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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胡林翼“諭吳、楚各將，以求將才”。這個吳、楚，有點不好理解。我們先來看看汪士鐸記錄的內容： “（大略曰）湖南之士敢戰，以江（忠源）、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開其風氣耳。湖北則民情怯懦。當事又濫收游勇，而將不知兵，勇不束伍，交綏（衰及敵對雙方軍隊，剛接觸即各自撤退）既潰而復集。遂使南勇專其名而享其利。 然謂湖南無怯兵，湖北無勇士，則冤矣。 為民上者，不知求將；而讀書人不能如羅山、迪庵之貞。固干事帶勇者，皆貪利、浮薄、詐偽之徒，其過在本省士大夫；而其不能選拔訪求，造就成全，則又吾之大過也。  古今立國之要，必在自強。 甘為人下而不辭者，亦終為人破滅，而不能救湖北。如蘄州、羅田、麻城、黃安、棗陽、隨州，襄、郢二府，皆有精悍兼戰、一可當十之士。特紀律不明，隊伍不力，因無將而無兵爾。 鄙意欲以尹都司澤鰲之倫，調入本營，厚給廩餼。選其親信勇士，可備選鋒哨隊之用者十馀人。俟訪求既多，選召堪戰者，使成一軍。無論何人，以見仗多，而廉明忠勇者，為上選。 其文士有自立可信，膽氣優而事理明者，為幫辦。學習訓練。期年可以自強。而吾為國為民之心，亦可稍慰。 愿與深心人及士人之曉事者，精詳見復。”按：此公最質實之論。（《胡文忠公撫鄂記·咸豐九年三月》） 從上述內容來看，“吳、楚”，應該是指湖南湖北，以及江西。兩湖為楚，江西是吳。#胡林翼納柬 胡林翼的這一楚軍養成計劃，應該是來自前文所講的劉蓉來信： “……鄂力但能自固其勢，未遑遠圖。欲固鄂圉以保境息民，當設重鎮，分扼要害。 而選將練勇，莫如即用本地之人，俾異日兵農雜處，無貳無猜，且有愛護桑梓之意。此事非年歲可以奏效，然公既身任鄂事，當圖久遠之規。 粵難未息，而夷患已肇其端，皆明公他日之憂也。荊、襄、漢、黃，為古今生才之地，當設法廣為招徠，以備他日吏才將才之選。 向見儲材館中，收羅頗雜，無人焉為之主，而進見之日又疏，無由諳其材否。今既身在行間，無吏事之擾，即可羅致幕府，詳觀其議論豐采。以察其器識之大小，材具之短長而誘進之；試之事以視其實用，考其成功，斯不虛博好士之名矣。 用才不難，育才為難。 科舉之法既敝，而人鮮實學，士鮮成材，蓋未可迫求之一日。 今既妙選英俊，大都質美而未學，才俊而不適于用者居多。愛其才，而遽授以事，則適所以害之。故培養而裁成之為要也。 學校之廢久矣。書院之弊，徒以潤閑秩，而資趨時干進者以速化之術，于造士之實無與焉。 今誠舉有道德、通經術者為之師長，略仿安定先生湖學教授之法，分經義、治事各齋以處之。公亦不時躬往勸率。去月課、季考之陋規，而惟以成德、達材為務。遠則十年，近或三五歲，楚材日興，抑可漸收作人養士之報矣。 李雨蒼才識超邁，后進中殆罕其匹。惟氣浮而鋒鍔未斂，驟試之以軍事，誠難免覆敗之虞。然大臣以人事君，則如此才者，正宜委曲裁成，以備異時干城之選。 頃嘗以“智深勇沉”四字勖之，如其克副此言，他日當成偉器。 公既錄而用之，愿多方陶冶，斂其才而使適于用，勿因時有瑕疵，或一試不效，而遽棄之。 天之生才實難，能愛惜而成就之者，尤不多見。世未嘗無英異出群之姿，然卒之少成而多敗，則育材用人者之過也……”（《劉蓉集·二·文集·卷五·書·與胡詠芝宮保書》）  胡林翼對此非常認同： “……尊示養育裁成之論，至精。 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偉俊矣。 朱子云：“是真虎必有風。”然則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愧在此，所懼在此……” 胡林翼確實是一個雷厲風行，執行力非常強的人，三月二十七日回信劉蓉，二十九日即開始實際操作。 關鍵在于，劉蓉的觀點正確嗎？ 我們來看看劉蓉的觀點，主要有二：一是“選將練勇，莫如即用本地之人”；二是人才少，“則育材用人者之過也”。 