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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業務意見 關于股東與公司簽訂承包經營合同的效力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一種觀點認為,公司法定主義原則作為公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得到了理論界的普遍認同。作為公司法定原則的重要方面，公司機構法定在我國《公司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公司法》所確定的股東會、董事會與監事會的組織結構,當事人設立公司必須遵循這些規定,否則將導致行為無效的法律后果。由于公司設立后股東將公司承包給股東之外的第三人并不必然違背上述公司法定主義原則，因此，對公司與股東簽訂的承包合同的效力不能一概而論。有些承包合同雖然只選擇一個經營者，但公司經營管理并不拒絕適用《公司法》中關于公司治理、會計制度等規定中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對此，應認定承包合同有效,反之則可認定無效。另一種觀點認為，將公司以承包合同發包給股東承包經營，實質上是以承包經營的方式代替董事會親自經營管理公司，該行為違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關于董事會職責的具體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并不是公司的所有權人，董事會對公司的經營管理職權來自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以及股東會對個別經營管理事項的特別授權。《公司法(2005)》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董事會應當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制定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案等。將公司發包給他人經營管理，不親自履行經營和管理公司的職責,違反了《公司法》的規定,違反了《公司法》關于公司治理機構設置及其職權的規定。因此，對承包合同應認定無效。 ——宋曉明：《加強調查研究，探索解決之道——就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中提出的若干疑難問題答記者問》，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民商事審判指導》總第1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頁。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 王國富與華建良、陳建偉、張建東、張建勇及無錫市華銀不銹鋼集團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434號民事裁定書］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二審法院判決解除案涉承包協議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問題。 1.案涉《承包協議書》形式上是甲方（華建良、張建東、張建偉、范志榮）、乙方（王國富）和丙方（華銀公司）簽訂的，實際上是華盈公司將公司的經營權承包給甲方，丙方華銀公司為承包方提供擔保的協議。（1）從《承包協議書》約定的內容來看,系華盈公司將公司的承包經營權承包給公司的四個股東（華建良、張建東、張建偉、范志榮）經營,公司的另外一位股東王國富不參與承包，但享有公司資產收益權，丙方華銀公司為甲方的承包提供擔保。案涉承包協議第一段載明，“現經董事會研究決定，將共同成立的華盈公司經營權承包給甲方”。這里的董事會實際上是指該公司的股東會。承包協議書第二項約定，甲方的年承包金為800萬元，該承包金各位股東按股份享有。承包協議書第八項約定本協議不明條款由董事會負責解釋，這里的董事會亦是指股東會。承包協議書上加蓋有華盈公司的公章。（2）王國富作為案涉公司的股東，在不參與公司經營的情況下，通過讓渡參與公司重大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獲得公司的資產收益權利。公司經營權屬于公司，不屬于股東王國富所有。王國富無權向其他四位股東發包公司經營權。（3）承包協議履行過程中，承包人之一范志榮將所持公司股權轉讓給張建勇以及范志榮的股東權利和義務均由張建勇承繼的決議,亦是由公司股東會決定。華建良等四人遵守了股東會的決議并承諾承包協議書繼續生效。王國富也沒有表示反對。 2.2012年11月25日股東大會的決議具有法律依據。依據《公司法（2005）》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公司有權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2012年11月25日，公司股東大會根據公司近幾年的經營狀況，決定終止2009年7月1日《承包協議書》的履行并決定承包金支付期限于法有據。王國富和其他四位承包經營的股東都應遵守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商事審判指導》總第39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09頁。 深圳市金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重慶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舞陽鋼鐵有限責任公司、交通銀行重慶分行、中國工商銀行舞鋼市支行承包經營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終字第239號民事判決書］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關于《承包合同》的效力問題，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1991年12月30日作出的關于確認金源公司為符合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規范條件的股份有限（內部）公司的批復以及金源公司在本院二審期間為證明其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而提交的10份證據表明,在本案《承包合同》簽訂之前，金源公司經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和對公司法人股東和個人股東的股權證發行工作，系符合當時規范條件的股份有限公司。