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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的格局》 “黃公望與富春”之史料考辨 文/陸生作 元朝黃公望（1269—1354）有《富春山居圖》《富春大嶺圖》傳世，即便是望文生義，人們也毫不懷疑地將他與富春關聯在一起，但究竟是怎么樣的一種關聯，因史料不足，加之少有人深入考據、理性辨析，所以至今都沒有一個比較清晰且準確的公認，以后大概也不會有。但本文還是盡力搜集史料，仔細辨析，試圖接近真相。 在富春江流域，尤其是桐廬縣與富陽縣，熱心人士一談起黃公望，往往各執一詞，既不能證實也不容易證偽，自然誰也不能說服誰。 在現存的各種《桐廬縣志》《嚴州府志》中，我沒有發現關于黃公望的記載。 現存的《成化杭州府志》《萬歷重修富春志》《康熙富陽縣志》《雍正浙江通志》《光緒富陽縣志》等志書中，既有黃公望的生平記載，也有黃公望的墓址記載。 乍一看，黃公望與桐廬無關，與富陽關聯頗深。但客觀地講，即使縣志、府志沒有記載，并不代表他與桐廬無關；即使縣志、府志言之鑿鑿，也未必是真的。我們需要搜羅史料，理性看待、仔細辨析。 【一】 《成化杭州府志》所載，既有墓址，也有生平。 “處士黃大癡墓在富陽縣廟山。”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氣韻流動。畫家有極力不能追，每擬其為仙人，得其片紙皆寶之。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一峰，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余卒。” 《萬歷重修富春志》所載，只有生平，沒有墓址，但多一篇像贊。 “大癡道人，姓黃名公望，字子久，春名人。聰敏絕倫，音律、書數、醫藥、卜筮、百氏之書，靡不通究，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出人意表。憲臺累辟不就，去從全真教，深契玄旨，易名靜堅，號一峰，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歸卒。戴表元贊大癡畫像曰：身為百世之憂，家無儋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侶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盤薄，欲援筆而著書，則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這《萬歷重修富春志》有點復雜。其卷首只有一篇志序，落款有兩個明確的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是正統五年（1440），時任富陽令吳堂托人請到臨川聶大年作序，1440年是聶序的落款時間。吳堂是宣德九年（1434）到任富陽的，可聶序中寫吳堂“由名進士遷茲邑已三載”。如果真是三載，那么落款時間應是正統二年（1437），明顯與現存的落款時間不符。至于為何會出現如此低級的矛盾，可能性有多種，因與本文議題關系不大，故不展開論述。 第二個時間點是正德十六年（1521），富陽令安福劉初重刊《富春志》。重刊當保持原貌，除非重刊時已經有所缺失。 除去這兩個明確的時間點，還暗藏著第三個時間點：在志書中刻有“重修富春志”，且多處寫到“萬歷二年”“萬歷四年”“萬歷六年”“萬歷壬午”等時間點。由此判斷，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富春志》重修于萬歷年間，時間上不會早于萬歷十年（1582）。富陽將這本縣志定為《正統富春志》是錯誤的，將它命名為《萬歷重修富春志》才準確。我們當然可以借助志書中的內容順藤摸瓜去判斷出一個更為精確的時間，但用來考辨黃公望與富春的關聯，萬歷十年已經夠用，故不展開論述。 因為我們所見的是《萬歷重修富春志》，有著明顯的增刻的內容，所以光看《萬歷重修富春志》已經不能直接判斷有關黃公望的記載是否出于正統五年的《富春志》。怎么辦？ 將《萬歷重修富春志》與《成化杭州府志》有關黃公望生平的內容，進行比較。 【二】 修志書，有一條規律，就是“自上而下地政令推動，自下而上地內容補充”。比如各縣在康熙二十二年都有縣志，就是朝廷要求的。 修志，在古代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有人才，要有錢財，更要有一個太平的時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后，富陽縣久未修志。在咸豐十年（1860），富陽縣令翟維本聘請上海人蔣敦復主修，但開局不到一個月，李秀成率太平軍攻占杭州，修志又耽擱了，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才修成。 