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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故事。山陰澹生堂是明代非常有名的藏書樓。遭逢明亡的大變，主人祁彪佳投水，兩個兒子一個流放寧古塔，一個也很快就死了。家境敗落，不能盡保其書，到了康熙五年（1666年），乃有第一次散書。 這個消息被黃宗羲知道了。他沒有那么多錢，便邀來呂留良。呂留良出了幾千金，黃宗義則拿出攢下的束修，二人湊在一起，來買祁家所出的這一批書。二人到祁家挑書。呂留良出資多，得書自然也多，有三千多本；黃宗羲買到兩百多部，但部部挑的是善本好書。 呂留良看到黃宗羲把最好的書都桃走了，心里很不痛快，在回來的路上，便讓仆人從黃宗羲那里偷了兩部書，算是出口悶氣。 黃、呂自順治十七（1660年）年訂交，一向親密。呂留良敬重黃宗羲，請他來家里坐館，黃宗羲回余姚時，呂往往親送到杭州，贈以盤纏。黃宗羲也很看得上呂留良，曾有“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硯即吾硯”的詩句。兩人都以遺民自任，所謂同志，怎么會為幾本書鬧到不可開交呢? 據說是黃宗羲先動怒的。他寫了封譴責信，題曰“與呂用晦書”，寄給幾位朋友看，偏沒寄給呂留良。呂留良知道有這樣一封罵他的文字，卻不能盡知里邊的話，只好向壞里猜想。兩人因澹生堂書一事齟齬，又加上另外一些事件(如劉宗周遺書事，高斗魁墓志銘事)，終至徹底反目。 君子絕交，亦出惡言。隨著怨恨越來越深，背后的謾罵也越來越刻薄。黃宗羲自訂的文集，提也不提呂留良，除了稱之為“書賈”（呂留良靠”選政“謀生，在南京賣書）。黃宗羲輕茂地說他是時文選手，所事乃紙尾之學。他曾做《七怪》一文，里邊說“今之學者，學罵者也……所謂墻外悍婦，聲飛灰滅，為豬嘶狗嗥者也”，指的便是呂留良。呂留良則把“悖亂”、“謬學”、“銅臭”、“貢諛”、“奴顏”這些評語送給他的老朋友。兩人的門生也彼此對壘，你罵我，我罵你，延續了許多年。 若說黃、呂反目只為了幾本書，那也太小瞧這兩位才人了。二人抵牾的根源，除學派之爭外，說到底，還是政治態度問題。 黃宗羲是遺民，這不用說，呂留良本來入了科場，在清朝做過十多年秀才的，結識了黃宗羲等人后，做起了“思想遺民”。但他的態度，比黃宗萎要激烈得多，屬于堅定的不合作主義者。 黃宗羲一生的經歷極為豐富，到了晚年，已經激烈不下去了。他不是個沉迷于幻想的人，把世事看得清清楚楚；所指望的人心，終不可待，所期待的異變，一個也沒發生，倒是滿人穩坐著江山，看那樣子，還要接著坐下去。老百姓是要吃飯的，而士人也蕨葳難飽，一隊隊地“夷齊下首陽”了。作為歷史學家，黃宗羲知道，秦亡于自己的虐政、而非三戶之楚，元亡于饑民而非遺民。他晚年的思路，已不局于家國之恨，伸向了天下之憂。 在實際中，黃宗羲采取了妥協的方針。他自己是不出仕的，但和朝中貴人多有私下的來往。他不參加明史館，但派了學生萬斯同去。他起初稱滿人為夷虜，后來在某些場合竟稱起“王師”來。他辯解說:我得吃飯，還得吃藥，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發生人際關系，就連陶淵明，不肯屈身異代，也不曾拒絕江州刺史贈的酒、始安太守送的錢啊。 對呂留良來說，黃宗羲是從蛟龍變成了蝌蚪。”澹生堂事“正發生在呂留良退出科場那一年，正當他一變而為激烈的反滿者的時候。他自己靠選書大可過活，用不著應酬不喜歡的人。只與說得來的相往還，情緒越釀越強烈。對黃宗義操守的斥斥，也只是心事的寄托吧、只是罵得太難聽了些——他聽說黃宗義在某官員（戶科都給事中姜希轍）家課館，氣得寫了一大疊諷刻詩，譏黃為“新巢得依王謝。千門萬房總不貧”，還畫像云“頓首復頓首，尻高肩壓肘”。 至此，兩人的關系已無可挽回了，盡管后來黃宗義做過一次努力。他派兒子百家持書信和詩扇來修好，呂留良冷冷地回答“知君自定千年業，哪許余人妄勘磨。” 這里面的是是非非，辛辛苦苦，從古到今到以后，知味者自能品嘗得出。只是嘆后世人的風度，不及當年的嵇、阮、山、向，亦遠矣。 注： 一、呂留良竊黃宗羲所購淡生堂藏書說： 這是全祖望的說法。他在《結埼亭外集·小山堂祁氏藏書記》中說:“初南雷黃公講學于石門，其時用晦(呂留良)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記》、王俄《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投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 全祖望這一說法，所據似不可靠，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黃梨洲》中對此有中肯的分析。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只講到這兩本書為書賈竊去，并未談到呂留良。 沈清玉在《國朝名人小傳·黃梨洲先生傳》中卻有不同說法:“相傳晚村以金托先生買祁氏藏書，先生擇其奇秘難得者自買，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 呂留良后來的好友陸隴其在《三魚堂日記》中也有類似的指摘。可是，買書竊書事，黃宗羲與呂留良在各自的文集中只字未提，這種互相矛盾的說法可能來自黃、呂構惡后兩家弟子相互攻擊之辭，是不可靠的。 二、刊印劉宗周”遺書“事： 黃宗羲是明末大儒劉宗周的弟子。劉絕食身死后，呂留良想把《劉宗周遺書》編刻出來，于是拿出三百兩銀子找黃宗羲合作。黃宗羲拿了銀子后并沒有刻書，而是帶著自己謄錄好的劉宗周遺著去找姜希轍（亦劉宗周弟子，清廷戶科都給事中）。 姜希轍對黃宗羲此議自然十分樂意，立刻出資操辦完成。以同門之誼，更靠著刻印《劉宗周遺書》的合作，黃宗羲交接了姜希轍，并從此打開了他同清廷官員們交往的門路。 可是白拿了呂留良三百兩銀子，這么一大筆錢總要給一個交代，黃宗羲于是將呂留良的名字以“后學”身份列為校勘者之一，算是對呂留良的交待。呂留良自然不滿，在《后耦耕詩》十首中的第七首中的“青火竹窗謄副本，白頭蘭幕出新書”句便指此事，嚴鴻逵注曰：“此專為太沖作也……是年又館于寧波姜希轍家，悉出其所手錄書以求媚”。 三、關于《高斗魁墓志銘》之爭說： 順治中，黃氏兄弟十分貧困，黃宗炎甚至全家陷入貧餓之中。高斗魁精于醫術，就行醫于蘇州、湖州之間，以所入接濟黃氏兄弟。后來，高又成了呂留良的摯友。 高斗魁康熙九年（1670年）病卒。黃宗羲作《高且中墓志銘》，文中評論高的醫術說:“蓋且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于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共術也。”最后的墓銘，有“日短心長，身名就剝”句。 呂留良看了后大為不滿，呂留良兒子呂葆中在呂留良的《行略》中說:“時會葬高先生于鄞之鳥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山小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山將刊銘，先君視其文，微辭丑詆，乃嘆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為也?’遂不復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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