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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王國的輝煌，正是它的桑蠶文化向外傳播時期，身在岷山（巴山）腳下——都廣之野，敞開博大的胸懷，面對著尚不能科學(xué)解釋的世界，由此，而孕育出了遠(yuǎn)古歷史神話《山海經(jīng)》，歷經(jīng)漫長的口頭流傳，直到巴蜀文字產(chǎn)生，才被記錄下來。戰(zhàn)國中年，巴蜀文本《山海經(jīng)》由定居蜀地的楚人后裔用漢語的前身——“雅言”文字翻譯、編寫成為中國唯一的一部神話了的歷史地理書。
《山海經(jīng)》分《山經(jīng)》與《海經(jīng)》共十八卷，三萬一千多字。這部書古代曾被說成是地理書、刑法書或小說。舊傳為夏禹、伯益所作，有一定依據(jù)，但此書又并非一人一時一地所寫。所以，司馬遷在漢初，即言“《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笨梢姖h時人即不信為禹、益所作。書中有“長沙”、“零陵”、“桂陽”、 “諸暨”秦漢以后郡邑之名，顏之推即曾以為疑。朱熹謂此書與《淮南子》乃附會屈原《天問》而作（見《楚辭辨證》）。胡應(yīng)麟則謂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斷為戰(zhàn)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又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見《四部正訛》）。朱、胡固善讀書，特亦一孔之見。惟《四庫提要》議論為持平。其言曰“觀書中載夏后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諸暨下雋諸地名，斷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后來好事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辭《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庇衷疲骸皶行蚴錾剿?，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證，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并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小說之最古者爾。”近人蒙文通先生大致認(rèn)為《山經(jīng)》為古巴人所編，《海經(jīng)》為古蜀人所輯，而袁珂先生卻斷定《山海經(jīng)》的作者是戰(zhàn)國初年或中年的楚國或楚地人。
按說，《山海經(jīng)》的成書時代及作者，是很清楚的。因為西漢劉歆曾經(jīng)明白地說： “《山海經(jīng)》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jīng)》。皆圣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zhì)明有信?！边@是劉歆給皇帝上表，絕不能信口雌黃的。上古傳說黃帝時代的倉頡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文字，新近在山西帝堯故城遺址發(fā)掘出的青銅器上已經(jīng)有文字的跡象，但我們現(xiàn)在仍然不能斷定夏禹時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沒有文字，卻一定有口頭文學(xué)。伯益不過是把蜀地的口頭文學(xué)，經(jīng)過自己的編排再口敘給大禹罷了。夏禹出生于蜀地，應(yīng)是沒有爭議的，他治水從西到東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而伯益該是他的隨從罷。所以，在《山經(jīng)》之后有大禹的結(jié)語，這應(yīng)該是伯益講完之后，大禹作的總結(jié)。不過伯益的《山海經(jīng)》仍然是口頭文學(xué)。因為是口頭文學(xué)，所以隨意性極強(qiáng)，后世一代一代的又補(bǔ)充了新的內(nèi)容，為《山海經(jīng)》的作者及時地設(shè)置了一個難解之迷。
首先，我們來看看古蜀國杜宇都城遺址廣漢三星堆（包括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神獸和通天樹，與《山海經(jīng)》里描繪的各種山神——魚鳧、開明神獸及各種神樹進(jìn)行對照，找到它的契合點。