縣志給府志提供內容，府志給通志提供內容，通志給一統志提供內容。有時，一條信息，縣志、府志、通志、一統志都載了，本質是同一史源的反復傳抄，非獨立證據鏈。 縣志又有誰來提供內容呢？路徑有多條，其中一條就是請本縣各大家族提供家譜，用后璧還。 《萬歷重修富春志》載：“大癡道人，姓黃名公望，字子久，春名人。聰敏絕倫，音律、書數、醫藥、卜筮、百氏之書，靡不通究，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出人意表。憲臺累辟不就，去從全真教，深契玄旨，易名靜堅，號一峰，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歸卒。戴表元贊大癡畫像曰：身為百世之憂，家無儋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侶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盤薄，欲援筆而著書，則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這條記載分兩部分：一是黃公望生平，二是戴表元撰寫的像贊。兩者都需要展開來解析，我們先看生平，像贊部分擺在后面論述。 關于黃公望的生平，有兩處值得關注： 第一處是“春名人”。 黃公望是常熟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在這里，我們不因“春名人”與“常熟人”的不同，而判斷它是錯誤的。春名，即春明，它透露出一個重要的消息。《咸淳臨安志》載：“富春鄉，舊名明堂鄉，管里二：貴樂、春明。”《萬歷重修富春志》載：“富春鄉，舊名明堂，附縣東西，為村三、管里六：坊郭，貴樂，春明。”可見“春明”之名由來已久，是富春鄉下轄的一個村。修縣志，講到某人生平，一般不必講某人是某村人，講某人是某鄉人即可。按理，《富春志》應該載“黃公望，富春鄉人”，但它居然精確到了村，由此判斷：這條記載來源于家譜。唯有家譜，因為支脈散開，即使在同一個鄉，也要做出區別，所以才需要做如此細致的記載。 在《萬歷重修富春志》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樣式的記載，比如：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今古城人），開禧元年試禮部第二。” “李鞉，字彥淵，富春人，崇寧二年登進士第。” “圓修鳥窠道林禪師，富陽人。” “姚肇，字世初，靈峰人。” “何良，字永年，坊郭人也。有孝行。” 春名人，靈峰人，坊郭人，富陽人，富春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富春志》資料來源的多樣性以及當時修縣志沒有形成足夠細致的統一的體例。或是沒有足夠的精力財力去考證，或是沒有足夠的材料來考證，使得體例沒能實現“春明人”“坊郭人”“靈峰人”這一層級的一致性。 第二處是“年八十歸卒”。 這又與我們公認的黃公望享年八十六不同。為何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值得疑問。 【三】 將縣志所載生平與府志所載進行比較—— 《萬歷重修富春志》載：“大癡道人，姓黃名公望，字子久，春名人。聰敏絕倫，音律、書數、醫藥、卜筮、百氏之書，靡不通究，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出人意表。憲臺累辟不就，去從全真教，深契玄旨，易名靜堅，號一峰，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歸卒。” 《成化杭州府志》載：“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氣韻流動。畫家有極力不能追，每擬其為仙人，得其片紙皆寶之。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一峰，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余卒。” 《成化杭州府志》有兩處必要的變化： 第一處，將“春名人”改為“富陽人”。 府志的視野是看著下面的幾個縣，縣志的視野是看著下面的幾個鄉，所以這一改動很準確。比如《成化杭州府志》載“趙新，字日新，富陽人”，而《富春志》對他的記載是“趙新，字日新，靈峰人”。 只是在《成化杭州府志》中，既有“富陽人”也有“富春人”。比如“孫堅，字文臺，富春人”，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富陽縣。但是與黃公望同時代的富陽人，比如“吳復，字見心，富春人（今富陽湖源一帶）”，“馮士頤，富春人（今富陽古城）”，“朱清，字符之，富陽人（今富陽場口）”。