第一個觀點，劉蓉的理由是“俾異日兵農雜處，無貳無猜，且有愛護桑梓之意。” 這是理由，也是目的。劉蓉著眼于“異日”，認為如果選用本地人為將為勇，就可以使得“兵、農雜處”時，“無貳無猜”。而且，本地兵將，會“愛護桑梓”。  這是一廂情愿。 試問，土匪的將與兵，一般都是本地人，何來“愛護桑梓”？即是團練，百分之百由本地人組成，但團練害民的事，層出不窮。湖北紅巾之亂，其首領趙邦璧就是團練首領。 再如安徽苗沛霖，就是團練出身，將與兵均為本土。但錢寶青認為其“狼子野心”；翁同書說其“皆為害也”。 因此，第一個觀點并不成立。將、勇是否本地人，與其是否愛護桑梓，沒有關聯。 第二個觀點，劉蓉直擊胡林翼痛點——你一天到晚叫喊沒有人才，告訴你，這是你自已的過錯。#劉蓉的人才養成論 胡林翼猶如被當頭棒喝，承認“而其不能選拔訪求，造就成全，則又吾之大過也”。 劉蓉的論證，似乎很難反駁。  首先，劉蓉提出，“荊、襄、漢、黃，為古今生才之地”。這從根本上，就否定了胡林翼的“人才缺乏”之說。 這些地方，是古今生才之地，為什么在你巡撫湖北時，就沒有人才了呢？  其次，劉蓉指出，你雖然設置了“儲材館”，有“虛博好士”之名，但沒有起到作用。 原因一是“儲材館”沒人主持；原因二是胡林翼對于其中人才，并不熟悉。 劉蓉認為，真正的“虛博好士”，應該是將這些人才，“羅致幕府，詳觀其議論豐采”，然后“以察其器識之大小，材具之短長而誘進之；試之事以視其實用，考其成功。” 換句話說，劉蓉認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  其三，劉蓉進一步論述了人才需要“養育裁成”這一觀點。 劈頭就是一句“用才不難，育才為難”。 第一，指出科舉之弊——“人鮮實學，士鮮成材”。即科舉已經不能選拔人才。這一觀點，類似于今天的“高分低能”，或者“學歷無用”之說。 第二，指出“才俊而不適于用者居多”。類似于今天的“專業不對口”，“培訓才能上崗”的觀點。 第三，指出“愛其才，而遽授以事，則適所以害之”。就是孔子那句“賊夫人之子”，即應該“人崗匹配”。 結論，“故培養而裁成之為要也。”  其四，劉蓉給出解決方案，也就是養成計劃。  什么是“安定先生湖學教授之法”？ 安定先生，即胡瑗，因世居陜西安定（今子長縣），被稱為“安定先生”。 胡瑗曾在范仲淹創建的“蘇學”蘇州府學中擔任教授。胡瑗執掌“蘇學”，學規嚴格、教法切實，“為天下諸郡倡”。 后在范仲淹推薦下，胡瑗又應滕宗諒之邀，出掌“湖學”湖州府學，設立“經義”、“治事”兩齋，教學聲名日顯。 慶歷四年（1044），范仲淹領導的“慶歷新政”實施貢舉改革和“興學校”，有司取胡瑗的蘇、湖學規為太學法。 仁宗皇祜四年（1052）起，任國子監直講，后又兼任“管勾太學”的“學政”。 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經學家，他所創立的“明體達用”教育宗旨，對后來的理學家影響很大。 胡瑗從事教學長達二十六年，有許多弟子，形成了安定學派。這個學派最初在東南地區流傳。 陸游父親陸佃，生于慶歷二年，到他青年時代，所見還是“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陸佃《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 以后胡瑗入主太學，其學派影響又及京畿。 程頤《回禮部取問狀》記：“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 又史載：“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 北宋中期不少學者及官員出自胡瑗門下，包括著名的程頤。 安定學派在當時的影響，還可從宋神宗與胡瑗弟子劉彝的問答中看出。