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漢人從蒙古人手中重新奪回統治權柄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穩定”成為一切政策的出發點。穩定，幾乎是明清時代中央集權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標，其他都無關緊要。黃仁宇先生對此評價道：“穩定性的地位總是超越發展和擴張。” 對于一個專制型政權而言，影響穩定的因素有兩個，外患和內憂。控制外患的辦法是杜絕一切對外交流，控制內憂的辦法，是讓人民滿足于溫飽，把民間財富維持在均貧的水準上。那就是，對外，實施閉關鎖國的“大陸孤立主義”；對內，追求“男耕女織”的平鋪型社會模式。這就是大明，格局狹小，且缺少寬容度，追求孤立與靜止。  從后來的結果看，我們知道，大明做到了。它最該感謝的是：棉花。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明史·食貨志》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共有田地850萬頃，比元末增長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 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制造業。明代的這場“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樣，再一次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 然而中國的棉紡織業，沒有向工場化方向，而是向著家庭化方向發展，這與當時的人口過剩密切相關。明代開始，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建國初約6500萬，發展到1600年是1.5億左右。那人地比率就日漸惡化，即便在最富庶的江南，農戶一年耕作，大概能夠掙到夠吃8個月的口糧。棉花的大面積推廣，及棉紡織技術的成熟，恰好為過剩勞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出路。而且，最適于種棉花的長江中下游一帶，正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 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工場化生產相比，也有其固定優勢，最起碼沒有人工成本，家里的老幼婦女都可從事。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閑暇時間單獨操作。這一時期，手工業工場，其實競爭不過遍及鄉里的家庭作坊。 這在現代人來看，是不可思議的。擁有6億匹產能的棉紡織產業，竟然沒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紡織場。但是在在現代經濟研究中，發現了這種東西方的差異。早期的鄉村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工業則變成了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強大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進程。 然而這一狀況，正是中央集權體制所最為渴求和推崇的，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織”的社會理想——每一個社會細胞都被打散，在經濟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穩定結構”。  一個能夠“閉門成市”的國家，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糧食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么，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很遺憾，大明完全滿足條件。《文明史綱》中提及過這一點：“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終于在明代找到了現實而頑固的落腳之處。14至15世紀的那場“棉花革命”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典的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并終止于此。從此之后，在長達400年的漫長時間里，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世界公轉”無關的、“自轉”的帝國。  在這個意義上，“男耕女織”是一個“唯美主義的詛咒”。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運行狀態，若沒有外來的“工業革命”的沖擊，竟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終結之處。自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之后，帝國的治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新出路，于是，通過推廣“男耕女織”的民生方式，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已成為必然之選擇。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 這樣的治國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黃仁宇先生論述說：“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上治理天下。在整個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國家的管理不當極為容忍……由于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真對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優勢，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對手替代它。” 用一個詞來概況的話，明是保守，還好，這也不算太大的罪過；而清是奴化——《史扒記36 清，奴化，孫悟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