這就是《成化杭州府志》的粗糙，使人覺得“富春人”等于“富陽人”。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比如黃公望《富春大嶺圖》上宋葆淳題跋中記載：“復孺，邵亨貞字，富春人。”如果按“富春人”等于“富陽人”去推，邵復孺豈不成了富陽人？ 第二處，將“年八十歸卒”改為“年八十余卒”。 這一字之改，就有了回轉的余地，也比較接近事實。成書于1570年的《吳中人物志》載：“公望，生故宋德祐己巳（1269年。德祐沒有己巳，當為咸淳己巳）八月十五日，卒于至正甲午（1354）十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浦仲誠《黃公望年譜》記載：“……終于發現了黃公望的牌位，見上書其生年是南宋咸淳五年（1269）八月十五日，卒年為元至正十四年（1354）十月二十五日。” 其余的地方，或是精簡，或是添加。從其相似性上，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成化杭州府志》關于黃公望生平的記載來源于《正統富春志》。 為了提高這一條判斷的正確性，我們可以從時間線上再做一個推斷： 吳堂主修的《富春志》成書于1440年，1521年重刊，萬歷年間增刻重修。 《成化杭州府志》始于1471年，成于1475年。 《成化杭州府志》的修撰時間處在1440年與1521年之間。第一，在1440年至1471年，沒有證據表明富陽再修縣志，那么修撰《成化杭州府志》時，一定拿了吳堂主修的《富春志》做材料。第二，《富春志》于1521年重刊、萬歷年間重修，完全可以參考《成化杭州府志》對《富春志》的內容做調整，但是《成化杭州府志》載有黃公望墓址，現存的《富春志》卻沒有，說明《富春志》基本保持了重刊、重修時的面貌，只是在萬歷年間增刻了部分內容。第三，按理說，府志載有黃公望墓址，而縣志卻沒有，這就很奇怪，說明吳堂主修的《富春志》在1521年重刊或萬歷年間重修時有了缺失。如果《正統富春志》從一開就沒有記載黃公望的墓址，那么《正統富春志》所記載的黃公望生平的可信度就更低了。 總之，我們可以相信，《萬歷重修富春志》上關于黃公望的生平記載，是1440年《富春志》修成時的模樣。 【四】 講了黃公望的生平，接著講戴表元撰寫的像贊。 《萬歷重修富春志》載：“戴表元贊大癡畫像曰：身為百世之憂，家無儋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侶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盤薄，欲援筆而著書，則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海虞別乘 古籍中有一模一樣的記載，比如邵松年《海虞文征》、陳三恪《海虞別乘》。《海虞別乘》還特別注明了引自《富春志》。《海虞文征》所載的源頭自然也在《富春志》。 第一，我要講的是，這段像贊有讀不通的地方：“達似晉宋酒徒，俠侶燕趙劍客。”這個“侶”字就很奇怪，應是錯字。從對仗的角度講，應該是“俠似燕趙劍客”，這樣就通了。 第二，戴表元可能為黃公望寫這段像贊嗎？ 戴表元（1244—1310），黃公望生于1269年，也就是說，在戴表元去世的時候，黃公望是41歲。假設，這段像贊就是1310年寫的，像贊作為一種總結性、特征性、贊揚性的文字，難道四十多年來黃公望的形象是戴表元筆下所寫的那樣嗎？ “家無儋石”，家中一貧如洗，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 “風雨寒門”，居住條件惡劣，房屋破舊，難以遮蔽風雨。 盡管物質匱乏，但他的精神世界由“百世之憂”（志向遠大）、“酒徒”的曠達、“劍客”的豪情以及“著書立說”的學術追求所填滿。 “黃公望的吏途，以其與徐琰、趙孟頫、張閭三位朝廷大員的交往最為緊要。徐琰官至從二品、趙孟頫、張閭官居從一品。”我們簡單梳理下黃公望的經歷時間線—— 1269年，出生于平江常熟，本姓陸，后過繼永嘉黃氏。 1293年左右，在蘇州認識閻復、徐琰等官員。 1292—1296年，徐琰任浙西廉訪使，期間舉薦黃公望到杭州充任浙西廉訪司書吏，負責田糧審計與經濟案件調查。黃公望由此開啟仕途，基本等同于在南宋中了進士，起點很高。 1295年，趙孟頫罷濟南職南歸。1302年，趙孟頫在蘇州作《臨黃庭經》，黃公望已為門下弟子。可見在此期間，黃公望拜趙孟頫為師。 1299年，黃公望參與調查楊璉真加寺產偷稅案及彈劾教化貪腐案，“論經理田糧獲直”——成功完成審計，得到領導張閭賞識。但也因此遭到對手報復，被迫棄職。 1306年，張閭升中書左丞。1307年，張閭升少保。約1309—1312年，張閭與董士選（御史中丞）因黃公望在彈劾教化案中立功，聯合舉薦其入京任職中臺察院掾。 盡管“家無儋石”、“風雨寒門”有文飾之嫌，但41歲前的黃公望積極入世，追求功名，正處于仕途的上升期，絕不是超脫、貧寒、專注于著書立說的隱逸大師形象。 所以，這段像贊不符合41歲之前的黃公望，更符合41歲之后的黃公望。