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臺參之爭：韓愈與李紳的一場糾紛

韓愈（768—825年）與李紳（772—846年）是中唐時期的兩位著名人物，韓愈的文壇地位和影響力遠比李紳要大，李紳的仕途官運則比韓愈要好。但無論是科舉及第還是步入文壇，韓愈都算是李紳的前輩。韓愈于德宗貞元八年（792年）中進士，時年25歲；李紳于憲宗元和元年（806年）中進士，時年35歲。韓愈比李紳只大4歲，中進士則早了14年（唐人看重科分，早一年及第也要被尊為先輩），而且李紳能考中進士與韓愈的獎掖推薦頗有關系。據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貞元十八年（802年）權德輿知貢舉，韓愈給通榜陸傪寫信，推薦了10名舉子，極力稱贊他們“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5年內這10人先后及第，李紳便在其中?！俄n昌黎集》題注云：“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可見韓愈對李紳是有薦舉之恩的。

韓愈與李紳之間的交集其實并不多，除了早年曾薦舉過李紳之外，后來兩人在官場和文壇幾乎沒有什么交往。但到了唐穆宗即位后，兩人同在長安為官，韓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紳為御史中丞，兩人卻因為一個官場禮節問題發生了激烈沖突，史稱“臺參之爭”，引起輿論嘩然。當時的處理結果是雙雙調離崗位，改任他職。這場糾紛其實是被別有用心之人所利用，但與韓愈和李紳的個性作風也有莫大關系。下面先對二人的交友處世方式和個性稍作比較。

韓愈“與人交，始終不易”

根據史傳和韓愈的詩文，可以基本了解其處世原則與個性特征。首先，韓愈篤于交誼，知恩圖報。其弟子李翱和皇甫湜一致稱贊韓愈的交友之篤，說他“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先生與人，洞朗軒辟（爽直寬和），不施戟級（不擺譜）。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喪葬”。元和以后，韓愈的親兄、從兄皆已亡故，留下寡嫂、孤侄和侄孫輩10余人，大部分隨韓愈生活，韓愈都盡了撫育責任。他還終身敬待乳母，為其養老送終。蕭存是其長兄韓會的好友，韓愈孩童時曾受到蕭存的賞識。韓愈從袁州返回長安的途中，到廬山尋訪蕭氏的故居和后人，諸子凋謝，唯存二女，韓愈賦詩傷悼，留贈錢物。韓愈入仕之初任汴州節度使董晉的幕僚，多年后在給董晉孫女婿陸暢的詩中說：“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睂Χ瓡x的知遇之恩仍念念不忘。韓愈與柳宗元、劉禹錫早年訂交，關系密切，雖然曾一度產生誤解，但并未妨礙彼此的友誼?！坝镭懜镄隆笔『髣?、柳南遷，劉禹錫在江陵（湖北荊州）遇到韓愈，二人契闊談宴，賦詩相和，化解了誤會。韓愈在《永貞行》中還對劉、柳的被貶表示同情，詩的結尾說：“吾嘗同僚情可勝，具書目見非妄征，嗟爾既往宜為懲?！碧嵝褎⒂礤a對南荒的險惡環境要有預防。在晚年被貶潮州時仍說：“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绷谠R終也向韓愈托孤。因此清代趙翼說：“昌黎與宗元始終無嫌隙，亦可見篤于故舊矣?！保ā懂T北詩話》卷三）韓愈與最要好的朋友，如李觀、歐陽詹、崔群、孟郊、張籍、樊宗師、崔立之、張署等人，都保持畢生的友誼，不因窮達而異心。他贊揚柳宗元“士窮乃見節義”的操守，而他本人也做到了這一點。

其次，韓愈好揚人之善，獎掖后進。他弘揚“《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的傳統，對別人的優點長處總是贊不絕口。同年李觀頗具才華，不幸早逝，韓愈稱許他“才高當世，行出古人”。孟郊苦吟為詩，語言奇奧而不免生澀，韓愈對他卻推崇有加，極力薦舉。崔立之被貶為藍田縣丞，韓愈同情他的遭遇，夸贊其才思敏捷。何蕃困居太學20年，品學兼優而不獲一第，韓愈為他叫屈并稱道他的孝義仁勇。對于弟子和青年才俊，韓愈更是傾心相授，經他指導薦舉，多人考中進士，并在文學上有所成就。清人葉燮說韓愈“嫉惡甚嚴，愛才若渴”，這個評價，他當之無愧。

