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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我國舉行了紀念歷史上十大畫家的活動，北宋的李公麟（字伯時）便是其中之一。李公麟在繪畫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他那堪稱一絕的白描手法對后世影響深遠。單看他的《五馬圖》卷，雖是簡約的白描勾勒，但線條的粗細、墨色的濃淡都恰到好處，馬與人物的比例得當，形象生動，甚至能讓人感受到馬的肥瘦、光澤和性情。若要評選我國十件傳世名畫，這幅畫卷極有可能入選。然而，這件稀世珍寶于 1930 年落入日本人之手，后又傳聞毀于“二戰”戰火。豈料在“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覽上，這件消失已久的名作竟重現世間，令世人驚喜不已。
一珍藏大內，日人覬覦
《五馬圖》是一幅紙本白描淡彩卷軸，長 27.8 厘米，寬 256.5 厘米，共分五段，每段繪有一匹駿馬和一位牽引奚官。雖然畫卷上沒有作者的署名和印記，但它被認為是李公麟傳世真跡中最可信的作品，主要證據是上面有黃庭堅的題記和題跋。黃庭堅不僅是李公麟的同時代人，還是他的好友。從黃庭堅所題的馬名、年歲、尺寸等信息可以得知，這五匹由西域進獻給北宋朝廷的名馬，前四匹分別是“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和“照夜白”，最后一匹缺失題記，難以確定其身份，但根據拖尾宋代曾紆的題識，后人多認為它是名馬“滿川花”。圖卷上乾隆帝的御筆題識也有類似的暗示。御筆寫道：
前四馬皆著其名與所從來，而此獨逸，豈即曾紆跋中所稱滿川花耶？要非天閑名種，不得入伯時腕下，當是后人竄取題識真跡，別為之圖以炫觀者，是以并公麟姓名割去楮尾，更無余地，亦其證也。
也就是說，乾隆帝認為最后這匹馬也是李公麟所繪，只是后人“竄取題識真跡”而已。然而，日本美術史學者瀧精一和鈴木敬等人都認為最后這匹馬并非李公麟的真跡，而是后人補畫的。
卷末黃庭堅題跋謂：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嘆息伯時久當在臺閣，僅為喜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暫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謂識鞭影者也。
這段題跋不僅為鑒定李公麟真跡提供了有力證據，還為這幅畫卷增添了極高的榮耀和價值，因為在宋代四大書法家中，再也找不到有題跋的畫跡了。
《五馬圖》卷曾被許多著作收錄，如南宋周密的《云煙過眼錄》、明代汪珂玉的《珊瑚網》、清代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吳升的《大觀錄》以及《石渠寶笈重編》等。由此可見，這幅畫卷在南宋時仍歸內府收藏，元、明及清初時期，經過柯九思、張霆發、宋犖等多人遞藏，乾隆年間進入清宮。除了乾隆帝的題識外，上面還有他的多處收藏印記，是一件流傳有緒的著名畫跡。此外，明代還有數幅摹本。
巖波書店出版的全十二卷《芥川龍之介全集》中“李龍眠、五馬圖、黃魯道（直）題”（第 12 卷）等零星記載，結合芥川龍之介 1921 年春夏在中國游歷的情況，得知他曾在北京目睹包括《五馬圖》在內的多幅清內府藏畫，地點應該在溥儀帝師陳寶琛的府邸。
可惜的是，這位“鬼才”作家并沒有對此進行詳細描述，也沒有將其納入自己的創作題材。如果他能像創作《秋山圖》小說那樣，以任何形式將《五馬圖》付諸筆端，以他的文學聲譽和影響力，或許可以改變這件至寶的命運。
《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載知此畫卷早已流落日本，且書中有“名為焚毀而實則尚存人間”的暗示。
《五馬圖》真跡一直被日本私人秘密收藏，過去有影印本可供參考。據日本學者島田修二郎先生告知，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見過真跡，為京都大學某法學教授所藏。戰后，該教授宣稱原作已被炸毀，從此李氏真跡如黃鶴般消失，無處可尋。根據日方人士推測，這位教授是法律界的知名人物，深諳法理。既然他已聲明原作受損，即使真跡安然無恙，他也只能保持沉默。對此，實在令人遺憾。