我們可以看看成書于1330年的《錄鬼簿》的記載：“黃子久，名公望。乃陸神童之次弟也。系姑蘇琴川子游巷居。髫齡時，螟蛉溫州黃氏為嗣，因而姓焉。其父年九旬時方立嗣，見子久乃云：“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吏，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后在京，為權豪所中，改號一峰。原居淞江，以卜術閑居。目今，棄人間事，易姓名為苦行、凈堅，又號大癡翁。公望之學問不待文飾，至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長詞短曲，落筆即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從戴表元1310年去世，到1330年《錄鬼簿》成書，少了一個官吏，多了一個全真教道士，多了一個畫家。二十年的變化，人間滄桑，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再看戴表元的身份段位，他是元初名儒，《元史》載：“至元、大德年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一人而已。”一個文壇盟主，憑什么給四十來歲的黃公望寫像贊？ 所以，我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這段像贊，是后人借戴表元之名，安在黃公望身上的。 【五】 我還要繼續往下討論的是，這段像贊，最早出現在哪里？  正德《松江府志》 正德七年（1512）《松江府志》載：“戴表元畫像贊：身有百世之憂，家無儋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磐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錢一本（1546—1617）《遯世論》載：“戴表元畫像贊云：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磐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陳繼儒（1558—1639）《逸民史》載：“戴表元畫像贊云：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磐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之學也。” 姜紹書（1642年官南京工部郎）《無聲詩史》載：“戴表元贊其像曰：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俠似燕趙劍客，其達似晉宋酒徒。至于風雨寒門，呻吟盤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為齊魯學也。豈尋常畫史也哉？” 謝成林在《元代畫壇魁首》一書中表示，之所以戴表元《剡源文集》中沒有這則像贊，是因為戴表元的文集“其版久佚”。我之前論述，已經可以推翻這一點，不是“其版久佚”，而是本來就沒有。 我在古籍中尋找，最早的是刊于1512年的《松江府志》，也晚于1440年的《富春志》。錢一本、陳繼儒所載，一字不差。姜紹書所載，將“俠”與“達”換了順序，又添了一句“豈尋常畫史也哉”——用來表示黃公望在畫藝上的與眾不同以及戴表元的眼光獨到。 將他們的記載，與《富春志》的記載相比較，有兩處不同：一是“身為百世之憂”與“身有百世之憂”不同，二是“俠侶燕趙劍客”與“俠似燕趙劍客”不同。要將“身有”抄為“身為”，要將“俠似”抄為“俠侶”，這是不容易的；反過來修改，就簡單，也符合從粗糙到精致的變化過程。由這兩處不同可推斷出，《富春志》是記載戴表元這段像贊的源頭。 為什么《正統富春志》會記載這樣一段像贊。繼續我前面的推斷：因為它來自于家譜。而且《富春志》所載這段像贊的文句水平，也符合鄉間修譜的水準。 “宋朝統治者把家譜視為'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大力提倡私修家譜，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當時私修家譜的發展和繁榮。” “明清時代，盛行私家修譜，很多家譜仿正史、方志的體例進行編修，家譜的體例更趨于完整。” 對一個家族來講，第一次修譜，真是“白手起家”。總要找一個譜頭吧，祖先是誰，族中名人又是誰。時間久遠不可考，就交給修譜先生。歷史上，“妄援冒附，以蹈崇韜之故轍”的家譜多得是。 有了祖先，有了家族名人，就畫一個像，再配一段像贊。這像贊必須名人來寫才夠分量。于是，當縣里修志的時候，名留青史的機會來了，把家譜呈上去了。有時，既不能證明又不能證偽的資料，可列入“傳疑”。但若碰上在縣里頗有勢力的大家族，這名人的生平與像贊到底收不收？