金源公司的上述證據雖于本院二審期間提交，因本案系于1996年起訴至今尚未終審的案件，本院和原審法院在本案一、二審期間均未對當事人限定舉證期限，重鋼公司、舞鋼公司以金源公司二審期間提交的證據不屬于《民事訴訟證據規定》中規定的新證據為由,請求本院對上述證據不予受理質證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金源公司作為股份有限公司，根據1992年5月15日國家體改委頒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以及199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頒布的《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暫行規定》的有關規定，金源公司股東會有權審議、批準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報告,董事會有權審定公司生產發展規劃和年度經營計劃。金源公司1992年8月1日的《第二次股東大會和第二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紀要》所載內容表明：公司董事會提岀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之后，公司股東大會在決議事項中重申了董事會所提出的承包經營方案，并確定由董事會組織股東單位公開投標具體實施承包經營。據此，并結合承包結束之后金源公司第三次股東大會仍以決議形式要求承包方履行《承包合同》的事實,可認定金源公司實行承包經營得到了股東大會認可,董事會組織投標選定承包單位并代表金源公司簽訂《承包合同》得到了股東大會的授權和認可。重鋼公司、舞鋼公司關于《承包合同》系金源公司董事長憑無效董事會決議對外簽訂的答辯理由與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重鋼公司、舞鋼公司以公開投標的方式提出承包經營條件之后，經有重鋼公司股東代表樊道理參加的金源公司董事會投票選舉中標，在此基礎上，金源公司與重鋼公司、舞鋼公司簽訂了《承包合同》。根據上述合同訂立的具體程序,應認定《承包合同》系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并且,法律、行政法規對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承包經營均無禁止性規定，據此，本院根據《合同法解釋（一）》第四條和《合同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確認本案《承包合同》有效。在金源公司已經改制為包括國有股和個人股等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已經建立符合規范條件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情況下,在金源公司營業執照副本所載企業經濟性質已于一審期間由“股份（全—民）"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況下,原審判決仍以《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早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第十四條的規定作為判斷股份有限公司對外簽訂的承壓包經營合同效力的依據，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依法予以糾正。重鋼公司、舞鋼公I訴司作為金源公司股東和《承包合同》當事人，在有重鋼公司代表樊道理參加的金源公司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決定實行承包經營時以及在其與金源公司董事會簽訂=《承包合同》時均未提出金源公司實行承包經營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相反，在其與金源公司《承包合同》已實際履行完畢之后，在有效執行該《承包合同》可能導致對其不利后果的情況下，重鋼公司、舞鋼公司以金源公司董事會簽訂《承包合同》不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為由請求認定《承包合同》無效，本院不予支持。 重鋼公司、舞鋼公司在《承包合同》中承諾在三年承包經營期間向金源公司上繳承包利潤款5100萬元,系重鋼公司、舞鋼公司作為《承包合同》當事人應履行的合同義務，該義務與重鋼公司、舞鋼公司可取得超出承包基數利潤的55%的權利相對應,并且該義務與重鋼公司、舞鋼公司作為金源公司股東以其出資為限對金源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并不矛盾，因此，重鋼公司、重鋼公司關于其上繳固定承包利潤的規定系投資保底條款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在《承包合同》履行過程中，樊道理作為金源公司的總經理在金源公司對外的經營活動中系金源公司的代理人,其行為后果由金源公司承擔；同時，在金源公司與重鋼公司、舞鋼公司的承包經營關系中,樊道理作為重鋼公司、舞鋼公司的代理人，其履行《承包合同》的后果由重鋼公司、舞鋼公司承擔,樊道理在兩重不同的合同關系和法律關系中具有兩種不同的身份,二者并不沖突，重鋼公司、舞鋼公司按所謂邏輯學的矛盾律推論樊道理的兩重身份必有一重無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審判指導案例（第五卷）》（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217頁。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依據我國現有法律的規定，由封閉性公司的所有股東達成的一項影響或改變公司管理程序的協議在很大范圍上都是有效的。公司可以不設董事會，而由股東或者依據合伙的形式或者采取其他一些管理體制來運作企業。承包經營形式就是其中之一。當然,對這些協議也不是完全沒有限制。例如,協議約定公司高管對公司或股東不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就違反了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 此外，股東之間有效的這些協議也不會自動約束政府、債權人或第三人。例如,一項股東協議約定只授權公司總經理有權簽訂合同，并不能排除第三人依據一般代理原則信賴其他的公司高級職員，只要有證據證明從被代理人的行為上可以使一個合理謹慎的第三人通過仔細的判斷足以相信代理人有他或她所聲稱的有權行使的權力，公司就應當受所簽合同的約束。 ——方金剛：《公司承包經營的法律關系解構——再審申請人王國富與被申請人華建良、陳建偉、張建東、張建勇及一審被告無錫市華銀不銹鋼集團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商事審判指導》總第39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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