三星堆遺址曾出土了鳥首（其一高40。3cm ）、獸首（其一高20。5cm 寬26。6cm）等數(shù)十種青銅、玉石像。青銅鳥首正是魚鳧蜀王的圖騰像，它印合了《山海經(jīng)》中約23種動物的一種?！逗?nèi)西經(jīng)》多次描繪到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昆侖上”。開明神獸被開明蜀王作為圖騰，但人首獸身青銅開明獸像落入民間（見《三星堆文化探秘》第172頁插圖）。上引青銅獸首像，其實也是開明獸的變種，因為《山海經(jīng)》在前，青銅獸在后。蠶叢、魚鳧、開明這幾代蜀王都是以《山海經(jīng)》中的神獸為其部落圖騰的，并以此作為部落名稱?！渡胶＝?jīng)》在杜宇氏之前已經(jīng)由口頭文學(xué)成為書面圖語文學(xué)了，自然，前代神圣的書是絕不可能記載后世的東西的，否則就是后來的編纂者隨意添進(jìn)去的。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上得知古蜀國已經(jīng)有了圖語文字，足以證明在杜宇氏之前巴蜀圖語文字已經(jīng)形成，因為文字形成需要漫長的時間，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后世的《蜀王本紀(jì)》、《華陽國志》等文獻(xiàn)對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蜀王都有簡略的記載，據(jù)此與之三星堆出土的魚鳧、開明等青銅、玉石神獸像完全可以與其圖騰相佐證。
三星堆古蜀國遺址還出土了三株青銅樹（其一高395cm），我們可以肯定這種青銅樹，就是蜀王朝根據(jù)《山海經(jīng)》中的記載而仿制的通天神樹。后世文獻(xiàn)中有關(guān)神樹的記載，都是源自于《山海經(jīng)》：如建木、若木、扶桑、窮桑、尋木、馬?！?。青銅樹到底是什么樹的象征？屈原在《天問》中有“神樹為何閃耀光華”一句，這“光華”
就是青銅樹的象征——成為《山海經(jīng)》源自于巴蜀的絕證！把《山海經(jīng)》中有關(guān)神樹的描寫與青銅樹實物作一比較，與青銅樹相近的，便有扶桑。《山海經(jīng)．海外東經(jīng)》中這樣描寫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水，九日居下技，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jīng)》又寫道：“湯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把這里的敘述與青銅樹實物相對照：樹座以山形，似湯谷。谷中有水以供日沐浴，所以有龍焉。“上與扶?！?，即青銅樹。枝上棲有十烏，即為載太陽之金烏。樹干又有節(jié)，或為階梯，或因需鑲嵌樹枝之鑄造方面的原因使然。無論烏、雞（鳳）皆與太陽有關(guān)，金烏為太陽，古書有載；丹鳳朝陽，流傳至今。鑄此青銅樹，上敬天神，祈求吉祥——成為巫師祭示時，與神交流的通天神樹。
我們從考古學(xué)角度分析了《山海經(jīng)》與古蜀國的關(guān)系，由此可以確證《山海經(jīng)》源自于古蜀國，成書于杜宇氏（西周）之前。下面再從文獻(xiàn)學(xué)角度進(jìn)一步補(bǔ)證：上古文獻(xiàn)《尚書．堯典》、《夏小正》、《帝系》等，完全可以與《山海經(jīng)》相互印證?！秷虻洹酚小柏拭裎觥?、“厥民因”、“厥民夷”幾個表示天文歲差的上古才有的詞，而這幾個古詞恰恰在《山海經(jīng)》中出現(xiàn)了，而戰(zhàn)國其他文獻(xiàn)中卻找不到。《大荒東經(jīng)》有“東方曰折（析）”；《大荒南經(jīng)》“有神名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經(jīng)》“有人名曰石夷，來風(fēng)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眱晌墨I(xiàn)的對比中，我們得知：當(dāng)時伯益在口述《山海經(jīng)》時，已經(jīng)把中原語言加入進(jìn)了巴蜀語言的《山海經(jīng)》之中了，由此對后世《山海經(jīng)》的口頭流傳便產(chǎn)生了影響，同時也就影響了巴蜀語言。
再從《山海經(jīng)》的用語來看：它出自于巴蜀人之手，用巴蜀古文字寫成，《海內(nèi)經(jīng)》說：“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惫弊⒃唬骸安デ侏q播殖，方俗言耳”。他并沒有說明是何地方言。清初畢沅經(jīng)過考證：楚人稱“播種”為“播琴”。《西次二經(jīng)》曰：“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郭璞認(rèn)為“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清人吳任臣、郝懿行指出郭把石涅與涅石混而為一的錯誤，郝懿行說：郭注當(dāng)移于《北次三經(jīng)》“賁聞之山，其下多涅石”，郭注此亦相合，總之 “涅石”乃是“礬石”的楚名。上述兩例，就是移居巴蜀楚人后裔在戰(zhàn)國中期用中夏語言翻譯、編寫《山海經(jīng)》留下的楚語印記。