不收，豈不是打了大家族的臉？所以，修志也有無奈之處。 若真要寫黃公望的像贊，張雨（1283—1350）的《題黃大癡小像》就很好：“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 【六】 在富陽有一個說法：黃公望游廟山塢凈因院，看到蘇東坡的《凈因院竹軒》詩，便和詩一首——《題東坡竹》：一片湘云濕未干，春風吹下玉瑯玕。強扶殘醉揮吟筆，簾帳蕭蕭翠雨寒。 這當是附會之說。當作民間故事來講，挺好的。以史論，就差了。 為什么說它是附會的？理由有二： 第一，這是一首題畫詩，與東坡的畫有關，而不是與他的詩有關。 黃公望確實寫了這首詩，我們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御選金宋元明四朝詩》等集子中都能找見它，都歸在黃公望名下。尤其在《寶繪錄》中，還記了落款“大癡道人黃公望敬題”。 蘇軾有《雨竹圖》流傳至今，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在清代重裱、題跋時，黃公望的這首詩被題寫在右上角第二首，第一首是吳鎮的。 我沒有去研究黃公望當年題詩的東坡竹圖是否就是這一幅《雨竹圖》，但《題東坡竹》是一首公認的圖畫詩，不會在黃公望游富陽凈因院時所題。 第二，富陽志書中沒有記載黃公望的這首詩。 《萬歷重修富春志》《康熙富陽縣志》《光緒富陽縣志》中，都沒有記載這首詩。在《萬歷重修富春志》《光緒富陽縣志》中，在“凈因院”條下就記載了蘇東坡和楊維楨的詩。在《康熙富陽縣志》中，把蘇東坡和楊維楨的詩分記在“藝文”中。 楊維楨與黃公望頗有關系。如果黃公望這首詩真在游凈因院時所寫，有確鑿的證據，富陽幾次修志，都記了楊維楨的，獨獨漏了黃公望的？這便不合情理。 不將黃公望的詩收入其中，就是修志的人也知道，這是一首題畫詩。 在《萬歷重修富春志》中，載了好幾首蘇東坡的詩。一首“富春真古邑”，一首“長松吟風晚雨細”，一首“夜聞巴叟臥山村”，都能在蘇東坡的其他集子中找到它們。唯獨這首《凈因院竹軒》：“軒前有竹百余竿，節節渾如玳瑁斑。雨過風清談般若，瑯玕聲撼半窗寒”，考《蘇東坡全集》《全宋詩》《宋詩鈔》《宋詩紀事》等皆未錄，只有在“富陽系”的書籍文章中見到它。我們可以懷疑它不是蘇東坡寫的嗎？可以。但是，我們也要相信修志者的操守，相信他們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三首蘇詩都真的，有必要放一首假的嗎？ 在富陽縣志中，載有“凈土院”，與“凈因院”一字之差。“凈土院”條下載：“有竹軒，行者多題留。”按說，把蘇東坡的這首詩，放在“凈土院”條下，更容易讓人相信。《光緒富陽縣志》無奈表示：“按：蘇東坡與楊維楨俱有《凈因院竹軒》詩。今凈土院亦有竹軒，是一是二無從辨正，前后參看，可也。” 【七】 關于筲箕泉在哪兒，史料就太多了。我不必展開具體論述，從志書中摘兩段文字即可。 第一，錢晉錫《康熙富陽縣志》：《詩選小傳》曰：“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癡，自常熟徙富陽。天姿孤高，少有志節。試吏勿遂，歸隱西湖筲箕泉，終老富陽，年八十六。黃（子久）博綜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有《和竹枝詞》云：'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何處尋。’” 第二，汪文炳《光緒富陽縣志》：《詩選小傳》：黃子久，公望，自號大癡，自常熟徙富陽。天姿孤高，少有志節。試吏勿遂，歸隱西湖，后住筲箕泉，終老富陽，年八十六。黃（子久）博綜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有《和竹枝詞》云：“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何處尋。” 《康熙富陽縣志》寫得很清楚，“歸隱西湖筲箕泉”。《光緒富陽縣志》做了小小改動，稍有變形，“歸隱西湖，后住筲箕泉”。今天，富陽有黃公望景區，景區里有筲箕泉。作為一個文旅項目來講，這很正常。富陽完全可以將某處泉水命名為筲箕泉。但若說富陽這處筲箕泉就是黃公望當年在杭州結廬處的筲箕泉，那就不合適了。富陽人鮑志成在《黃公望杭州西湖及富陽行跡考述》中說：“廟山塢實際地形特征、山澗，與普遍意義上的筲箕灣、筲箕泉形態相去甚遠。”這還是很客觀的。 當年蘇東坡便被黃州，錯認赤壁古戰場，寫下大名鼎鼎的《赤壁賦》，從此，赤壁有了文武之分。這多好啊。富陽的筲箕泉，也可能誕生經典作品。但不管怎么樣，首先要正視史實。 【八】 楊維楨《西湖竹枝集》中，有黃公望的簡介，也有富陽人吳見心、馮士頤的簡介。 “黃公望，字子久，自號大癡哥，富春人。天姿孤高，少有大志。試吏弗遂，歸隱西湖筲箕泉。博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梧隱幾，若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士所能知者也。”