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臣博弈：明代大禮議

licht3jh8evr0j 2025-07-21 發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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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以來，受海外學術潮流的影響，圍繞政治精英、王朝興衰的傳統政治史研究在中國的主流地位受到沖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概念的引入推動中國政治史研究的轉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楊念群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主張“重提政治史【1】，響應“新政治史”潮流在研究方法、史料運用上的革新。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被廣泛運用在政治史研究中。此外，受福柯理論的影響，中國學者對符號、儀式、話語也給予了大量關注，不少研究對這些因素與權力的生成、運作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仇鹿鳴認為，“對政治史這樣傳統的研究門類而言，方法改良的重要性或許超過議題的改換。”【2】歷史事件是政治史的一類重要研究對象。在“新政治史”興起之前，海內外史學界已對中國史上絕大多數重要歷史事件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大禮議”一詞通常被用來描述嘉靖早期圍繞興獻王尊號問題所展開的一系列爭論。這場爭論表面上是關于禮儀制度的爭議，實則是明朝中葉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權力博弈的體現。圍繞“大禮議”這一舊議題的傳統研究汗牛充棟。在政治史層面，已有研究多關注皇權與內閣的權力關系、官僚體系內部的分裂、嘉靖朝的“政治革新”【3】；在思想史層面，部分學者對“大禮議”與陽明學的關系進行探索；【4】也有部分學者嘗試考察從社會經濟層面研究“大禮議”的背景與影響。【5】尤淑君的《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以下簡稱《大禮議》）是近年從政治文化史角度研究大禮議事件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討論“大禮議、名分禮秩、皇權重塑三者間的關系”，重新考察“大禮議”的實質、過程與影響，并從國家禮制史的視角探討禮制改革對嘉靖朝乃至明中后期政治文化嬗變的作用。【6】

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

關于“大禮議”的結束時間，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以嘉靖三年九月興獻王尊稱的最終確定為標志；第二，以嘉靖七年《明倫大典》的編纂完成為標志；第三，以嘉靖二十四年七月興獻帝祔于新太廟為標志。【7】前兩種觀點均將旨在實現興獻帝“稱宗祔廟”的宗廟、郊祀等禮儀制度改革，視作另一個獨立的議題。然將興獻帝正式納入皇家祭祀體系，意味著“大禮議”在制度層面的最終落實，亦標志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的權力博弈從公開對抗轉向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因此本文采取第三種觀點，以期對嘉靖朝君臣權力博弈與政治文化的變化進行梳理。【8】

一、秩出祖訓：世宗“嗣皇帝位”的禮制基礎

明太祖“創制立法，至精大備，明明典則，貽厥子孫”。源始于《祖訓錄》，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頒行的《皇明祖訓條章》，是位序最高的“祖宗成法”，被視為明代治國的不刊之章。明初建立的典章制度與治國理念，深刻塑造了明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風貌。有明一代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敗局，往往得益或受制于對祖宗成法的繼承與背離。有明一代從嗣君到百官庶民，亦借助對《皇明祖訓條章》的詮釋，為自身的政治理念張本。“大禮議”的起源、發展及其背后深層次的制度根源，與《皇明祖訓條章》確立的皇位繼承制度及相關禮法原則關系密切。

《皇明祖訓》

為防元代倫常瀆亂，政治動蕩之弊，明太祖制定了嚴格的皇位繼承制度。《祖訓錄》言：“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當守分勿動，謹信嫡庶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9】這是以法律條文的方式，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與兄終弟及相結合的皇位繼承制度。“立嫡以長不以賢”實現了由觀念到典章制度的轉變。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暴斃。武宗無子絕嗣，且是孝宗獨子。但依《皇明祖訓》規定，“兄終弟及”原則下的嗣君必須是皇帝的同母弟。在此情況下，宗室無人具備繼位資格。楊廷和等輔臣只得對《皇明祖訓》進行再闡釋，選擇尚在藩邸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即為世宗。關于世宗即位的合法性，內閣頒布的《武宗遺詔》與世宗頒布的即位詔中均有論述：

……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武宗遺詔》）

朕承皇天之眷命，賴列圣之洪休，奉慈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廟社。內外文武群臣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托之重，實切兢業之懷……（《即位詔》）

