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一碑見天日，學界紛紜有迷思
《孟孝琚碑》，清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于云南昭通東郊白泥井重見天日。此碑因出土時首斷，故亦稱《孟琁殘碑》。原碑之完整風貌，今人已無法目睹。現存殘碑高1.33米，寬0.96米，共刻文十五行，每行頂格二十一字。然第五行僅存三字，第十三行因上部缺失而空白，第十四行存十六字，第十五行存十字，總計二百六十字。遺憾的是，由于碑首的缺失，立碑年代成為了一個謎。學界巨擘如羅振玉、梁啟超等，雖致力于探究其立碑年代，以期揭示滇碑之起源時間上限及云南邊疆與中原之關系，卻也因此長期忽視了《孟孝琚碑》的書法價值與風格微觀分析。至今，僅有地方學者如謝崇崐、陳孝寧等曾撰文涉獵，與其應有的書史地位不相符。
據歷史記載，東漢時期，立碑之風盛行。在明確紀年的東漢碑刻中，有五十九件刻于桓帝年間，七十六件刻于靈帝年間。因此，昭通《孟孝琚碑》立于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并非偶然，而是當時風尚的體現。
在存世的漢碑中，罕見留下書寫者姓氏，然而《孟孝琚碑》卻是個例外，記載了“武陽主簿李橋”、“書佐黃羊”、“主記李昺”和“鈴下任騾”等姓氏，實屬難得。實際上，這種由門生故吏出資為師長樹碑立傳的做法，是東漢中后期特有的墓葬風俗。據專家考證，存世漢碑中有三分之二是由門生、故吏所立。《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陽令的“故吏”。
東漢時期，選官取士實行“察舉制”，門生故吏與其恩師、故主之間，有著一種“終身”性的附屬關系。對于這些門生、故吏來說，師尊、座主在文化上有教導之恩，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因此，師尊之喪，乃至師尊家屬之喪，對他們來說有如天崩地陷，為其勒碑頌德，自然就成為應盡的義務，所謂“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門生故吏熱衷于為師尊、故主頌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誼之外，還有附驥致遠的用意，正如宋代趙明誠所言：自東漢以降，名卿士大夫死而立碑，“門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陰，蓋欲附托以傳不朽爾。”
孟孝琚生于東漢時代朱提的“南中大姓”，其父祖世代仕宦于西南各地，曾祖為嚴道君，父親是武陽令。雖然其家族世系不如《衡方碑》中衡方唐堯后代、位列九卿、“百寮臨會”那般顯赫，但在南中地方，還是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李橋等門生故吏為孟孝琚樹碑，在順應東漢流行風尚的同時，也是為自己了卻道義上的職責。
在桓帝、靈帝時期，漢碑文體達到了成熟階段，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碑文通常由碑額、碑序、碑銘三部分構成。碑額用于標明碑主的身份；碑序是碑文的主體，記述亡者的家世、學行、仕宦履歷、卒葬、壽年，以及生者對亡者的頌揚和悼念之情；碑銘則是結尾的幾句韻語，對碑主進行總結式的頌贊。
現存二百六十字的《孟孝琚碑》碑文，基本上遵循了這種格式，但也有一些變化。碑文分為三節，首先是散文，即志；其次是四言韻語，即銘；最后是七言韻語的亂辭。除了一些殘缺的文字和碑額之外，前五行是首節，敘述了碑主孟廣宗的身世，包括他十二歲隨父到武陽學習韓詩、孝經，后改名孟琁，字孝琚，以及他的婚姻和早逝。第六至十一行為四言誄語，文辭古雅，情感充沛，表達了深深的哀悼之情。第十二至十三行為七言韻語的亂辭，用典甚多，痛悼碑主英年早逝。其他漢碑如《景君銘》《郙閣頌》《楊孟文碑》等，在銘后也有“亂曰”的例子。最后兩行是立碑者的題名，表明其父的屬下吏員為紀念死者，安慰親屬，特刻此碑送孟孝琚并歸葬朱提。碑文敘事簡要，與詠頌結合，比較完整地記錄了孟孝琚的人生歷程。方樹梅在跋語中評價道：“銘詞博大，決為當代老經師手筆”“亦孝琚不幸之幸也”，對碑文給予了高度評價。
二晚清學界大佬紛紛點贊的背后
