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煥庸線——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線

通讀中國歷史，人們發現，自古以來，中華大地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稀；東部的文化溫婉，西部的文化粗獷；中東部的人們發展了“農耕文明”，西北部的人們發展了“游牧文明”。

人們還發現，在中國的東、西之間，像是橫亙著看不見的“分界線”，但沒有人對這種模糊的認識加以有力佐證。直到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按照人口密度的分布，在中國地圖上畫一條接近45°斜線，由黑龍江璦琿（今黑河）至云南騰沖，把中國分成西半壁和東半壁，“謎題”才得以解開。

這條線就是“胡煥庸線”。

2017年初，云南省騰沖市建成“騰沖—璦琿·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主題公園”，展示和紀念“胡煥庸線”；2020年，在黑龍江省黑河市，占地9.5公頃的“璦琿—騰沖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主題公園”對外開放。

▲在黑龍江省黑河市的“璦琿—騰沖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主題公園”。圖片來源：黑河市委宣傳部官網

那么，這究竟是一條怎樣的“線”？

“胡煥庸線”堪稱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線，被形容為“一條看不見的命運之線”。線的東南方，36%的國土居住著96%的人口，以平原、水網、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為主要地理結構，自古以農耕為經濟基礎；線的西北方，人口密度極低，分布著草原、沙漠和高原，自古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一條線，劃出兩個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這條地理人口分界線看似虛無，卻與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息息相關，影響著一代代人，見證了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不斷交融。

翻開中國的地形圖，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胡煥庸線”大體處在西北半壁的高原高山區與東南半壁的平原丘陵區的過渡帶上。“胡煥庸線”東西兩側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等地理條件的差異性，造就了東西兩側經濟文化類型的差異性。

民族學家林耀華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類型大致分為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畜牧經濟文化類型和農耕經濟文化類型，且分屬于不同經濟文化類型的民族在空間分布、發展進程和內容屬性方面都必然存在著交叉融會。生存發展的第一需求，推動著活躍于“胡煥庸線”東西兩側不同經濟文化類型的各民族之間不斷進行著物質和文化層面的交往互動，其中以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互動交融最為頻繁。

“胡煥庸線”作為一條人口地理分界線，同時也具有重大的民族學研究價值。展開中國的歷史地圖，人們不難發現，歷史上眾多的兵家必爭之地多分布在“胡煥庸線”附近。自東北向西南細數，科爾沁草原、幽云十六州、關中地區、河洛地區、漢中地區、巴蜀地區等，每一個地區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響亮的名字。如果再細致觀察這條線附近的城市，璦琿、赤峰、呼和浩特、張家口、北京、大同、朔州、太原、西安、漢中、劍閣、松潘、成都、康定、大理等，這些城市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分量不言而喻。此外，這條線附近的城市都呈現出很強的民族交融性，如北京、成都、西安、大同等，都是中華民族交融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

歷史上，“胡煥庸線”附近曾活躍過漢、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吐蕃、羌等。這些民族經過數以千年的“接觸、混雜、聯結、融合”，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體格局。按照區域經濟類型，大致可將“胡煥庸線”分為3段——“黑河-張家口”段、“張家口-成都”段、“成都-騰沖”段。

• “黑河-張家口”段兩側書寫著游牧民族與農耕、漁獵民族之間的交融發展史，漢、女真、蒙古、契丹、室韋等在這個場域“碰撞、互動、融合”。

• “張家口-成都”段兩側激蕩著農耕民族與草原游牧民族、高山游牧民族上千年融合發展的歷史故事，漢、匈奴、突厥、鮮卑、契丹、女真、黨項、吐蕃、吐谷渾等在這里競爭互動、融入彼此。

• “成都-騰沖”段則主要是漢、藏、彝與西南少數民族的交融發展，著名的“藏彝走廊”和“茶馬古道”便在此附近，促進著西南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國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在數千年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燦若群星的古代民族在中華大地往來穿梭、互動融合。

且不論“葷粥、赤狄、鬼方、山戎、貉族”等先秦時代的民族，單從在“胡煥庸線”附近建立古代政權的游牧民族就有許多，如匈奴人、氐人、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由這些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統治核心多處于“胡煥庸線”附近，由此帶來的古代民族融合也在這一地帶持續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或統一或部分統一的政權內部，其統治集團和治下民眾，也都是由各個民族組成，并持續不斷地進行著民族融合的進程。

互市貿易是古代政權互通有無的商業途徑，也是古代民族交融發展的重要形式。宋代的榷場，是在邊境地帶專門進行互市貿易的場所。宋、遼之間的榷場設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縣）、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肅軍（今河北徐水）、廣信軍（今河北徐水西）以及遼境的新城（今河北新城東南）。宋與西夏之間的榷場設在延州（今陜西延安）、保安軍（今陜西志丹），以及后來的鎮戎軍（今寧夏固原）。明代的馬市，是明朝在北部地區進行馬匹貿易的場所。明朝設置的馬市主要有兩處：遼東馬市（今遼寧撫順和開原）、宣大馬市（今河北張家口和山西大同）。

這些古時邊境地帶的互市貿易，既有助于滿足人們日常生活所需，也增進了彼此之間的接觸、互動與認同，提升了中原與邊疆地區經濟的互通和一體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榷場和馬市的位置大都分布在“胡煥庸線”附近。此外，我國西南邊疆地區的茶馬貿易也是發生在“胡煥庸線”附近，清朝更是在打箭爐（今四川康定）設立茶關進行管理。千百年來，行走在“茶馬古道”上的商隊穿梭于“胡煥庸線”兩側，推動了西南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見證了中華文化在西南地區的浸潤發展。

和親通婚在中國史書典籍中的記載不絕如縷，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上的重要內容，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在這些和親故事中，以“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進藏”最為典型。

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將宮人王昭君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漢匈和平相處60余年。《漢書·匈奴傳》記載：“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呼韓邪入塞求親與昭君出塞和親之路正是在“胡煥庸線”兩側附近，而如今記錄這一佳話的“單于和親”瓦當也出土于“胡煥庸線”附近的內蒙古包頭市召灣漢墓群。

唐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攜大批工匠、書籍、植物種子、物品出嫁吐蕃松贊干布，搭建了漢藏文化交流的橋梁。在藏族文獻記載和神話傳說中，文成公主是藏傳佛教綠度母的化身，深受百姓愛戴。文成公主進藏所走的“唐蕃古道”，起自“胡煥庸線”附近的長安（今陜西西安），止于吐蕃都城邏些（今西藏拉薩）。這條“傳頌千余年，綿延數千里”的“唐蕃古道”見證了唐蕃和親的美好佳話，傳承著漢藏民族千余年來交往融合的傳統。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主義馬克思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