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圖片詳情 翻譯：鄭林允 校對：朱海就 原載 Encounter，1977年8月 在拜德易丘（Bad Ischl）的鐵軌和火車站大樓之間，那里過去曾經有一大片空地，六十年前，在這樣的季節我習慣在夜班火車駛向維也納之前散散步。 我想那是在1918年8月的最后一天。就在那里，有一群生氣勃勃、吵吵鬧鬧的青年軍官。他們剛回薩卡莫戈（Salzkammergut）休完探親假，即將返回前線。其中有兩個炮兵少尉模模糊糊意識到彼此應該認識對方。我不確信那是因為認出了我們家族的一種面部特征還是因為我們確實之前見過，反正我們開口問了起來：“你是維特根斯坦家的嗎？（或者：你是哈耶克家的嗎？）”無論如何，于是就有了那晚我們一起前往維也納的旅程，盡管大多數時間我們都因為疲倦有點想犯困，但我們也確實聊了不少。 這次交談有些部分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僅十分惱怒于那些和我們共處一個車廂、吵鬧、似乎半醉的軍官搞派對時情緒激昂的樣子，期間他毫不掩飾他對普遍意義上的人類的蔑視；并且他還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任何親戚，無論親疏遠近，必定和他擁有相同的準則。他還真沒大錯！我那時非常年輕而且沒有閱歷，才剛剛19歲，是現在人們所說的清教徒式教育的產物，這種教育會認為我父親每天早晨洗冰水澡，無論是對身體還是頭腦都是非常值得推崇（雖然很少被模仿）的克己準則。而且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和我也年齡相近，他只比我大10歲。 在這次交談中給我帶來最大沖擊的是他對于萬事都求真求實的熱情（在日后的大學歲月中，我漸漸地明白這只是我之前那一代維也納年輕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風格）。 在那個介于純粹的猶太人知識分子團體和純粹的非猶太人知識分子團體之間的邊緣團體中，追求真實幾乎變成了一種時尚，我也深受感染。其含義遠不止是用言語說出真理。一個人必須“活”出真理并且絕不容忍任何對于自己或他人的虛假。它有時會產生直截了當的粗魯言行，以及必然的不愉快。每一個習俗被解剖分析，每一個傳統形式都被揭示為欺詐。維特根斯坦只是帶著這個走得更遠，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有時我覺得，他能從發現自己感知的謬誤中獲得不同常人的愉悅，并且持續不斷地試圖去除自身所有的詭詐。 毋庸置疑即使在當時他也算是非常非常強壯的。在遠房親戚中，他被認為（雖然幾乎不被他們了解）是一個相當出眾的家族中最瘋狂的一員。這個家族中所有的人都具有特別的天賦，他們準備為他們最關心的事而活，并且有能力那么做。 在1914年之前，我聽過（雖然因為太小不能參加）很多有關他們在“維特根斯坦大廳（Palais Wittgenstein）”舉辦那些著名音樂晚會的事，那個大廳在1914年后就不再是一個社交中心了。許多年來，這個姓氏（維特根斯坦）對于我而言主要意味著一位慈祥的老婦人，她在我六歲的時候，帶給我平生第一次汽車之旅——在一輛敞篷的電動汽車里環游瑞思曲（Ringstrasse）。 在另一段更早的記憶之中，我被帶到一座奢華的公寓，主人是一位非常非常老的女士，大人們告訴我：她是我曾外祖父的姊妹——現在我知道，她就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曾外祖母。關于維特根斯坦家族在維也納到底擁有多高的社會地位，我到現在也沒任何直接的了解。這個家族中，據說有三個年長的兒子皆死于自殺，這場悲劇極大地削弱了這個家族，其影響甚至超過了那個偉大的企業家在家族領導者位置上去世時所產生的影響。 恐怕我自己關于維特根斯坦這個名字的最早記憶要追溯到我斯塔里恩（Styrian）一個沒出嫁的姨婆一段顯然是由于羨慕而不是嫉妒而引發的牢騷，這段令人震驚的話說的是她們的祖父，“把自己的女兒賣給了一個富有的猶太銀行家……”而這說的正是那位我依然記憶猶新的慈祥老婦人。 我此后十年之中再沒有遇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但不時地從他最大的姐姐那里聽說他的事情，她是我表兄妹中第二年長的，我母親的同齡人和密友。“明妮阿姨（Aunt Minning）”的定期拜訪使得她成為了我熟悉的人（事實上，她用單個字母“n”來拼寫她的名字，“n”是赫爾邁妮（Hermine）的縮寫，但這對英語國家的人而言聽上去會很怪異），她后來依然是我們家的常客。她最小弟弟的問題顯然極大地困擾著她，雖然她批判所有有關“Sonderling” （奇思怪想）的談論，并且當關于她弟弟的行為，偶然有無疑是被極大歪曲的傳聞散布的時候，她極力地為他辯護，但是我們很快了解了他們全家的故事。后來當他的哥哥保羅·維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一位獨臂鋼琴家成名之后，公眾就不再關注他了。 但確實，通過這層關系，當《邏輯哲學論》（Tractatus）1922年問世的時候，我大概是它的第一批讀者。