日本大村西崖的著作和《國華》雜志出現了與《五馬圖》相關的信息。 具體而言，美術史學者中川忠順根據他在北京的觀畫經歷，撰寫了《李龍眠與白描體——關于所附<五馬圖>卷》一文，分兩期刊載于《國華》雜志（第 32 編第 7-8 冊，1922 年 1-2 月），并附有《五馬圖》的整體圖版及黃庭堅、曾紆的題跋。據筆者所知，這篇長文及所附圖片是《五馬圖》在近代廣為人知的最早文獻。即使在中國，當時也沒有復制品流傳，除了陳寶琛及其周邊親近人士，能夠目睹《五馬圖》卷的人恐怕寥寥無幾。
作者中川忠順當時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講師，他與雕塑家新海竹太郎于 1921 年初夏經朝鮮半島來華游歷，主要目的是考察云岡石窟。之后，他們根據所拍攝的照片，及時編輯出版了大型圖集《云岡石窟》（文求堂書店 1921 年版）。在北京期間，中川忠順有幸在陳寶琛家中欣賞到《五馬圖》真跡，并將拍攝的圖片帶回了日本。從時間上看，中川忠順與芥川龍之介在北京停留的時間基本相同，都在 1921 年 5 月至 6 月，而且觀賞《五馬圖》的地點都在陳寶琛的府邸。這表明這幅內府秘藏畫卷當時正好被陳寶琛借回家中。可惜的是，他們兩人都沒有留下拜訪陳寶琛的具體記錄。
緊接著，在 1921 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期間，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首次前往中國進行考察。在北京陳寶琛家中，他飽覽了眾多內府藏畫，其中就有《五馬圖》，并且還帶來了專業攝影師進行拍攝。關于這一情況，大村西崖在回國后于母校所做的演講——《中國游歷談》（《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第 20 卷第 7 號，1922 年 3 月）中有所提及。大村西崖將《中國美術史》《密教發達志》《文人畫之復興》《華嚴經》以及日本制雁皮紙等作為禮物贈送給了陳寶琛，并拜托他將同樣的禮品獻給清遜帝溥儀，希望能夠觀賞并拍攝內府藏畫。后來，陳寶琛傳達了溥儀的話：
對方遠道而來是為了研究，應盡可能讓他多瀏覽或拍攝宮中的物品。不過，在宮中操作較為麻煩，就拿到你家讓他看吧。（《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
因此，大村西崖講：
后來陳氏多次把宮中寶物借到家來，（自己請攝影師）分幾次拍攝，總共拍下八九十枚。（同上月報）
如果對照近年來整理出版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吉田千鶴子編，游摩尼書房 2016 年版。以下簡稱《西崖日記》），當時的情況會更加清晰。1921 年 11 月 6 日，大村西崖攜帶自己的著作等禮物，首次拜訪陳寶琛（太保）。陳氏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書畫以及內府所藏的書畫，讓他觀賞，并承諾為他借出內府的寶物以便拍攝。后來得知內府藏畫被借出后，大村西崖在 11 月 17 日的日記中記載：
與栗原以及攝影師巖田、平田一起前往陳弢菴。太保出來迎接，拿出御府和自家的藏品，（讓我們）自由拍攝。
栗原，即栗原誠，是東京美術學校洋畫科的畢業生，擅長書畫鑒賞和攝影，當時在北京加藤洋行工作，臨時擔任大村西崖的翻譯。巖田和平田分別是巖田秀則和平田饒，都是在北京執業的專業攝影師。當天在陳寶琛家，《宋徽宗臨古長卷》《唐宋元畫冊》等從未見過的內府秘藏古畫琳瑯滿目，讓大村西崖目不暇接。由于數量較多，一天無法全部拍攝完成，于是約定 21 日再次拍攝。作為外國人，大村西崖能夠飽覽眾多內府藏畫，還被允許自由拍攝，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之后，大村西崖為了尋訪和拍攝京城其他收藏家的書畫，又南下天津，忙得不可開交。在 12 月 8 日的日記中記載：
這一天，陳太保的親戚劉驤業來訪，我不在住處，栗原代為接待。驤業請我在畫扇上作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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