依托《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的“倫序”，并經過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的“勸進”，世宗以外藩入繼的合法性構筑在祖宗成法與內廷、外廷形式上的認可之上。遺詔與祖訓共同確立了世宗繼位的合法性，它們也成為“大禮議”過程中議禮雙方援引、闡釋的話語。

二、吐故納新：統嗣之爭與“大禮議”前期的人事調整

然而《武宗遺詔》與《世宗即位詔》中對朱厚熜在宗統與皇統中的身份定位都很模糊，只是籠統地說“屬以倫序，入奉廟社”。這樣的表述隱含了較大的禮制爭論空間，朱厚熜繼位既可解讀為以皇子身份繼嗣孝宗，亦可視為繼承武宗皇統。“嗣皇帝位”是“承孝宗之統”還是“繼孝宗之嗣”？朱厚熜與楊廷和內閣所持觀點不同，“繼統”與“繼嗣”即成為朱厚熜即位之初君臣爭論的起點。

“繼統”與“繼嗣”的分歧在朱厚熜與藩邸人馬入京時初見端倪。興藩人馬抵達北京郊外時，圍繞禮儀狀與禮部發生爭端。禮部擬定的章程，采用藩王入門禮，并先立朱厚熜為太子，以皇太子身份先繼孝宗之嗣，再即皇帝位，承孝宗之統。【10】這一設計無疑體現楊廷和內閣的意志，通過“繼嗣”與“繼統”的合一以最大限度地符合《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的“倫序”，強化朱厚熜即位的合法性。然朱厚熜認為“嗣皇帝位”僅僅是“承孝宗之統”，無需“繼孝宗之嗣”，因而主張皇太子即位禮不當，拒絕內閣的安排。

朱厚熜即位后，隨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名分禮秩。內閣主張“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11】，即要求朱厚熜在繼孝宗之嗣的前提下承孝宗之統，正名定分，不容妥協。“夫使嗣必父子之親，則遺詔不當言'嗣皇帝位’，使廷臣稱嗣為不經，則遺詔稱嗣，何以獨為繼統而非繼嗣也？”【12】但朱厚熜不愿接受該方案，多次要求“再議”，甚至將奏章“留中”。內閣與皇帝僵持不下時，觀政進士張璁上《正典禮》，以《禮》中“長子不得為人后”為依據，正式提出“統與嗣不同”，主張承孝宗之統不必繼孝宗之嗣。《正典禮》的主要影響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為“繼統不繼嗣”提供禮制依據，二是將大禮議由禮制爭論上升為權力之爭。張璁提出，禮的目的是人情，“圣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非人情則非禮矣”。因而皇帝隆尊親之孝的人情理應得到支持，“嗣孝宗以自絕其親”的內閣方案缺乏合理性。張璁進一步強調“非天子不議禮”，皇帝大可“疇咨眾言”然后乾綱獨斷。“繼統不繼嗣”的方案，是“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13】張璁的主張獲得朱厚熜的支持。

來自新科進士的聲音，打破了楊廷和內閣與世宗皇帝在嗣統之爭問題上的僵持狀態，沖擊了嘉靖朝堂既有的權力結構。內閣控制言路以求速決大禮的計劃破產，言官風聞言事，鋒芒畢露。這釋放出兩個信號：第一，以楊廷和為代表的老臣權威受到質疑，以張璁為代表的新進士大夫獲得皇權的支持，逐漸主導嘉靖朝政局。第二，皇帝與閣臣關系趨于緊張，嘉靖朝堂上的政治生態由此發生變化。

正德十六年（1521年）興獻王妃蔣氏的入門禮爭論，亦為“繼統”與“繼嗣”分歧的集中體現。禮部主張興獻王妃從東安門入,用王妃儀仗。朱厚熜駁回禮部意見，“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并“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制太后法服以待”【14】。最后雙方各退一步，楊廷和草敕下禮部言“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而王妃雖由中門入，但“朝議不謁太廟，生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15】。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年（1524）楊廷和罷官。隨后皇帝與閣臣、“人情論”派與“繼嗣”派的矛盾在左順門事件中爆發。朱厚熜欲去除“本生”二字，將生母尊號“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為“圣母章圣皇太后”，并直接尊生父為“皇考”。敕令一經頒布，群臣嘩然。隨后，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諸臣號召百官效仿憲宗朝群臣伏哭文華門故事，進行政治示威。楊慎倡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229名官員伏闕哭諫，諸臣群情激憤，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嘉靖皇帝派遣司禮監安撫、勸離無果后，果斷進行鎮壓，廷杖180余人，杖斃17人。《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此事：