我如同大多數同輩的哲學愛好者一樣，就像維特根斯坦，極大地受到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影響，所以《邏輯哲學論》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再一次遇到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是在1928年的春天。當時經濟學家丹尼斯·羅伯遜（Dennis Robertson）正帶著我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士花園 （Fellows’ Garden）里散步，突然他決定要改變行走路線，因為他注意到在一個小山坡的頂上這位哲學家正躺在椅子上。他顯然是帶著對他的崇敬站在遠處，并且并不希望去打攪到他。很自然，我走了過去，出人意料地受到友善的問候，于是我們有了一場關于家鄉和家族愉快但并不有趣的（用德語進行的）交談，因此羅伯遜很快告退。沒多久維特根斯坦高昂的興致消退了，并且種種跡象顯示他不知道如何與我相處，于是過了一會兒我便與他辭別。 差不多十二年后，我和他之間才第一次有了一系列真正的會面。當我1939從倫敦經濟學院前往劍橋時，我很快得知他已經離開，去了一所戰時醫院工作。但過了一兩年，我意外地與他巧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此前為我在國王學院吉布斯樓安排了房間，過了一陣我被理查德·布利斯維（Richard Braithwaite）邀請去參加“道德科學俱樂部”（Moral Sciences Club）（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個名字）的聚會，地點就在我房間正下方布利斯維的房間。 在這些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十分突然地，也是很戲劇性地冒了出來。事情是關于一篇論文的，這篇文章本來沒有特別吸引我，它的主題我現在也想不起來了。但突然之間，維特根斯坦雙腳離地高高躍起，手里還拿著副撲克牌，神情怒不可遏，接著他開始用哲學工具證明這篇論文的問題實際上是多么簡單和顯而易見。 看到這個肆無忌憚的男人站在房間的中央，手里還揮舞著撲克牌，實在讓人覺得心慌，只想趕緊逃到一個安全點的角落里去。說實話，我當時的印象就是：這老兄瘋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大概是一兩年后，在得知他重回劍橋之后，我鼓起勇氣去見他。他那時（我想以前也是）住在劍橋外面的一棟樓里，到達他的房間要爬幾層樓。那個帶鐵質壁爐的空蕩蕩房間現在常常被人提起。他當時不得不從臥室里搬了把椅子讓我坐。我們談了很多話題，除了哲學和政治（我們清楚彼此的政治觀點不同），他似乎喜歡我恰好不是一個夸夸其談的人，不像我在劍橋遇到的其他一兩個古怪的人。但是，雖然相談還算愉快，他也似乎鼓勵我再來，但是這些拜訪還是相當無趣，我大概也只又去了兩三次。 二戰結束后，我重返倫敦，及至郵路恢復，我開始和老家的親人建立新的書信聯絡。起先是郵寄食物，接著拜訪在維也納的親人。這牽扯到與官僚機構的各種復雜接觸，這正如他所料，我比他先搞清楚相關細節。這方面，他既有一些不切實際，同時對細節又一絲不茍，這種奇怪的組合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接洽事務都會給他帶來極大的不安。然而，他確實緊隨我之后也回了一趟維也納（我第一次成行是在1946年），我相信他此后又去了一兩次。 我想，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他最后一次從維也納返回的路上，他又一次去看望了他垂危的姐姐明妮，而他自己（雖然我當時并不知情）也已病情危重。我改變了通常搭火車從維也納經瑞士、法國至巴塞爾的行程，改乘次日午午夜的臥鋪車。由于和我同車廂的另一個乘客似乎已經睡著了，所以我在半黑的車廂里都沒穿外套。正當我準備爬上上鋪時，一個亂糟糟的腦袋從下鋪伸了出來，幾乎是對著我大叫：“你是哈耶克教授！”在我恢復記憶，認出那個人就是維特根斯坦并回話之前，他已經再次把身體縮回了墻邊。 當我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了，大概去了餐車。等我回來，我發現他正沉浸在一本偵探小說中，看上去不想交談的樣子。這一直持續到他看完那本書。然后他和我熱絡地聊了起來，開始講他對維也納俄國人的印象，這段經歷震撼了他的心靈，并打破了某個他一直所珍視的幻覺。漸漸地我們談到了更多道德哲學的一般問題，但正當談話變得真正激動人心的時候，我們到站了（我想是在布倫）。維特根斯坦似乎非常急切地想繼續我們的討論，并且他確實說我們一定要坐船的時候繼續聊。 然而我就是不知怎地沒能再找到他。他是否后悔如此深地投入其中，或是否已然發現，最終，我不過是另一個俗人，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那便成了我與他的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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