會遇到這個集團拼死的反抗。希臘城邦的歷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維護城邦獨立戰爭中失敗而集體遭屠殺的事情。中世紀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在反抗諾曼入侵中幾乎全部戰死沙場。公民（相當于政治貴族）和貴族由于其獨特地位和性格而產生的這種堅強的反抗精神無疑是大規模統一兼并的障礙，也是分立主義的重要基礎。而在中國，國只為統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為若干獨立小國，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為，這種國的滅亡也主要與他們有關。只有國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祿”而需報君之恩的“忠臣”們才會有維護國家獨立的主動性。普通人民對統治者家族間的爭奪表現得麻木、冷漠。加之他們已經被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馴化成軟弱無力、一盤散沙的一群，把他們置于新主人的統治下并不會太困難。如果新主人比原來的主人開明、寬厚，就會得到他們的歡迎。

西方的分立主義和中國的大一統思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臘人因多元主義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們始終沒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間的自相殘殺中走向衰敗，最終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紀的政治分裂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德國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長期落后于其它國家。直到本世紀，歐洲的分裂還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然而它也帶來了各國間的競爭，并通過競爭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各國在分立的條件下也發展了各自的個性，每個國家都創出自己獨立的道路。各國相互影響、補充，交錯前進，使西歐社會充滿生氣與活力。中國卻建立了統一而強大的國家，它保證了中華民族以其人數的優勢于兩千年中立于不敗之地。一個地廣人眾規模龐大的國家，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最豐厚的一份遺產。在現代社會里，它對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仍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在古代，大一統國家似乎是民主自由的絕對障礙。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聯邦制和代議制的發現，才使在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里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為可能。當代信息社會創造的新的信息傳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極大地縮短了人們之間在空間上的距離，從而使一個較大規模的國家實現民主自由才有了可能。

自15世紀起，在西方掀起了民族主義浪潮，亦即在民族范圍內建立國家。受這股浪潮的沖擊，由西向東，一個接一個的多民族帝國解體。神圣羅馬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還有一些小規模的多民族國家也出現了分裂，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人們問，最大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會不會也走上這條路？我們認為，中國悠久的統一傳統，中國人民追求統一的執著與堅定，這一優良傳統帶來的是中華民族強大的內聚力，是其它幾個帝國所沒有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優秀歷史遺產，是我們在現代民族主義浪潮沖擊下仍維持著規模龐大的統一國家的可貴文化資源。(節選自白珍：《略論中國古代大一統的歷史傳統》，《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振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