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澤奇｜人機互生：范式革命與知識生產重構

摘要：知識創新范式、知識傳播范式和知識擴散范式是三重相互關聯且機制各異的不同指稱。當三重范式組合為一個協同體系時，便是知識生產范式。知識生產與人類歷史相伴隨，源遠流長。當我們用知識生產范式去分析時，會發現范式革命的次數極其稀少，除了古代社會對理性運用的殘缺范式，在遇到新一代人工智能之前，也就只有從科學革命開始建立的完整范式。以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前沿技術正在重構人類的知識生產，形成人類與機器互生的知識生產新范式。

作者：邱澤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數字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1期

本文載《社會科學文摘》2025年第6期

理解人工智能對人類知識生產帶來影響的一種有效方式，是把當下的知識生產放到人類知識生產演進的歷史脈絡中去，判斷人工智能與人類知識生產的交集。為此，我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界定知識生產，二是建構知識生產演進歷史脈絡的分析框架。鑒于學界對什么是知識和知識生產等關聯概念缺乏廣泛共識，筆者將從建構分析框架入手，回顧人類知識生產的歷史進程，關注前沿人工智能技術運用于知識生產帶來的知識生產范式變革，討論知識生產的重構。

一、范式的三重指稱

縱觀人類知識生產的歷史演進，我們認為，知識生產范式是一個簡練的可用分析框架。

知識是一個復雜概念，在古希臘語中至少有四個維度，如今通常指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或實踐技能。本文采用認知與實踐兩個維度的界定。

作為概念的知識生產使用廣泛。1996年，經合組織（OECD）將其定義為開發和提供新知識；2000年更新定義，指個人、團隊或組織成功地生產新知識和實踐的境況。中文語境里的知識生產泛指科學知識、文學藝術等文化產品的生產。本文以科學知識生產為樣例。

范式（paradigm）概念源遠流長，在英語中有三重含義：第一，指范例、樣式，尤其指特別清楚或典型的例子和原型；第二，表示一個詞的所有變格或變位；第三，指科學學派或學科的哲學框架或理論框架，用以系統闡述理論、定律、法則以及為支持它們而做的實驗。范式的第三種含義廣泛滲透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乃至人文學科諸多學科的論題詮釋中。中文對范式的運用隨著《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譯介而開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直到2016年才收錄“范式”，將其解釋為可以作為典范的形式或樣式。

庫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可以被理解為科學知識生產和科學知識存在的組合。可是，人類的知識生產不只是知識生產群體的事務，還涉及知識傳播、推廣和擴散，最終才形成影響社會的力量。社會對知識的訴求會再次回到知識生產群體，形成新一輪的知識生產、傳播、擴散。從社會視角理解，教育體系是知識傳播的中介，媒介體系則是知識擴散的渠道。歸納起來，人類的知識生產涵蓋三組相互聯系卻又有著不同機制與范圍的人類活動：知識群體生產知識、教育體系傳播知識、媒介體系擴散知識。當三者組合為一個模式或典范時，即為知識生產范式。

二、歷史上的兩次范式革命

對于知識創新范式，本文沿用庫恩約定，同時將其工具化。知識創新除了庫恩“常規科學—反常現象—危機—視角轉換—前范式—新范式”的循環，還是“素材—方法—理論”三角邏輯一致性體系的轉換。庫恩循環里的新范式實際是知識創新三角的邏輯一致性體系的確立，是知識創新的新范式。知識傳播范式是“教學—實踐—學術”三角的關聯一致性體系。知識精英創新的知識通過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在社會精英群體中傳播，轉變為社會精英群體的新認知體系，進而成為引導和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在現代社會，主導教育和科研的力量要么是組織，要么是國家。知識擴散范式是“觀念—潮流—常識”三角的社會一致性體系。教育體系傳播的知識通過社會生產的產品、服務、潮流、常識、觀念等方式擴散，媒介用新認知、新產品、新服務來制造新潮流，改變整個或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知，完成知識生產范式的一輪閉環。

當我們以此為分析框架來回望人類社會知識生產的歷史演進時可以發現，實際上范式變革極少發生。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進入知識生產之前，嚴格意義上的范式革命其實也只發生過兩次。

