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

“劉平國刻石”位于新疆拜城東北150公里的黑英山鄉哈拉塔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溝口。作為一位采用漢族名字的龜茲少數民族將領，劉平國帶領著漢族、羌族同胞一同修建亭障。這個距今已有1863年歷史的石刻，是中國最西部、存世最早的漢文印記。碑上“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的銘文，反映出遠在兩千年前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開發西域的歷史事實。1879年，刻石首次被發現；1957年，被列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被列入國務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在中華文明中的意義正在被逐漸認識。
      
2021年6月12—16日，作為“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題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宣傳活動之一， “劉平國刻石與西域文明學術研討會”在新疆拜城縣召開。與會學者聚焦這一世人矚目的漢文印記，為絲路文明研究增添了許多動人的細節。

 

新疆拜城·博孜克日格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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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石的發現、保護與流傳
      
博孜克日格溝口的道路是天山以北的游牧部落與天山以南的綠洲居民相互交通的要道。北京大學歷史系朱玉麒、拜城縣文旅局吐遜江將玉開都維村的沙拉依塔木烽火臺、賽開塔木古墓群所在高地上的戍堡遺址與刻石聯系起來，指出此地作為南北“天山廊道”與“警備候望、交通安全、郵傳往來” （王炳華語）的人類活動的關聯，并詳細考證了在戍堡遺址采集的石刻殘片，識別出“徐鼎藩殘石”，確認徐鼎藩就是參與了劉平國刻石的早期發現、保護和捶拓流傳的新疆地方官員。
      
上海博物館陶喻之則討論了徐鼎藩之外，另幾位發現刻石的先驅。他認為，光緒五年駐防劉平國刻石所在地阿克蘇一帶的張曜及其嵩武軍下屬王得魁，熟悉道路交通的王廷楫，以及學術意識強烈、敏感于金石文字的隨行文人施補華，共同推動實現了對刻石從發現存疑到決策試探，再到鑒證確認的過程。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9份劉平國刻石拓本及若干相關文獻。湯燕以銘文第二行“秦”字為考據字，區分出其中屬于第一期的拓本7份，屬于第二期的2份；另有翻刻本2種4份。國家圖書館亦藏有劉平國刻石的諸多拓本。據盧芳玉介紹，國圖藏拓本13種，其中原刻12種，翻刻1種，并認為依據《中國文獻編目規則》（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五章的規定，這通摩崖的規范題名應為“劉平國治亭摩崖”。

 

自清末被發現起，劉平國刻石即得到多方關注。而關于其發現時間、發現人以及保存狀況等方面的信息豐富繁雜，不同描述體現出不同語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張瀚墨探討這些不同描述間的相互影響及其產生原因，提醒歷史研究中對材料性質需自覺甄別。
      
劉平國這位龜茲少數民族將領以漢朝國姓“劉”為姓，叫重名率很高的“平國”，銘文中又有明確的漢代紀年——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黃紀蘇就此指出，與匈奴相比，漢在西域的核心競爭力更為多元，除了“兵威”，還有“漢家儀”。他還從日用經濟、政治制度、稱謂文化三個方面深刻剖析了西域文化中的“中國故事”，這對理解漢朝西域治理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吳洋則從文學角度分析了刻石銘文。他認為“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七言頌詞，盡管與中原地區的漢頌時代接近、結構相同，但結合句式和詞匯看，劉平國刻石的七言更接近漢代的鏡銘，而非來自頌詞多為四言的石刻傳統。此外，關于刻石第八行末尾殘存的“仇披”二字，吳洋指出東漢時期仇氏似乎比較活躍，善于作頌書文，此“仇披”或為書文者。而刻石第二行中的“秦人”二字，引起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的注意。他認為戰國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歷史文化影響，使得匈奴等西域人習稱中原人為“秦人”，從刻石文字看，這一稱謂在東漢時依然使用。而中原人稱中原人使用“秦人”稱謂，尤其引人注目。這一文化現象可以說明絲綢之路的作用在秦人于西北方向形成影響的時代已經顯現?！扒厝恕?，是可以說明中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具有典型性意義的語言標本。
      
絲路貿易的基礎之一是歐亞大陸上的道路網絡，而道路安全保障是絲路上各個政治體的主要任務。上海博物館王樾認為劉平國刻石最直觀地反映出，公元2世紀中期，西域都護府在強力控制著龜茲地域的道路交通。另外，古代新疆也是歐亞大陸東西往來的重要中間地域，以農業文明為主的東亞地區，與重視貿易獲利的西亞中亞地區，在“道路”問題上的認識大致相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郭物通過分析劉平國刻石遺跡、吉木薩爾縣小西溝遺址、奇臺縣石城子遺址、巴里坤漢代石刻等資料，闡明漢代中央王朝在西域扼守天山一線，是為防御游牧人群對綠洲城郭國家的侵襲，也是為了維護絲綢之路的平安。