《孟孝琚碑》自出土以來，便受到世人的關注與珍視。昭通籍翰林謝崇基等人，將其移至城中鳳池書院藏書樓下東壁間妥善保存，并撰寫跋文，附嵌于原碑末行空隙處。同時，大量拓印此碑，寄送給海內名流。在光緒、宣統年間，酷愛金石的端方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得《孟孝琚碑》的名聲遠播，為海內金石研究者所寶重。昭通的蕭瑞麟等人，也曾將拓片寄贈友人。雖然具體的傳播渠道不得而知，但《孟孝琚碑》在清末民初年間逐漸流傳于世，引起了金石學界的廣泛關注。
作為“滇石之最古者”，《孟孝琚碑》對于闡明云南文化和學術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由于出土時間較晚，前清時期曾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據家，如阮元、桂馥、王昶等人，均未能親眼見到此碑。至于羅振玉、梁啟超、吳士鑒等先生，雖然見到了孟碑的拓片，但由于處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動蕩時代，他們的精力與視線不得不有所轉移，因此對孟碑的考證并未精審。盡管如此，仍有一些精彩的跋語流傳于世。以下是一些關于書藝的評論：
昭通胡國禎《記》曰：“書法蒼勁，文辭雅健，渾樸古茂……得此斷碣，不獨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
昭通謝崇基《跋》曰：“其文辭古茂，字畫遒勁，方之滇中古刻，遠過兩爨諸碑之上。雖碑首斷闕，間有泐痕，年代無考，然以文字揆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晉后物，洵可寶也。”
劍川趙藩《跋》曰：“滇中貞石，兩爨碑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辭書法，皆東漢人矩度，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將星鳳視之，惟惜上段闕文，無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淵茂，同斷為漢碑無疑也。”
善化黃膺《跋》曰：“是碑結體方整，筆意圓勁渾樸，在篆隸間……此石晚出，乃古漢碑第一，微獨滇南瑰寶，亦寰宇希世之珍矣。”需要指明的是，黃鹿泉對孟碑評價之所以如此之高，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孟碑年代斷為東漢初建武十二年（36）所致，比之目前公認的桓帝永壽三年（157），足足提前了一百二十一年，自然會感覺較之其余東漢名碑為貴，乃至以“漢碑第一”稱之。
宜都楊守敬《跋》曰：“以碑字體定之，似《韓公銘》《尹宙》……其在桓、和之世乎？”
昭通謝文冏《跋》曰：“是碑字體方整，渾茂古勁，在篆隸間，大有關于書學。”
石屏袁嘉谷《跋》曰：其字體“簡樸古茂，與五鳳地節石相類，非永平褒斜石刻、中岳泰室比也。”
梁啟超于1925年《跋》曰：“碑中字體，有絕類今楷者，可見書之變遷，其積以漸，其來甚久，謂其某體起于某時，創自某人，皆目論也……滇南所出兩碑，《爨龍顏》全用方筆，足破北方南圓之陋。見此碑可征漢隸、今隸遞嬗痕跡，皆與書學有關系。”
姚安由云龍《跋》曰：“《孟孝琚碑》為滇石之最古者……至其字體，亦于《韓公銘》《尹宙碑》為近……結體方整，渾穆淳厚，尤與《樊敏碑》逼似，其中'君’字'石’字幾如出一手”。
貴陽余達父為《孟碑》題詩云：“最晚乃出孟璇碑，文章淵雅八分好……舍此一片昆山玉，公之世界得彰表。”
羅振玉曰：西漢石刻世傳至稀，寰宇之內僅《趙廿二年石刻》一，《地節》一，《五鳳》一，《河平》一。今《地節》石且佚，此碑晚出，與《藨孝禹石刻》南北并峙，可謂瓌寶矣。
楊寶鏞曰：滇友王、耿、胡三君萬里郵書，見惠《孟琁碑》，證以翁大興所謂由篆變隸之間，南海康氏以無批法者為西漢之說皆合，誠為西京劇跡，宇內瑰寶也。
綜上所述，《孟孝琚碑》自晚清民國時期出土以來，學界對其關注主要集中在年代考證問題上。至于書藝書風方面，雖然有所提及，但大多停留于宏觀描述，未能深入細致地展開分析。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