最后，韓愈為人剛強耿直，堅守正道，但也好勝爭強，喜歡與人辯論。他任監察御史時上書為民請命，不怕得罪權貴，在洛陽為官時曾與違法的宦官和軍人堅決斗爭。晚年諫迎佛骨，敢拂皇帝逆鱗，深入虎穴解鎮州之圍，氣節不亞于顏真卿（清人何文煥語）。好勝爭強也是韓愈鮮明的個性，他曾與張籍和柳宗元為批判佛道著書問題、好為駁雜無實之說問題、關于史官職責問題等，彼此書信往還，爭辯不休。他雖然接受了朋友的部分建議，但對某些問題依然堅持己見，體現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則。韓愈的上述個性特征，應該是后來與李紳發生沖突的重要因素。

李紳“一闊臉就變”

李紳中進士后先任浙西觀察使李锜的掌書記，后來李锜謀反，逼迫李紳起草文告，李紳寧死不從叛。后期擔任多個地方要職，在任河南尹及宣武節度使（駐節河南開封）時，更是以執法嚴峻聞名。他曾嚴懲當地的豪強惡少，使之望風而遁，還平定了騾子營的兵變，維護了社會治安。李紳算是個有治理經驗的能臣，為官也能盡職盡責，頗有政績，不然也不會做到宰相的位置。

李紳畫像

李紳早年的窮困坎坷使其或多或少有些自卑心理，而后來官越做越大，逐漸背離了關懷民生的初心?！耙婚熌樉妥儭保斞冈娋洌┑睦罴?，由自卑轉為自傲，性情也變得偏執剛愎，經常做出一些忘恩薄情的事來。據晚唐范攄《云溪友議》記載，李紳早年落拓揚州之日，曾寄寓在同宗李元將家中，稱呼李元將為族叔。后來李紳當了淮南節度使，李元將只得屈尊降輩，自稱為弟、為侄，李紳都不滿意，直到李元將自稱為孫子，方見相容。李紳有個姓崔的同年，窮困落拓，到老還是一個驛館巡官。崔同年專程來揚州拜訪李紳，以敘同年之舊。不料因家仆與市人發生糾紛，家仆與崔巡官都被抓來審訊，一見是老熟人，李紳便說：“從前認識你，為何不主動來見？”崔巡官立馬叩頭道：“當時天色已晚，不敢貿然驚動相公的威嚴，希望能放過我和家仆。”誰料李紳絲毫不念同年情分，當眾將崔巡官打了20軍棍，隨即押送江南?？蓱z崔巡官面如死灰，欲哭無淚。當時人皆傳言道：“李公宗叔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p>

李紳少年時在無錫惠山寺借讀，曾偷拿寺中的佛經打草稿，結果被管事和尚發現，吃了不少皮肉之苦，從此就對僧人心存怨恨。李紳任浙東觀察使之日，忽有一老僧拜見，愿以佛家因果曉諭李紳。李紳便問：“師父從何處來？”和尚答道：“貧僧從來處來?！崩罴澏挷徽f命人打了和尚20杖，說：“任從去處去?！痹诮B興（浙東觀察使駐地）任職時，凡遇和尚犯禁，一律處以重刑，他始終為惠山寺的遭遇耿耿于懷。有個舉子曾向李紳投訴，說自己過揚子江時，舟子不渡，恐怕要耽誤考期。李紳將擺渡者抓來審訊，并判決把船夫統統拋入揚子江中。史書指責道：“其苛急也如此?！鼻逅膸祓^臣認為范攄“抵李紳之狂悖，毀譽不免失當”。但聯系其他文獻的記載和李紳的性格作風，傳聞也絕非無中生有。他與韓愈之間發生的“臺參之爭”，便是其自我膨脹、忘恩負義的典型例證。

“臺參之爭”的是非曲直

此事發生在穆宗長慶三年（823年）四至六月間，先看兩《唐書》的記載。《新唐書·韓愈傳》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后文刺（這里指公文）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薄杜f唐書·李紳傳》說是李逢吉精心預謀：“知紳剛褊（氣量狹窄），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直言不諱），言辭不遜，大喧物議，由是兩罷之?！薄杜f唐書·韓愈傳》曰：“以不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性情急躁），移刺往來，紛然不止?！薄缎绿茣だ罴潅鳌返挠涊d也基本類似。當時朝中“牛李黨爭”初起，“李黨”首領李德裕已遭“牛黨”排擠，李紳作為“李黨”的二號人物，必然成為“牛黨”清除的對象，于是李逢吉就利用了李紳和韓愈的性格缺陷，讓他們斗得兩敗俱傷，然后從中謀取政治私利。