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少拓落不羈，中年折節讀書。晚游湖海，聞海內名人，不見雖千里不憚也。故其聞見不陋，而詩日進。有如“江花多自落，天籟或時鳴”“云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云氣上天星劍濕，龜文入地石幢深”，蓋盛唐之選也。” “馮士頤，字正卿，富春人，宋死節臣古先生之侄也。為人倜儻，有大度。其詩風骨清俊，與其鄉人大癡道人、云槎子為唱和友。” 《西湖竹枝集》初刊于元至正八年（1348），楊維楨寫序在“秋七月”。當年黃公望79歲。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西湖竹枝集》，重刊于大明天順三年（1459），陵川人和維在序中說：“元朝覆亡，《西湖竹枝集》的刻版也隨之毀壞，全集很少見到，存留下來的沒有多少。恰逢我擔任僉憲一職，西湖離官署不到半里地。公務閑暇之時，與兩三位同僚登高遠望，湖光山色盡收眼底。想探訪百年前的往事，但當年的老人都已不在了。面對景色懷念古人，徒增感慨嘆息。最近從劉邦彥先生那里得到這本《西湖竹枝集》，連日翻閱吟詠，愛不釋手……我決定將它重版，廣泛傳播。倘若文人墨客在湖上游覽，酒酣時敲著船幫，對著山峰唱上那么幾曲，在煙波浩渺間與先賢精神相通，不是很快樂嗎！” 楊維楨的記載是可以相信的。云槎子，就是吳復，是楊維楨的徒弟。《鐵崖先生古樂府》中就刻著“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但我們需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即富春和富陽的關系——“富春”就等于“富陽”嗎？“富春人”就等于“富陽人”嗎？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置會稽郡富春縣。 漢順帝永建四年（129），從會稽郡分出一塊，設吳郡，富春縣屬吳郡。 三國黃武四年（225），從富春縣分出一塊塊，設建德縣、桐廬縣。 東晉太元十九年（394），為避簡文帝生母宣太后鄭阿春諱，富春縣更名富陽縣。在這之后，雖有短時間將富陽縣改回富春縣，但絕大多數時間，沒有富春縣，只有富陽縣。 富陽，是一個行政地理概念。比如，元代杭州路下轄的富陽縣，有明確的官方邊界。它代表一個征稅和管理單元。 富春，是一個文化地理概念。它的核心是指富春江流域，這是一個自然與文化交融的區域，其范圍遠大于富陽縣。 “富春”的核心價值在于其自嚴子陵以來積淀的隱逸文化傳統。這種文化認同超越了行政壁壘。嚴子陵釣臺這一隱逸文化的核心地標就在桐廬境內。元代文人在追尋這一傳統時，他們的目光是投向整個富春江流域的，而不會在意某處屬于桐廬縣還是富陽縣。 因此，被稱為“富春人”，更是對其文化身份和精神歸屬的認定，而非嚴格行政地理上的劃分或籍貫登記。 比如，楊維楨有《覽古》詩：“狂奴作故態，飄然歸富春。”這“歸富春”是歸富陽嗎？不是。 再比如，《楊鐵崖先生傳》記載：“（至正）十二年，汝潁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避地富春山。”這“避地富春山”就局限在桐廬的嚴子陵釣臺嗎？也不是。因為他曾避居在富陽馮士頤家。 所以，當我們看到楊維楨稱黃公望為“富春人”的時候，不能把它局限在“富陽人”這個地域小圈子里。“富春人”更具文化精神，它蘊含著元代文人在異族統治下的尊嚴。 【九】 理論上，元朝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黃公望得了度牒（也稱“公據”），做了全真教道士，可以居住道觀、收徒傳教，并憑借度牒的“通行證”功能云游四海。 黃公望一定在富陽寓居過，可誰又能斷言他未曾踏足桐廬呢？ 黃公望有個朋友叫危素（1303—1372），字太樸，號云林，江西金溪人，是元末明初一個重要人物。 《寶繪錄》載：“大癡道人黃公望為太樸先生作《富春山圖》。” 鄧文原（1258—1328）有一首《危太樸集八大家》詩，其詩有序：“余與太樸久別，一旦會于九龍山僧舍，因出諸名勝合作卷見示，隨賦小詩于后，并敘遠別之意。”其中“諸名勝”指哪些名流勝士呢？《元詩選》中，此詩后面有按語：“明東吳張泰階（爰平）《寶繪錄》：太樸集八大家圖，為大癡道人黃公望《富春山圖》、天水趙雍《五馬圖》、黃鶴山人王蒙《秋溪泛棹圖》、房山高克恭《幽谷晴云》、東海倪瓚《長松絕壁圖》、吳興錢選《花鳥》、梅道人吳鎮《戲墨》、武塘盛懋畫也。” 柯九思（1290—1343）也有《題危太樸集八大家》。 可見黃公望畫過一幅《富春山圖》，能夠讓危素放在身邊拿出來看的，集成一本畫冊的，尺幅一定不大。這里的“富春山”當指嚴子陵釣臺，否則沒甚意義。 我們以鄧文原卒年為限，黃公望至少在59歲之前，就見過嚴子陵釣臺。