劉平國刻石今貌與拓片對比

西域出土文獻與歷史
      
圍繞劉平國刻石，與會學者從各自學科角度，進一步挖掘其中蘊含的西域文史信息。
      
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張廷銀介紹了道光《敦煌縣志》收載漢唐詩文的基本情況，并分析其編纂旨趣。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孟彥弘指出，在絲綢之路上，就文化的傳播而言，斷片式抄錄的作用和意義不容低估。在商旅通行都不甚暢通的時期，詩歌，這些并非衣食必需之物，卻能由長安傳到敦煌。文化的傳播似乎比商品的流通具有更強的力量。抄錄，似乎也比刻本時代書籍作為商品的流通更有生命力。
      
西域文史涉及多種古代語言的文獻。北京大學文研院/海德堡大學陳瑞翾指出，從魏晉南北朝時代開始，紙成為西域諸語言佛教文獻主要的書寫材料，并連帶產生了漢文寫卷二次利用這一有趣的現象——若干吐火羅語殘片是由漢文寫卷二次利用寫成。北京大學歷史系林麗娟證明，吐魯番出土的敘利亞語醫學殘篇正是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和蓋倫醫書的平行文本，這表明敘利亞基督徒早在高昌回鶻時期已將古希臘醫學知識帶到吐魯番。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沈衛榮介紹了吐魯番回鶻文佛教文獻的發現、整理和研究，指出將之與《大乘要道密集》和黑水城出土文書進行比較，可以揭示出更多元代藏傳密教的傳播情況。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白玉冬釋讀了回鶻四方墓出土的魯尼文刻銘，指出魯尼文字體的變化是回鶻文化發展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宗教對文字文化的影響。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王一丹釋讀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門樓上銘刻的波斯語詩歌，并依據相關歷史文獻的記述和實地考察所得，探討這些詩歌的可能出處。

2019年，“劉平國治關城誦石刻遺址”

被列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絲路考古與西域文明
      
龜茲為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緣絲路北道上最大的綠洲古國。古龜茲地區現存27處石窟寺，主要分布在庫車和拜城縣境內。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苗利輝認為，西域綠洲國家力量的大小對石窟寺建造規模與數量有重要影響。他指出這些石窟均位于交通線附近、臨近大河，或者附近有水源及其他遺址，如烽燧、古城、冶煉遺址等，并逐一分析其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肖介紹了對古代龜茲地區礦冶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研究。北京服裝學院美術學院魏麗考察了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菱格形故事畫，以及西亞地區出現的形式相近的菱格形構圖。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張慶捷通過考證北齊《劉氏造像記》拓本中劉桀“太延之初，遠使粟特”的史實，指出雖未明確記載，但劉桀出使粟特，走的當是龜茲古道。
      
唐、宋之際，北宋和龜茲勢力的消長是當時中原王朝與西部廣大地區地緣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個縮影。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華瑞從三部北宋地理總志，討論對于龜茲不盡相同的記載方式及表現特點。無錫市馮其庸學術館馮有責、沈宏介紹了馮其庸先生以高齡十赴新疆，傳播龜茲燦爛文化，振興和發展龜茲學的艱辛努力。

      
絲路上的文明互動是全方位多層面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段晴介紹了犍陀羅佛教藝術中的蛇神，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劉屹探討了公元前后的塞人分布與犍陀羅佛教的東傳。云岡研究院劉建軍以最新的實地探查，重新識讀并整理云岡造像銘文。故宮博物院孟嗣徽討論了“護諸童子”信仰及其圖像自西域向東傳播的路徑，復旦大學歷史系余欣探討了《佛說安宅神咒經》在西域的流布，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裴成國探討了中古時期絲路金銀貨幣的流通及影響。
      
考古學者亦帶來各自工作領域的新知識。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張永兵從考古資料分析了吐魯番盆地史前環境與古遺址變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林鈴梅介紹費爾干納盆地考古發現，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劉志佳介紹古代絲路沿線三十多個國家均存在的地下水灌溉系統，探討它們給各地社會經濟結構、生態與景觀帶來的變化。
      
學術史的梳理讓人得以俯瞰過去，以更好地展望未來。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許建英梳理了近代外國對中國新疆的考察與研究，新疆師范大學語言文學學院劉長星介紹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在新疆的科考活動。國家圖書館劉波通過解讀敦煌遺書近人題跋，討論了1909—1910年敦煌遺書運京前后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