……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寶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群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系諸為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系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人，姑令待罪。

……

庚辰，錦衣衛以在系官上請，初逮系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系之。并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十有七人俱病創，先后卒。

左順門事件實則拉開了嘉靖朝人事大變動的序幕。以楊廷和為代表的“定策國老”被排除出朝廷，取而代之的是以張璁、桂萼為代表的議禮新貴。至嘉靖四年，即《獻皇帝實錄》編修之年，支持楊廷和“濮議”派諸臣或被貶謫，或獲罪下獄：

以大禮伏闕，觸犯圣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系者，副使劉秉鑒、知府羅玉等若干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系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干等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16】

孝宗、武宗時期形成的皇帝—內閣君臣關系和利益集團被清洗，嘉靖朝新君與新臣的合作全面展開。議禮派占據朝廷言路的主導地位，皇權重塑、強化。在此基礎上，朱厚熜才得以逐步奪回議禮話語權，迅速推進禮制改革進程。

三、天子議禮：“大禮議”后期君臣博弈與皇權強化

左順門事件之后，言官的分裂進一步加劇。伏闕諸臣與議禮新貴勢同水火，風聞言事，兩派的爭論從政見分歧上升為道德層面的相互指摘。為了減少黨爭帶來的政治資源內耗，強化皇權，朱厚熜繼續通過精心布局、調整人事安排，逐步恢復并掌控話語權。朱厚熜大力扶持議禮派，但絕非被其左右。他對參與左順門事件的部分大臣進行安撫，當議禮新貴在禮制改革等關鍵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合時，朱厚熜也毫不猶豫地對他們進行壓制與貶抑，削弱其影響力。與此同時，他繼續選拔并支持對皇權更為忠誠的興藩舊臣，在朝堂之上強化了以皇帝為核心的權力格局，確保了皇權的絕對主導地位。

嘉靖七年，朝廷頒布《明倫大典》，以國家政書的形式奠定大禮議的官方解釋。對“大禮議”與明代政治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的尤淑君認為，“《明倫大典》的纂成，意味著“大禮議”的官方解釋以國家政書的形式廣布天下，對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實不容小覷。《明倫大典》讓嘉靖皇帝間接剝奪了士人的話語權，得控制解釋權，讓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在頒布《明倫大典》的敕文中，朱厚熜表達了支持議禮派的立場，并對楊廷和集團和伏闕諸臣追奪官爵，進行清算。敕曰：

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戮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江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余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己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戍為民者不問。爾禮部揭示承天門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17】

禮制改革推進的同時，內閣諸臣、內閣與百官之間相互傾軋的局面也在加劇。《明倫大典》頒布的同時，朱厚熜加封張璁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繼任內閣首輔楊一清與張璁政見不和，二人又有私怨。張璁不愿久居次輔之位，屢辱首輔，并上書攻擊楊一清。朱厚熜雖以異論相攪的策略馭下，卻也對內閣的分裂感到厭煩，“上聞亦厭之”。他還發現張璁禁止匿名文書，是為了阻塞言路，獨斷專權。因此，朱厚熜公開斥責張璁“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告知眾臣禮重張璁“非私恩也，報昔正倫之功”。這既肯定了張璁在禮制改革中的立場，又明確了皇帝對內閣成員的賞罰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這一時期，朱厚熜通過人事調整，成功地將皇權從內閣與百官的挑戰中抽離出來，并進一步強化了其絕對主導地位。通過編修《明倫大典》，朱厚熜強調“非天子不議禮”，使天下是非決于君上。他既利用議禮派推動改革，又時刻警惕其勢力的膨脹，通過壓制與安撫并用的方式，確保了皇權的穩固與權威，重塑了明代的政治文化格局。

