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絕倫的《蘇東坡傳》

關于蘇軾的傳記文字，我看過十幾種。林語堂著《蘇東坡傳》，罔顧事實，信口開河，虛言粉飾，是非顛倒，爛到無以復加，可謂荒謬絕倫。

林氏《蘇東坡傳》，謬誤百出，不勝枚舉，信手拾芥，陳列如下：

蘇洵在京師編修禮書，林語堂卻說“為本朝皇帝寫傳記”。

陳希亮進士甲科，終生文官。林語堂硬說“是武人出身”。

李定進士出身，林語堂妄言“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它必要條件”。

熙寧四年正月，蘇軾罷兼開封府推官，仍判官告院，隨后出為杭州通判。林語堂說：蘇軾在熙寧四年正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因為激怒王安石而“立遭罷黜”——王安石“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皇帝改為杭州太守。

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不久，呂惠卿創立手實法。熙寧八年，王安石復相，手實法隨即廢除。林語堂將手實法稱作“所得稅法”，于熙寧七年“因王安石失勢”而廢除。

宋代館職，統稱學士。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合稱“蘇門四學士”。至于李廌，一介布衣；陳師道非進士出身，雖任州學教授，但無館職在身。林語堂不明所以，妄稱“蘇門六學士”。

……（謬誤實在太多，這里只能省略）

上述小事，無關緊要；下列數例，事關大體：

一、四次變法“慘敗”

林語堂說：“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于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筑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另外兩次“激進的改革”，是桑弘羊和王莽；“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

歷代變法，何止四次？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變法，成敗姑且不論。商鞅變法距秦始皇百余年，歷經幾代國王認真實行，使秦國富強，一統天下。試問：有哪一個國家實行百年法西斯極權主義，非但沒有亡國，反而日益富強？

二、范仲淹反對王安石變法

針對王安石變法，林語堂妄列“當權派”與“反對派”名單，甚至將范仲淹列入反對派之中，斷言范仲淹“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范仲淹主持過“慶歷新政”。而慶歷新政，正是銳意的改革。范仲淹逝世十七年后，才有王安石變法。

三、青苗法“弄得農民家破人亡”

林語堂：“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內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弄得農民家破人亡”。

青苗放貸，不許抑配，為期半年，利息二分（20%）。林語堂歪曲青苗法，夸大其危害，殊不知遼國實行青苗借貸，不但早于北宋，而且成效顯著。《遼史·食貨志》記載：遼國東京所轄五十余城，以及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愿借貸，收息二分”，因而儲備充足，“雖累興兵，未嘗用乏”。

四、王安石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

林語堂批評“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征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

宋代兵制，服役年齡20～60歲，既募無賴，復征良民，無所謂募兵制與征兵制。

林教授誤將募役法當作募兵制。募役法又稱雇役法、免役法、助役法，是民間募勞役，而非軍隊募兵役；是將義務差役變為有償雇役，而非付稅以代兵役。

五、“動人的抗暴詩”

熙寧五年秋冬間，杭州仁和、鹽官二縣開挖運鹽河，蘇軾被派往工地督役，其間作詩多首。詩句“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出自《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林語堂稱之為“動人的抗暴詩”。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飲酒狎妓，游山玩水，蘇軾神采飛揚。一旦做事，立即喊歸隱，而又不辭職。蘇軾不是愧對陶淵明，而是愧對其俸祿。

六、王安石成立特務制度

林語堂：“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話的……其特務制度在熙寧五年成立。”

宋代特務機構是皇城司，其前身為武德司，始立于五代，至宋太宗，改稱皇城司，通常由宦官主管，直接受命于皇帝。其主要職責為刺探軍情，以防叛亂，逐漸演變為“民間細務”，一并刺探。

熙寧五年正月，有軍士對移并軍營不滿，遂“深詆朝廷”，并鼓動造反。樞密院建議由禁軍三統帥負責調查處理，王安石請委皇城司。調查結果，史無記載。至十一月，神宗說：“皇城司專探軍中事務以防變。”王安石回答：“專探軍事即無妨。若使刺探其他事務，難免另生事端。朝廷只需明示好惡賞罰，使群臣忠信而不誕慢。細碎瑣事，無須奏聞。”

七、“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

林語堂：“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加得當。在王安后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王安石變法，解放勞力、開墾農田、興修水利，這些開源措施，足以增加生產；撤并州縣，裁減冗官，移并軍營，澄汰冗兵，這些節流措施，豈是提高稅收？

八、李定主張“處蘇東坡死刑”

林語堂：李定“陳述有四個理由，蘇東坡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個理由，說明為什么應當處蘇東坡死刑”。

某博導、碩導合著《蘇軾傳》，大約拾林語堂余唾，妄言李定論奏蘇軾“有可殺之罪四”。

史書白紙黑字，記得明明白白：李定論奏蘇軾“罪有四可廢”。

宋人貶官，常言“廢棄”、“廢斥”、“廢放”、“廢逐”、“閑廢”、“罪廢”等。“廢”奪官，“殺”要命，二者本質不同，豈可混為一談！

導師教授，誤人不淺！

林語堂對蘇軾“萬分傾倒”，盛贊蘇軾“守正不阿”，“不忮不求”，“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保民抗暴的勇士”……

一邊虛言粉飾，一邊恣意詆誣，諸如：王安石“迫害儒臣”，“狂妄自信”，“以前像王莽，往后則像希特勒”，“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

尊重史實，臧否客觀，是傳記文學的基本要求。可憐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把《蘇東坡傳》稱作“國學大師林語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國現代長篇傳記開標立范之作”。然而，如此“開標立范之作”，竟大量引用胡編亂造、甚至無中生有、惡意詆毀的小說筆記，而棄嚴肅的史實于不顧。

很明顯，“國學大師”林語堂，對傳主蘇軾缺乏研究，對王安石新法更加無知。《蘇東坡傳》的問世，證明林語堂不但缺乏治學應有的嚴謹，而且缺乏學者應有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