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血祭

最近讀史料的時候，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寫篇短文聊一下。

《史記·夏本紀》里寫夏禹開國時，用的都是無以復加的溢美詞句：“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幾乎把夏朝開國的功勞，都放到夏禹的個人品德上。

寫夏朝亡國時，《史記·夏本紀》又用了這樣的詞句：“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把夏朝亡國的責任都推到夏桀的個人品德上。

至于夏禹開國時有什么優勢條件、臣屬做出什么貢獻、參與者還有哪些人，一概不寫。夏桀亡國時做了什么錯事、幫兇有些誰、他們又幫助夏桀做了什么惡，也一概不寫。

給人的感覺就是，夏朝開國和亡國就是夏禹、夏桀兩個人的事，和其他人沒有任何關系。

不止夏朝有這個問題，往后的商周都是如此。

商湯開國是因為“湯修德，諸侯皆歸湯”，商紂亡國是因為“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慢於鬼神，為長夜之飲。”

周文王“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諸侯不至?！?/section>

秦朝以后的史料，雖然“含德量”逐漸減少，但史官繼承了上古修史的傳統，仍然把是非成敗系于一人之身。

秦始皇能滅六國是“氣吞六合”，秦朝十五年亡國是“始皇暴虐”，絕口不提秦朝的基層組織崩壞、秦法和秦吏的殘酷性。漢武帝能北伐匈奴是“英明神武”，武帝晚年昏亂是“酷似始皇”，也不提漢朝地方勢力坐大、官員不作為等因素。

唐玄宗開啟開元盛世的關鍵原因是“知人善任”，造成安史之亂的決定性事件是“寵信貴妃”，土地制度崩壞、朝廷財政惡化、門閥士族貪污剝削等歷史脈絡被輕輕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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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史料，基本如此。如果你完全相信這些史料的記載，就會被蒙蔽，只有把史料中的蛛絲馬跡拼湊起來，才有可能查到歷史的真相。

那史料為什么這樣寫呢？

涉及到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繞不開的——中國史料的主線是政治史，而中國古代政治又非常善于“造神”和“毀神”。

造神即把一個人捧的高高的，并通過各種故事和素材，把這個人塑造成無所不能的形象，明察秋毫乾綱獨斷，最終讓這個人成為整個開國集團、治政集團唯一的正面代表。

通過造神運動，這個人獲得了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其他人不能與“神”爭鋒，便隱藏在神的陰影下，經營自己的一方世界。

毀神即把這個人拉下神壇，打倒批臭再踩上一萬只腳，再把所有的錯誤歸咎于他一人之身，成為整個開國集團、治政集團唯一的負面代表。

通過毀神運動，這個神承擔了整個集團的所有責任，其他人則把自己摘的干干凈凈，再開始新的輪回。

前文列舉的史料中的成功者，其實都屬于“造神”，失敗者都屬于“毀神。”

而之所以出現這兩點，造了神又要毀掉神，根本原因又是另一項源遠流長的政治原則——朝廷的本意是好的，出了問題是下面沒有執行好，歪嘴和尚念錯了經。

這個原則和造神是緊密相關的。

永遠光鮮亮麗才是神，永不犯錯的才是神，動不動就被懷疑、問責、質問，還怎么維護形象呢？神的形象都無法維護，陰影下的人，利益還如何保障？

所以維護神的形象，就是維護人的利益，不論出了什么事，神都不能沾上一點因果。

陰影下的人，自然也不會主動去承擔責任，沾染因果。

但問題是，一個集團做的事不可能每件都成功，一個王朝做的決策不可能每個都正確，總會有出紕漏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錯誤和紕漏會積累的越來越多，矛盾會越來越激烈。

因為神和人都不沾染因果，那么很多錯誤都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很多矛盾都無法調和。

慢慢的，朝廷的威信大降，無法維持集團和王朝了。

這個時候，怎么辦呢？

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立即拋棄造神的立場，用一百八十度漂移的姿勢，把所有問題、所有責任一股腦的推到最高神的頭上，保全陰影下的人。

中國歷史上的過山車政治，大抵來源于此。

長期不沾因果的神，沾上最大的因果，苦心經營的形象轟然倒塌，但集團和王朝的威信得以重塑，那些造成問題的人，又能以正面形象重新開始。

王朝的血祭，就此完成。

新的神，也即將開始塑造。

只看結局的話，這樣的結果似乎對“神”很不公平，但如果以漫長的歷史時間線來看，他們有最高的地位、最大的權力，那么承擔最大的責任，其實也很公平。

不過，王朝更替時進行血祭倒也罷了，很正常，而且對所有人都有好處，沒有理由不做。但在王朝中后期，對漢武帝、唐玄宗、霍光、張居正之類的“神”進行血祭，肯定不能常做。

如果一直造一直毀、再造再毀，那就一點體面都沒有了。

你這個集團、這個王朝，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