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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xù)上）
王羲之的人生觀與當時士族名士的普遍特征相符。如《世說新語》文學篇九十一所記，謝萬的《八賢論》中“以處者為優(yōu)，出者為劣”的觀點，反映了當時士族名士普遍的重恬適輕事功的態(tài)度。王羲之在退官后與謝萬的書信中大談隱逸，顯示出他與謝萬在人生觀上的共鳴。這種“重恬適而輕事功”的風氣在東晉名士中極為普遍。
然而，王羲之并非完全否定玄學，他有時甚至十分仰慕清談。這表明他在某些方面與那些有經(jīng)國濟世大志的實干者有所差異，但并非完全對立。田余慶指出，東晉當軸人物一般都有玄學修養(yǎng)，這使得他們在士族名士之間能夠周旋。王羲之應屬重恬適而輕事功的名士之列，盡管他并不擅長玄談，有時甚至批評。
王羲之對于事功毫無興趣的人生觀，決定了他與那些有經(jīng)國濟世大志的實干者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差異體現(xiàn)在他對北伐的態(tài)度上，他更傾向于一種隱逸的生活態(tài)度，而不是積極介入政治和軍事活動。
四對于王羲之這一歷史人物應當如何評價？
呂思勉先生對王羲之的評價，指出其“本性怯懦之尤，殊不足論”，這一評論對王羲之這位歷史人物的正面與負面評價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王羲之的政治主張與人生思想、處世哲學緊密相連，因此，要正確客觀地評價王羲之，關鍵在于對其本人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考察。這就需要將王羲之置于東晉門閥社會的大環(huán)境中，深入探討他究竟屬于哪一類名士？
東晉時期的名士，根據(jù)學術界的分類，大致可以分為四類：慕道、清玄、事功、學術。王羲之，根據(jù)歷史記載，應歸屬于“慕道”一類。南朝梁時的陶弘景曾評價王羲之為“頗亦慕道”，這一評價相對客觀。顏之推亦評價王羲之為“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這一評語同樣耐人尋味。所謂“蕭散”，與“事功”相對立，也與“學術”無涉。蕭散之人，即追求道家思想的人，他們通常更注重生活的自在與愜意，即使具備成就偉業(yè)的能力、地位、條件和機會，也不愿全力追求。在老莊思想的影響下，遁世隱逸、追求仙道成為當時豪族貴游間流行的人生觀。他們通過遁世隱逸來超越現(xiàn)實世界，以達到神仙世界的終極目的。因此，這類追求蕭散慕道的名士，對自己的人生信仰抱有優(yōu)越感，也常被人羨慕。
蕭散慕道一派名士的趣尚發(fā)展到極端，便出現(xiàn)了視事功為鄙俗的風氣，甚至廢棄事功。例如，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在官時，完全是優(yōu)游廢務，無心綜事。在這方面，蕭散慕道派甚至不如清玄一流人物。清玄名士如殷浩、謝安，雖然好談虛玄，但并非不務事功。他們在事功作為上的不同，僅在于結果上的成敗，如殷浩的失敗與謝安的成功。
在東晉的永和時期，蕭散風流、談吐玄言成為士族名士間流行的一種風氣。然而，在門閥政治制度的背景下，每個家族中必須有人出仕以保障家族的利益。在這一時期，庾翼、桓溫、謝尚以及王氏族中的俊杰們，都是杰出的實干家，他們在政治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相反，會稽王司馬昱、殷浩、謝萬等人雖然以風流玄談而負盛名，但在政治上并未有太大的作為。這些情況確實是歷史事實。
然而，后人在評價永和時期的人物時，多采用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觀念，導致真正值得稱道的人物寥寥無幾。清代的李慈銘曾評價說“人材莫衰于晉”，這代表了這種觀點。
在東晉時期，名士中能夠濟世者并不一定不擅長玄談，而擅長玄談者也不一定缺乏經(jīng)世之才。當時，崇尚玄談是士族名士中的主流文化，不重視事功是名士的一般思想傾向，殷浩便是這類人物的代表，并被當時名士奉為玄談的領袖。庾翼、桓溫雖以“寧濟宇宙”自負，認為殷浩只能束之高閣，殷浩的失敗似乎證明了庾翼的觀點，但這恰好反映了庾、桓等人對殷浩的復雜情感。庾翼之所以如此豪言，正是因為在當時名士文化環(huán)境的背景下，他們有自愧不如殷浩之處。
