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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那邊又挖出了一座古墓，人們起初沒太在意。這里每隔幾年就有大墓被發現，見怪不怪。可考古隊把那塊碑翻譯出來，氣氛一下子就變了——有人皺眉，有人張大了嘴巴，還有人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幾十年來學的歷史。因為你說巧也不巧，這墓里埋著的竟然是一個唐朝將軍，還有，一個波斯國王。更詭異的是，和他合葬在一起的女人，表面上說是妻子，其實在另一塊墓志上又成了他的女兒。她叫馬氏，既是唐朝的馬姓婦人，又是波斯的公主。那么，這兩口子的前世今生，到底是哪門子的“亂麻”呢？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西安，千年以后依然喧囂的這塊地界，在唐朝卻是異鄉人最多的地方。長安城里熙熙攘攘，胡商、僧侶、使者、流亡者，到處都是異國口音。蘇諒這個名字，初聽像隨手編的，可仔細一琢磨，里面藏著兩代人的血淚。這蘇諒本名Shahrayar，是薩珊波斯最后的余脈。那時波斯早被阿拉伯大食給滅了，國王卑路斯帶著殘部、家眷踉蹌逃進了唐朝地界。 蘇諒其實不是“豪門大少”的命，他趕上了一場慘劇。父親變成了“流亡國王”，母親原是大唐的寧國公主（史上真有過這個頭銜），也算半個帝王之家。再大的骨氣，這樣的家庭氣氛也免不了一股低調的辛酸。許多人只看到他長大后掛上了“神策軍散兵馬使”的名頭，也許沒想過，這孩子小時候，誰教他學中文，誰又在夜里教他念波斯古詩。 歷史總是喜歡把人往極端處推。母親一口唐音，說京兆的市井詞匯；父親睡前呢喃的，卻是伊朗高原上的子夜歌謠。蘇諒被夾在兩種身份、兩種信仰中，說他聰明，那是被動的聰明；說他異域浪漫，他更多的是不得不學會適應。大食人打進來那會兒，他跟父親一起從呼嘯的沙塵里逃出來，長安的城門對他們來說，既是起點也是終點。 長安這地方，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住外鄉人的孤獨。他小時候是不是也在大明宮的巷口，被人用“胡兒”嘲笑過？馬氏，這個女孩的身世，同樣有點像謎。有漢文墓志里，她成為了“蘇諒之妻”；但另一塊波斯文的石板上，蘇諒自稱與自己的“女兒”合葬。這種雙重身份，難道是翻譯的失誤？還是當時的家族禮制復雜到我們看不明白？還是，背后有一段不得已的隱秘往事？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閑話說一句，有些人一生都沒被哪個時代需要過。可蘇諒，他既是唐朝的武將，又被波斯的流亡者視為“王”。人這一輩子最怕身份“有頭沒尾”——他是異鄉的王子，可父親身后的波斯早已四分五裂；他是唐軍的將官，可長安的貴族們，誰還記得他落難王孫的來路？他在自己這具血肉之軀里，把兩種命運擰成了一根咬斷牙齒的鐵索。 想象一下，一個流亡貴族在邊地拼殺，白天披甲上馬，晚上在軍帳里點燈抄寫經書。可能他時常想起父親昔日的城堡和母親故國的大明宮。他是不是也拿起過胡琴，唱幾句聽不懂的鄉音？妻子馬氏也許懂他的孤獨，但從墓志的寥寥幾字來看，她26歲就去世了。沒留下長篇家書，沒給后人講過自己的心事。合葬這事兒，墓碑上兩種語言各說各話——你說，這家人，活著的時候是不是也經常話不投機？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蘇諒的忠誠，應該沒人能懷疑。他孝敬父母，忠于國家，為唐王朝赴湯蹈火。可命運之事，誰也說不清。他也會在深夜里和母親絮叨“波斯遠了，長安太大了”，也會在晨曦下，看見妻子的側臉，突然發覺自己兩頭都不屬于。大漠邊塞、長安夜風，他既渴望恢復故國，也慢慢習慣成為異國的忠臣。每個人都羨慕王子的命，可蘇諒的“王”字，寫得比誰都要沉重。 這墓志是迷，還是隱喻？后來的史學家費盡心思想解開的，不過是人生的一個死結。也許蘇諒親自決定要寫這一左一右、東西對照的碑文，用來提醒后世：命運本就是得過且過，兩頭不著地。一座波斯王子的墓，橫著躺在唐朝的土里；一位母親公主、一段殘破王朝，都給土埋了。只有那石碑，安靜地站在那里，等著后來的我們，用一把又一把鋤頭，把塵封的故事刨開，又小心地合上。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說到底，他們的命運就像兩種語言寫的墓志銘，同處一個地宮，各自低語，沒有永遠的圓滿。我們怎敢輕易評判？有時覺得，他們的故事就像風吹過西安老城墻那種帶沙的聲音，進了耳朵，又帶著幾分不安和疑問，在心里打轉兒：你說，這蘇諒、馬氏，到底更像是被命運遺忘，還是詭計多端的歷史，臨走前留給我們的一個謎？ 一塊石板，兩種姓氏，半個大唐的天下，和一個亡國的背影。人這一生，不過就是在別人的注視里，努力成為自己。可偏偏有些人，不管如何努力，到頭來，連墓碑上的故事都說不明白。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所以啊，我們還真別太信“歷史是非都明白”那一套。蘇諒和馬氏就在黃土下，安靜得有些無所謂地看我們猜謎。他們的故事，也許只是提醒我們，高墻和陌路，不止隔開了身體，也模糊了名字和親情。有些謎，不必解開也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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