（一）殘缺范式

在古代，圣賢們運用理性建構了知識創新的“素材—方法—理論”邏輯一致性體系。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6世紀，人類的圣賢們運用理性來認識自然和社會，產生了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和古代希臘的哲學與科學，把面向自然和社會的知識創新權利從神祇那里奪過來，建立了知識創新的邏輯一致性體系。盡管主導這一進程的只是少數圣賢，卻在歷史上開辟了知識創新的新天地。觀察是人們獲取素材的常用方式，思辨則是人們處理素材的直接方法，邏輯理性而不是迷信成為人們建構事物之間關系模式的基本視角。其中，中國先秦的名辯邏輯、古希臘的形式邏輯、古印度的因明學都是人類古代知識創新范式的例證。

與運用理性相協同，知識傳播也呈現出某些范式特征，只是沒有形成范式。在沒有記錄工具前，知識傳播依靠人際網絡。記錄工具的出現及其在有限范圍內的運用為記錄知識提供了可能，開門授徒讓圣賢們的創新知識得以傳播。只是知識傳播尚未形成體系，教育還只是圣賢們自己的事業，從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從孔子到荀子，知識傳播還局限于身體在場的范圍。

沒有組織化的知識傳播體系，沒有通往大眾的傳播媒介，自然沒有知識擴散體系。在與神權和君權的競爭中，知識創新還會被國家或社會視為罪行。

簡言之，古代的知識生產范式是殘缺的。創新知識的是極少數精英，傳播知識的還是極少數精英，沒有形成知識傳播的社會機制，自然不存在知識在社會層面的擴散。有鑒于此，我們不妨將古代的知識生產范式稱為殘缺范式。

（二）完整范式

1543年的兩部著作可以被理解為科學革命的起點，也帶來了知識生產范式的第二輪革命。第一部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體運行論》，第二部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體構造》。哥白尼運用觀察技術獲得了天體運行的數值型素材，且運用了計算技術處理素材；同樣，維薩里運用解剖技術獲得了結構化的人體構成素材，且運用了計算技術處理素材。

素材獲取技術的變革，帶來了素材之于理解和認識的意義和價值的變革，引發了分析技術的變革，分析技術的變革又進一步訴諸素材獲取技術的變革。兩者之間的互動推動了知識創新，推動了理論變革，確立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素材—方法—理論”邏輯一致性體系，推動了科學革命。

與科學革命相伴隨的是，大學成為創新知識的傳播空間。創立于859年的卡魯因大學除了教授《古蘭經》詮釋學、圣訓學、伊斯蘭教法、伊斯蘭神學、阿拉伯語語法和文學，還教授數學、天文學、醫學、哲學和地理等。1088年創辦的博洛尼亞大學，除了教授法學，還教授中世紀“七藝”，即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學。教育組織使基于知識專門化的分科學術得到發展。15世紀后，在大學數量快速增加的同時，分科學術模式也迅速擴散，學科數量不斷增加。知識傳播在大學里形成了完整的“教學—實踐—學術”三角的關聯一致性體系。

紙媒的發展使書籍和其他印刷品得以大規模生產，知識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大大提升，促進了科學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此外，紙媒的可及性使得書籍成為知識傳播的大眾渠道，形成了“觀念—潮流—常識”三角的社會一致性體系，打通了知識群體生產知識、教育體系傳播知識、媒介體系擴散知識的環路，建構了完整三重范式協同的知識生產范式，可以稱之為完整范式。

繼承了古代組織特點的知識創新范式在遇到工業革命時出現了堵點，即以個體知識精英為主體的知識創新不再能有效滿足人類對知識創新的訴求。知識精英的知識創新也開始組織化，大學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革命應運而生。柏林大學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不再只承擔知識傳播的職責，也使知識生產從自由散漫的小作坊模式轉變為以學科建制組織為依托、以學術規范為行動準則、以學術信仰為共同追求的組織化制度化模式。這便是吉本斯所說的傳統知識生產模式（模式1），即遵循學科確立的問題、方法、價值、規范、范式，由相對固定的研究團隊開展的單一學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