畢竟，嚴子陵釣臺有大名，富春江是領略浙西山水的必經之道，黃公望在杭州做書吏時離釣臺并不遠。 之后，1329年，黃公望與倪瓚到溫州圣井山天瑞庵，拜金月巖為師，入了道門。 1338年，黃公望為張雨作《秋山招隱圖》，其題跋：“此富春山之別徑也。予向構一堂于其間……” 1347年，他開始為無用師作《富春山居圖》。1350年作跋：“至正七年，仆歸富春山居。” 1351年，他為嚴陵人邵復孺作《富春大嶺圖》。張庚《圖畫精意識》提到《富春大嶺圖》：“此圖特寫嚴江真景，危峰連綿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  富春山居圖 黃公望說過“畫不過意思而已”，但我以為，從他的《寫山水訣》出發，完全可以在《富春山居圖》中看見桐廬風景。“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看《富春山居圖》的核心段，就能看到“瀨”。在富春江流域，提到“瀨”自然聯系到“七里瀨”。七里瀨，也稱七里灘。北宋《太平寰宇記》載：“七里灘，即富春渚是也。”這個說法，不對也對。說不對，是因為謝靈運的《富春渚》和《七里瀨二首》，分明告訴我們兩者不同，“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這是到富陽了；“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這是在桐廬了。說也對，是因為時移世易，至晚到北宋初年，在文化上，“富春”之名已深深打上了嚴子陵的烙印，謝靈運所特指的“富春渚”幾乎被淹沒。  太平寰宇記 在《富春山居圖》中，還能看到幾棵松樹。黃公望講：“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富春山居圖》中的松樹，可以作不同角度的解讀，但我想講，有沒有可能是“桐廬九頭松”給了他啟發呢？董其昌在《啟孫若裘書》中感嘆：“桐山有九頭松，狀如虬龍，大奇。”這松樹怎么樣呢？葉奕苞《經鋤堂詩稿》載：“桐廬山北岡有松，一干九枝，枝皆幾圍，高見數里外，俗名九頭松。”枝皆幾圍，雖有夸張，但黃公望寓居富春時，此樹必定已若人注意，逃不脫畫家的注視。 【十】 在討論黃公望與富春的關系時，有三幅畫常被拿出來解讀： 第一幅是《黃子久為清容長幅》。 入山眺奇壑，幽致探何窮。一水青嶺外，千巖綺照中。蕭森凌雜樹，燦爛映丹楓。有客茅茨里，居然隱者風。 往歲清容先生訪余于虞山山居，攜此紙索畫，為丙子（1336）春也。及今戊寅（1338）四月，恰二周余矣。先生復致書來促，輒援筆酬之，并賦一律于上。大癡學人黃公望記。 清容先生就是袁桷（jué）（1266—1327），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路鄞縣（今浙江寧波）人。 袁桷的卒年在1327年，黃公望作畫在1338年，顯然是矛盾的。要么袁桷卒年有誤，要么這幅畫是偽作。 就把它當真跡來看，1338年，黃公望也居住在家鄉虞山，所畫景色或是虛構或是袁桷居住地或是虞山，當與富春無關。 第二幅是《秋山圖》。 阿翁結屋秋山嶺，秋色秋光紛后前。萬軸圖書充石閣，千章杉檜罨茆檐。棕鞋桐帽易理料，睡起柴門日夕照。搜奇選異忘歲華，服術養芝顏轉少。幾年夢想未即通，楚水吳煙兩渺。安得一躍入層獻，握手仰嘯秋山空。何來白鶴傳雪繭，卻是阿翁松下遣。素韻幽香裹秀麗，展時先有云舒卷。揮毫隨寫秋山圖，真境未窺私范模。風前閣（擱）筆披對久，滿面只覺秋蘇蘇。 至正七年八月大癡道人寫寄儲霞老人。 儲霞老人是誰？我查不到資料。詩中所稱“阿翁”，指的是儲霞老人，而非黃公望自己。詩中所寫是黃公望虛構的儲霞老人居住地的景色，因為他自己說了“真境未窺私范模”。所謂“棕鞋桐帽”，代指衣著簡樸，具隱逸風范，不可真與棕櫚樹、桐樹聯系起來。此畫作于至正七年八月，據《黃公望年譜》考證，黃公望“仆歸富春山居”在同年九月。那么，當與富春無關。其中有“寫寄”二字，既然要“寄送”，那么儲霞老人不在虞山，也不在杭州。  秋山招隱圖 第三幅是《秋山招隱圖》。 結茅離市廛，幽心幸有托。開門盡松檜，到枕皆丘壑。山色陰晴好，林光早晚各。景固四時佳，于秋更勿略。坐綸磻石竿，意豈在魚躍。行忘溪橋遠，奚顧穿草屩。茲癖吾儕久，入來當不約。莫似桃源漁，重尋路即錯。 此富春山之別徑也。予向構一堂于其間，每春秋時，焚香煮茗，游焉息焉。當晨嵐夕照，月戶雨窗，或登眺，或憑欄，不知身世在塵寰矣。額曰'小洞天’，圖之以招樸夫隱君同志。一峰老人黃公望畫并題。 此圖題跋有明確信息，“此富春山之別徑也”，與富春有關。 此圖作于何時？我沒找到確切信息。謝波《畫紙上的道境》一書中，在附錄“黃公望年表”中載：1338年“九月一日為張貞居作《仙山圖》（一名《秋山招隱圖》）。”此說有誤。我在肖燕翼《張雨生卒年考——兼談三件元人作品的辨偽》一文中，見到《仙山圖》，與《秋山招隱圖》不同。又在周洲《黃公望〈秋山招隱圖〉中道教思想探尋》一文中，見到“《秋山招隱圖》是黃公望七十九時所畫”，即1347年，可能此說更接近真相，因為同時期作畫作一個系列的可能性較大，《富春山居圖》《秋山招隱圖》《富春大嶺圖》彼此照應，但不知此說源于何處。 