要弄清臺參糾紛，先要了解唐代的“臺參”制度。唐代御史臺是中央最高監察機構，所屬三院御史統稱臺官，以御史大夫為首長，御史中丞為副手。中唐以后御史大夫升為正三品，不再常設，以正四品的御史中丞為實際首長。為了對風憲官（即臺官）以示尊崇，大約自中唐起，凡新任文武朝官和各道的節度使、觀察使、經略防御使，在就職赴任時都要到御史臺向臺官行參見禮，這就是“臺參”（參閱《唐會要》卷25、卷60）。京兆府因與御史臺公務來往較多，臺參執行得更嚴，連京兆尹路遇御史都要下道避讓。唐代京兆尹的地位同樣重要，級別從三品，是負責首都治安管理與后勤保障的最高首長。而京城聚集了皇親國戚和達官權貴，人際關系復雜，衙內惡少橫行，禁軍又時常鬧事，管理難度極大。京兆尹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重典治理，因此唐代著名的京兆尹多為剛正嚴厲、執法不阿的能臣。韓愈任京兆尹雖只有短短數月，但政績聲望頗著。

唐御史臺精舍碑拓片

韓愈解鎮州之圍，立了大功，穆宗覺得他當京兆尹有些委屈，所以讓他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韓愈既然有特旨，還有御史大夫的兼銜，名分上是李紳的領導，哪有正職參拜副手的道理？但李紳卻以慣例為由，率先發難，指責韓愈違反朝廷制度。有人揣測不臺參的特旨只傳達給了韓愈，李紳原不知情，還有人認為特旨是韓愈主動要來的。但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記載說：“敕曰：朕屈韓愈公為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特旨可能有李逢吉從中慫恿的因素，但的確也出自穆宗的意愿。這個特旨當時也引起了一些非議，《唐會要》卷67曰：“時議以為憲司之臨府縣（京兆府和長安、萬年兩縣），著自甲令（法令）。茍害于理，自當革之。暫便一人，不得為例，深非立制垂久之道也?！闭J為穆宗為優待韓愈而破壞了制度。韓愈對此做出了申辯，在《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中說：“容桂觀察使帶御史中丞銜尚且有不臺參的先例，何況京兆尹為郡國之首，帶大夫之銜，反倒不如觀察使嗎？”“圣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拘泥成規）。臺參亦是何典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于道理，有何所傷？圣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臺參并非自古制度，至晚近才設立，稍作變通就大驚小怪，這對成規有何傷害？現在皇帝有旨就是規矩，自古哪有一成不變的規矩？韓愈是古文大家，擅長辯論，李紳絕不是對手，何況李紳并不占理呢。要注意的是，特詔韓愈不臺參是權宜變通、下不為例的，這可能才是引起李紳內心不平的癥結所在。前任后任都按規矩來，偏偏我當中丞就免臺參，這口氣實在咽不下去。

《韓文公神道碑》還說：“御史中丞（指李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為恥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崩罴澥褜?，以韓愈不臺參為恥辱，便故意將御史臺的囚犯押到京兆府去受刑，因為京兆府的刑杖比御史臺的粗大。韓愈不買他的賬，還把囚犯釋放了，這更激化了矛盾。李紳素以執法嚴酷著稱，是人們眼中的“酷吏”。韓愈治理長安也是嚴刑峻法，盜賊斂跡，六軍將士不敢犯禁，相互告誡說：“這是要燒佛骨的那位，千萬別惹他?！眱晌粡妱萑宋铼M路相逢，能不碰出火花來嗎？  

唐代儀仗隊  壁畫

韓、李的臺參之爭在當時是各打板子，不了了之。但在后人看來，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難分辨。引起糾紛的幕后黑手撇開不論，單就爭執本身來看，雙方都有責任，但主要過錯在李紳。于理而論，李紳是抗旨不遵；于情而言，李紳是忘恩負義?！毒┮慌_參答友人書》題注云：“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表n愈不提當年對李紳的薦舉，正體現了他愛才舉賢，不圖私恩回報的品德。后人對此事的是非還是有評判的，宋代王禹偁《答丁謂書》中說：“又謂韓吏部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參以自解，則曲在紳矣?！保ā缎⌒蠹肪?8）元代陳世隆《北軒筆記》中更直言道：“韓愈薦李紳，紳卒抵愈，小人之不可信如此?！背窒喾纯捶ǖ囊灿?，清代桐城姚范在《援鶉堂筆記》中說：“昌黎與李紳爭臺參，亦李直而韓曲，韓自乖舊典耳。”又說：“臺參自是故事，其不臺參，乃公奏，而宰相因為請特詔而行之耳。豈得云'曲在紳’也？紳又豈得以公舊有一言之薦，遽自棄其成例，而不出言以相爭哉！”對李逢吉的陰謀視而不見，說韓愈主動請求不臺參，純粹想當然耳。斤斤計較于“成例”，并為李紳的薄情寡義開脫，此說何以服眾？當然，韓愈為人難免有其缺陷，李紳做官也不無可取。但就事論事，在“臺參之爭”中，李紳的確理虧，而且人品有可議之處。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2期」

「陶易，安徽皖西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