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錢穆、馬一浮兩先生說起：通人之學與專家之學，格不相入

北方煙雨 202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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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在論述中國傳統學術特點時曾說：“中國傳統，重視其人所為之學，而更重視為此學之人。中國傳統，每認為學屬于人，而非人屬于學。故人之為學，必能以人為主而學為從。當以人為學之中心，而不以學為人之中心。”錢氏所說，誠為的論。……

即將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大師級的人物中，眼光最銳利的一個人是馬一浮。馬一浮學養之深和悟慧之高，在二十世紀百年中國學苑里難得有與之相匹敵之人。如果說陳寅恪立基于地上，馬一浮則飄渺于云中。早在孩童時期馬即才驚四座。九歲所作指題限韻五律，已有超塵之象。十六歲紹興縣試，同考者有周樹人、周作人昆仲，而馬一浮名列第一。民國成立后，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邀他出任教育部秘書長，只到職十余日，就以“我不會做官，只會讀書，不如讓我回西湖”為由，掛冠而去。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再次懇請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又遭婉拒，理由是“古聞來學，未聞往教”，遂不就。馬之學，在德畜之厚，在超越與會通。他融通三教，出入二氏，通曉六經，嘗謂：“從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閑名，孔佛所證，只是一性。果能洞澈心源，得意忘象，則知千圣所歸，無不一致。”故有“六藝可以該攝諸學”的名言。還曾提出“菩提涅槃是—性，堯舜孔佛是一人”。而其人格之特點，則超凡脫俗，高蹈獨善，可謂神仙一流人物，是二十世紀師儒中的一個真正的隱者。

新儒家的哲學思想是文化哲學。而史學家中包括“二陳”在內的一批大師巨子，所涉獵和所建樹的史學實際上也可以視作文化史學。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

賓四是錢穆的字，無錫人，自學名家。始任教于無錫、廈門、蘇州等地的中學，1930年起北上京華，執教鞭于燕大、北大、清華、師大等高等學府。錢之著述，早期以《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為代表。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辟，不倚傍前賢時雋，是錢學的特點。晚期的代表作是《朱子新學案》，其價值在重新整合理學和儒學的關系，把援釋入儒的宋學，收納回歸到儒、釋、道合流統貫的傳統學術思想的長河中去。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錢穆當之無愧。……

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有一學術理念上的分別，即傳統學術重通人之學，現代學術重專家之學。

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錢穆先生所揭示的民國以來學術界之重分類，追求專家之學，是吸收了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的中國現代學術的特征，與傳統學術的重會通，通人通儒有至高的地位，兩者大不相同。這里通人之學與專家之學的分野，實際上有古今的問題，也有中西的問題。

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大類項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史部為史學，集部為文學，其義較為明顯，歷來學者也大都這樣界定。唯子部的內涵，通常人們認為屬于哲學的范疇，似尚待分解。諸子百家之說，與其說是哲學莫若稱為思想學說更為恰當。所以中國歷史學科中有思想史一門，而中國學術史實即為學術思想史。至于經部，分歧更大。近人張舜徽嘗云：“蓋經者綱領之謂，凡言一事一物之綱領者，古人皆名之為經，經字本非專用之尊稱也。故諸子百家書中有綱領性之記載，皆以經稱之。”后來儒家地位升高，孔門之六科即詩、書、禮、樂、易、春秋，遂成為有至尊地位的經典。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經學毫無疑問是需要分解的。詩經是文學，不成問題；尚書和春秋應屬于歷史的范圍；易經是哲學。因此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化，有一個學科整合的問題。這樣說絲毫不含有輕視經學的深層文化意蘊的意思，相反，站在學術史的角度，卻可以認同馬一浮的觀點，不妨把經學看做是一切學術的源頭。

傳統學術的四部分類法自是我國固有的傳統，但現代學術則不便于繼續這樣區分了。究竟如何分？晚清之時的學子在理念上并不都很明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當時就沒有分開。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現代學術大家，走的還是通人之學的路，在他們身上，學科的界分并不那么明顯，或至少不那樣嚴格。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