四、輔臣為尊：后“大禮議”時代的君臣關系

“大禮議” 對明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內閣權力的演變與擴張中。經過長期的發展與演變，明代內閣逐漸構建起一套較為成熟且穩定的運行機制。內閣擁有票擬等重要權力，能夠對朝廷的各項政務決策提出關鍵意見。“至仁宗而后，諸大學士歷晉尚書、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絕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18】內閣首輔接近“百官之長”，首輔的權力來源于制度賦予的結構性權力與禮制賦予的道德優勢。楊廷和憑借其深厚的學識、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在朝堂中的威望，有效地運用這一制度賦予的權力，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工作，推動政務的順利開展。楊廷和本人是傳統儒家禮制的維護者，他在政治決策和朝廷日常運作中運用禮制原則進行引導和約束。在“大禮議”事件中，他借助禮制賦予的道德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甚至控制官僚集團的集體意見，引領朝廷的政治走向，對皇權造成壓力。

“大禮議”之后的內閣權力消長完全仰賴皇權的收縮或擴張，首輔甚至成為皇帝私臣，內閣呈現出明顯的依附性和工具性特征。內閣首輔以及其他閣臣的選拔和去留更多地受到皇帝個人喜好和派系斗爭的影響。閣臣們為了能夠穩固自己的權位，往往不得不投皇帝所好。嘉靖后期，嚴嵩著意將自己調整成勤政又逢迎皇帝的首輔形象，運用政治投機手段入閣掌權。《明史紀事本末》評價他：

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賦續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19】

輔臣權力的擴張既是制度設計的結果，也是皇權政治的需要。有明一代，內閣權力并不具有獨立性，它并不擁有完整的決策權力。內閣地位也并不穩固，既不能直接統領六部，又受到宦官勢力的制約，其地位的變化主要取決于君主的需求。“專制”與“集權”是中國古代政治的追求，而自明太祖將宰相的獨立決策權收歸專上，輔臣之權只是皇權的代理，而非皇權的分割。《明穆宗實錄》指出：

我朝革丞相，設六卿，兵事盡歸之兵部，閣臣之職止是票擬，亦猶科臣之職止是建白。凡內外臣工論邊事，觀其緩急，擬請下部看詳，及兵部題覆，觀其當否，擬請斷處。間值事情重大，擬旨上請傳行，蓋為閣臣者其職如此而已。【20】

自大禮議后嘉、隆、萬三朝多出“儼然以丞相自居”的輔臣。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認為，內閣權力擴張的重要表現和原因，是侵奪吏部尚書的職權。

仁宣之代，與卿并，太宰（吏部尚書）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禮部尚書）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之；......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馬（兵部尚書）以孤卿重而不相角......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閹奪之......嘉靖入紹，盡埽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21】

隆慶年間，高拱以吏部尚書兼任內閣大學士，重臣掌樞機，強化“閣體既尊，而權亦漸重”的局面。到張居正時期，內閣權力達到頂峰。張居正與太后、宦官達成合作，形成“宮府一體”的格局。他推行考成法，使部院考察地方，六科考察部院，內閣考察六科。這將考察官員的最高權限交給了內閣，使內閣獲得了支配官僚系統的合法權威。“于是閣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騁意見，以營其私，而黨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間隙，參奏紛拿”。

“大禮議” 首先是一場圍繞禮儀制度的爭論，明清以降，不少學者都從禮制發展的角度對其進行評價。“世宗自大禮議，嘅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帝采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群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然在禮儀之爭以外，它也是明中葉重要的政治風波，是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權力博弈的集中體現。從朱厚熜即位之初的統嗣之爭，到左順門事件的激烈對抗，再到《明倫大典》的頒布與內閣權力的重塑，“大禮議”的余波延及明中后期，對政治文化生態產生重要影響。

明世宗在左順門事件后進行政治清洗，吐故納新，建立新君與新臣的政治合作關系。他通過人事調整，培植了一批緊密圍繞在皇帝周圍的議禮新貴，通過壓制與安撫并用的方式，確保了皇權的穩固與權威。《明倫大典》的編纂，則以國家政書的形式奠定了大禮議的官方解釋，借國家政書表達政治主張，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與此同時，皇權的增強與內閣權力的演變與擴張相伴隨，內閣首輔逐漸成為皇帝的私臣，呈現出明顯的依附性和工具性特征。皇帝風聞言事，則朝堂傾軋與諸臣黨爭愈演愈烈，政治風氣日益惡化，朝廷的凝聚力與效率受到嚴重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