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問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時，劉彝回答說：“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以明休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余人。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正教之本，皆臣師之功。”《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  劉蓉的人才養成計劃，分三步： 第一步，“舉有道德、通經術者為之師長。”即延請名師。 第二步，“分經義、治事各齋。”即理論與實踐并重。 第三步，“去月課、季考之陋規，而惟以成德、達材為務。”即注重實效。  最后，劉蓉以李云麟（雨蒼）為例，說明，即便是李云麟“才識超邁，后進中殆罕其匹”。但還是有他的缺點，即“氣浮而鋒鍔未斂”。 因此，如果“驟試之以軍事，誠難免覆敗之虞”，但是，“斂其才而使適于用”，則“他日當成偉器。” 綜上所述，劉蓉得出結論：“世未嘗無英異出群之姿，然卒之少成而多敗，則育材用人者之過也。” 劉蓉第二個觀點，雖直指要害，但論證結構頗為松散。其行文先以“荊、襄、漢、黃為古今生才之地”立論，遂以此為當下必有人才的前提，而未細考兵燹之余、經濟凋敝、士子流徙等現實對人才儲備之沖擊，故前提之穩固性不足。 繼而以儲材館之不振、科舉之弊、才俊難用為例，歸咎于用人者不知“養育裁成”，而忽略人才本身或有絕對稀缺之可能。 其結論“少成多敗，皆用人者之過”，在原則上強調培養勝于選用，固有見地。然而，在咸豐戰亂、兵事迫切之時，人才養成周期長、成效緩，其可行性與即時效用，未免高估。 此外，劉蓉在第二個觀點中，還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人才的定義因時代與環境而異。 所謂“荊、襄、漢、黃，為古今生才之地”，并不能簡單推論為今日亦必人才輩出。 人才之所以為才，必與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和需求相匹配。宋代的經義治事之士，在和平官僚體系中是棟梁，但未必適合咸豐年間戰事頻仍、籌餉運兵的現實需求。 正如今日體制內的精英，離開規則穩定、資源壟斷的體系，進入競爭激烈、資源自籌的市場，未必依舊是精英。 劉蓉設想的人才養成計劃，固然可行于長治久安之世，卻未必能滿足戰時速成的軍政人才需求。 我們來梳理一下胡林翼與劉蓉的互動，可以很明顯看到劉蓉大膽進言，甚至批評，而胡林翼謙虛接受批評，并立即付諸行動的過程： 二月，劉蓉自湘中致書胡林翼，信中所陳，既有戰局形勢的遠慮，更有治鄂根本之方。 他直言“用才不難，育才為難”，主張以本地人作兵、延攬荊襄漢黃之士、幕府養士、漸裁冗兵。并以李雨蒼為例，勸胡林翼勿因一試不效而輕棄英才。 劉蓉的文字，不是泛泛的應時議論，而是帶著地名、人名、方法的具體操作建議。 胡林翼讀后，在回信中坦承“尊示養育裁成之論，至精”，并化用“用人如用馬”“是真虎必有風”等喻，申明人才之成，系乎求才者之志識與用才者之分量；若千里馬不得識，真虎不聞嘯，愧與懼皆在己。 這并非禮貌性的唱和，而是一次真正的思想交接。 僅隔一月，胡林翼便向吳、楚諸將下達“求將才”諭令，直言“謂湖南無怯兵，湖北無勇士，則冤矣”“不能選拔訪求……則又吾之大過也”，并提出調尹澤鰲、設選鋒哨隊、幫辦文士、期年自強的成軍方案。 劉蓉信中關于本地用兵、延攬士人、精兵訓練的構想，幾乎被原樣化為軍政指令。 汪士鐸稱胡林翼此論，為“最質實之論”。講的應該就是胡林翼的執行力。 在他看來，這不僅是一次言辭質直、謀畫務實的諭令，更是一次從諫如流、立行立改的罕見實踐——從諍友之書案，到主帥之諭令，再到史官之筆記，不過數十日之間，晚清軍政中少見的“良言—采納—施行”鏈條，清晰如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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