在經(jīng)營實務方面，殷浩確實不如庾、桓英明，歷史已經(jīng)做出了結論。然而，后人多以成敗論英雄，這種評價方式可能忽視了全面考察。如果殷浩真的無能，以王羲之的知人善鑒，他應當會察覺并遠離殷浩，但事實并非如此。王羲之一向敬重殷浩，曾贊其“思致淵富”，這主要還是因為殷浩的談辨能力，反映了王羲之對主流文化的仰慕。在魏晉時代，人各有志，不必以國家民族大義等價值觀來統(tǒng)一衡量。
當時，士族中既有志在經(jīng)世者，也有自愿遁世者；有熱衷于治事理政者，也有向往閑適優(yōu)游者。在名士中，這兩種人生觀并非相互排斥，往往兼而有之，不同之處僅在于能力的高低。謝安是少有的全能代表，他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位理想的晉人名士代表，被后世高度贊揚。如果謝安不喜清談優(yōu)游，也不縱情山水，僅以淝水一役的功績而聞名后世，那么在后人的眼中，他可能也不過是一位能臣而已，未必能像現(xiàn)在這樣享有獨特的英名。
王羲之的智慧在于他對人和世事的深刻洞察。在政治舞臺上，盡管他屬于殷浩派系，卻能清楚地看出殷浩并非國家所需的干材，也非桓溫的對手。他認為朝廷將北伐重任委托給殷浩并用以抗衡桓溫，無疑是選擇了失敗的道路，因此他經(jīng)常規(guī)勸殷浩。王羲之與殷浩在本質上應屬于同一類名士，都不具備扶危濟世的棟梁之才。不同之處在于，王羲之有自知之明，而殷浩則沒有。
然而，反過來說，殷浩尚存經(jīng)世之志，而王羲之則本非治國之材。這一點從殷浩致書王羲之，敦請他出仕為國家和人民效力，而王羲之回信拒絕可以看出。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以經(jīng)世濟國的愿望和才干來衡量，王羲之并不比殷浩強多少，更無法與庾、桓以及王氏家族的王允之、王彪之等人相提并論。田余慶評價說：“王羲之在事功方面與王允之不同，并非經(jīng)國才器”，這一評價是公允的。
毛漢光在《中古大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一文中，根據(jù)政治行為將王氏人物分為三種類型：無為型、積極型和因循型。王羲之父子四人中，羲、獻被歸為因循型，徽之、凝之則屬于無為型。據(jù)毛漢光解釋，因循型的士人政治行為是兢兢業(yè)業(y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隨波逐流，憂讒畏譏，但并非完全不做事情，有時也會做一些，大部分時間則是蕭規(guī)曹隨，因循不變。毛漢光認為，這三種類型可以視為王氏對現(xiàn)實社會的三種反應，應該說因循型在很大程度上適合于王羲之。
王羲之不喜經(jīng)世，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沒有經(jīng)世之才，他的消極態(tài)度源于其人生觀。不管后人如何看待這種人生觀的價值，至少在當時名士中，這種追求蕭散優(yōu)游的隱逸生活方式是令人羨慕的，正如一些士人希望出仕以成就“寧濟宇宙”之偉業(yè)一樣，這也是他們人生追求的一部分。總之，要客觀評價王羲之，我們需要了解和分析當時士族名士的人生觀、他們屬于何種類型的人物等。
根據(jù)《晉書》本傳的記載，王羲之在揚州刺史王述的治下感到屈辱，加之王述對王羲之之前所受的侮辱進行報復，時常故意刁難。因此，王羲之派人前往朝廷，提出將會稽郡從揚州獨立出來，設立為越州的請求。這一建議遭到了時賢的譏笑，令王羲之深感愧嘆。
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祭奠告靈，發(fā)誓從今往后絕意仕途。隨后，他稱病辭去了會稽內史的職務，隱居浙東。據(jù)《晉書》本傳記載，當時朝廷考慮到王羲之的堅決態(tài)度，不再征召他出仕。這意味著王羲之永遠告別了官場，他在東晉政壇上能夠發(fā)揮較大影響力的時代也因此宣告結束。
以上史實見于正史《晉書》記載，在《王羲之墨跡摹本全集聯(lián)卷》和《泉州本淳化閣帖王右軍書》里王羲之與親友的信札交流里零星得到一定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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