既然黃公望說這是一條通往富春山的別徑，讓人有“不知身世在塵寰”之感，還能配得上“小洞天”之稱。 在富春江流域，我推測它在具有喀斯特地貌的桐廬閬苑。這不僅僅是由《秋山招隱圖》的形似來判斷的。  桐廬縣境圖 從《嚴州圖經》里的“桐廬縣境圖”上，可以看到一條驛道。元代王惲（1227—1304）有一組詩，是他赴任福建時所作，光看詩題，就能勾勒出這條驛道從杭州而來：《西湖》《飛來峰》《靈隱寺》《錢塘》《錢塘西岸》《富陽縣會江樓》《富陽道中》《早過新城黃山鎮二首》《白峰嶺》《七里灘》《嚴州道中》。 黃公望應該也走過這條驛道。 從杭州出發，沿著這條驛道，過了白峰嶺，很快就可以到桐廬閬苑，然后往富春山去。 在《富春山居圖》的題跋中，我們可以提取兩個關鍵詞：富春山居，南樓。 在《秋山招隱圖》的題跋中，我們把“向構一堂”“小洞天”提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小洞天”就是富春山居，就是南樓嗎？ 我覺得是。因為“向構一堂”，所以才稱“仆歸富春山居”。 這個“堂”一定不會小，至少光光在“南樓”就可以把七八米長的《富春山居圖》鋪展開來欣賞。南樓向陽、干燥，采光好，有利于作畫。既然有“南樓”，自然還會有“北樓”“東樓”或“西樓”。 要造這么大的一個“堂”是不容易的，得花不少錢。 如果為隱居，有必要造這么大一個“堂”嗎？ 這個“堂”是干什么用的？ 這個“堂”，額曰“小洞天”。一聽，就是個修煉的地方。我讀《正德松江府志》，讀到黃公望“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突然有一種直覺，這“向構一堂”可能也是一處“三教堂”。 由這個思路展開去—— 《姑蘇志》載：“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沈周題《富春山居圖》跋：“所至三教之人，雜然問難，翁論辯其間，風神竦逸，口如懸河。” 王逢（1319—1388）有《奉簡黃大癡尊師》：“十年淞上筑仙關。”《黃公望年譜》考證：子久除了在蘇州文德橋設了“三教堂”開教授徒外，還在松江開設過傳道授徒場所“筑仙關”。 這就順接上了張雨的《黃子久畫》：“閬苑之臺遲子久，不歸正為松江鱸。”此“閬苑之臺”實指桐廬閬苑。 北宋黃裳《閬仙洞十詠》序文：“予至此洞十余載，釋老之徒游寓甚眾多，苦寂寥而去。崇寧乙酉（1105），天臺惠文來卜以居，文所賦清苦而能化。桐廬人為感，相詔以資之，洞于是乎興。大觀之己丑春（1109），予自洞霄南還，道出密巖之下，文請為洞中游，因與予言：'頃有卜者，為文占云：當有顯官至，且度兩弟子，由此遂為名剎。今已度弟子，公復來，乃其兆乎。’予與文言：'頃有異人道，予自紫元洞游人間世，可于橋之西為予作紫元庵，他日于此棲養以度生。’文喜，不日而庵成，求予文……” 全真教是儒釋道三結合的。桐廬閬苑地處“富春山之別徑”，驛道即要道，又有紫元庵的底蘊、閬仙洞之天然，大有修道（丘處機穴居）、傳道、交友、得江山之助的先天優勢。 【十一】 黃公望“歸隱西湖筲箕泉”，“愛杭之南山筲箕泉，結庵其上，將為終老計，已而倦于應酬，歸富春，八十六而終”。這樣的說法多見古籍。這其實是一種寫高士的范式，帶著一點慣性，帶著一點美化。可生活是一比一真實的。我經過這九天研究，雖十分皮毛，但百分百覺得——黃公望沒有“歸隱”過，也沒有“倦于應酬”。他一輩子都在奔走，入道門對他而言是一種權衡之后的生活選擇，他沒有拋家棄子，他身上有生活的擔子，他都賣卜了。 74歲時，他多次表達這個意思：“老眼昏甚，手不應心”，“今老甚，目力昏花，又不復能作矣”。但他仍抓緊時間作畫，送給這個，送給那個。說他歸隱富春，可就在1347年至1350年期間，他仍不辭辛苦，去云間、秦淮等地云游、作畫。張雨對他的評價是準確的。“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他一直在做入世的事，超脫的是他的精神。 黃公望的人生大略，我們是清楚的：儒生小吏入道門，水墨江山得永生。倘若糾結或糾纏于細節，往往難以道清說明。這些細節，可以去研究，去考證。但從黃公望對富春江的整體提煉與藝術升華而言，其價值遠超地理考據本身。 乾隆說：“子久襟次包羅萬有，區區以富春域之者，反屬拘墟。”同理，若將黃公望僅局限在桐廬或富陽一縣，豈不是更加眼界狹隘？ 對黃公望與富春的研究，不該只是粗淺地“把畫中山水形態與富春江某段山水景象做比較”，這樣做有一定的趣味，但更要深入下去，由形入神。黃公望是繼承了嚴子陵的衣缽的，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們不能局限在地方上做地方文化，要著眼在文化上做地方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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