因為，當(dāng)時的蜀中楚人，早已被蜀人同化了，所以，從《山海經(jīng)》中我們無法找到更多的楚語例證，來證明《山海經(jīng)》就是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人所寫，但可以反證《山海經(jīng)》的作者肯定與楚人相關(guān)。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樣，隨著地區(qū)的變遷和社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已逐漸形成自己區(qū)域性和民族性的語言——“夏化的語言”。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說華夏之語，不影響楚國和其他各國的交往。楚國文字當(dāng)在建國前就應(yīng)已出現(xiàn)，但迄今為止，見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鐘、楚公逆的銘文。春秋時期，楚國銅器增多，銘文也大量增加。從這些銘文看，如與華夏文字相比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個性。人類的語言是千差萬別的，但也其共通性，那就是語言中的語氣詞語，只能音譯，而不能意譯，同時也是語言中最穩(wěn)定的一部分。
《山海經(jīng)》中有 “胥”、“犧”、“媧”、“羲”等語氣詞，這些語氣詞完全與巴蜀方言語氣詞相吻合。《路史》記載：“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睂τ谶@個記載，《路史》作注說：“所都國有華胥之淵，蓋因華胥居之得名，乃閬中渝水也?！贝擞涊d說明華胥氏發(fā)祥于四川的閬中?！叭A胥氏”的“胥”字，用漢語解讀不出意思（還包括上述詞語），應(yīng)該是巴蜀方言，楊雄《方言》說；楚人稱女人為“嬰”。按古語同音相通的規(guī)律，“華胥氏”的“胥”、與伏羲氏的“羲”、包犧氏的“犧”、宓戲氏的“戲”、屈原《離騷》中“女嬰”的 “嬰”應(yīng)可通假。
中國南方壯侗語族中，多稱“花林女神”為“嬰華”，讀作“XiāF ?！保闳A），譯成漢語，就是“華胥”。“華胥”在楚越方言中就是“華女”或“華巫”，“巫”與“覡”大體同意，而且皆可讀如“Xí”。
楚越語中與上述巴蜀方言音相同的是“兮”字，從老子到莊子的哲學(xué)著作，從屈原到宋玉的《楚辭》，“兮”字比比皆是，而在《山海經(jīng)》中卻從未出現(xiàn)過，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它不是楚地楚國人的手筆！所以，《山海經(jīng)》中的上述語氣詞，證明了《山海經(jīng)》在譯成“雅言”時，保留了巴蜀圖語文字中的語氣詞語。
蜀與華夏不同族，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從廣漢三星堆蜀遺址發(fā)掘出來的青銅器上的銘文與文獻(xiàn)可以互證。再從《蜀王本紀(jì)》、《華陽國志．蜀志》中得知：“酒”曰 “醴”，《蜀王本紀(jì)》又說蜀左言，以此推斷“醴”原非蜀語，而是中夏語義，可能是受了荊楚華夏語言的影響。蜀語早在秦滅蜀后不久即消亡，從“蜀左言”變成了 “言語頗與華同”。蜀文字直到漢初，仍屢有所見，以后才逐漸消失?！渡胶＝?jīng)》中有關(guān)盛酒或食物的器具曰“柸”，如《海內(nèi)北經(jīng)•蛇巫山上操柸人》；《海內(nèi)北經(jīng)• 犬封國》中“方跪進(jìn)柸食”。據(jù)袁珂先生考辯：“柸”即杯之偽，郭璞在《犬封國》下注云“與酒食也”。郝懿行曰：“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顯然，“柸”是蜀人“酒（狗）”的古音，保存在《山海經(jīng)》中，所以，《山海經(jīng)》的成書楚國人是不可能獨立完成的。
巴人作為一個遠(yuǎn)古族系，曾有過自己的燦爛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安康市漢濱區(qū)與平利、旬陽兩縣交界的壩河鄉(xiāng)古巴國2000多年前的祭示坑發(fā)現(xiàn)的畫像磚中，有兩塊磚上分別刻有目前尚不能釋讀的方塊文字：一塊磚上的銘文分別榜書于熊、駱、虎、蛇4種動物身上。共6個字；而另一塊磚上的榜書銘文竟達(dá)12字之多，分兩段書寫，應(yīng)是一個完整的句子。最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鋒利的石斧上鐫刻了3個類似結(jié)繩符號，造型很奇特。還有一件為陶質(zhì)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狀，“日”以陰陽點連成天體之形，周圍環(huán)刻5種符號；器脊刻星座和文字符號。這些符號和文字的含義目前尚不清楚?！度A陽國志．巴志》記載：“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薄蹲髠鳌坊腹拍臧妥邮鬼n服告于楚，韓服為巴行人，韓為中原諸夏的姓氏之一，“邘、晉、應(yīng)、韓，武之穆也”，顯然操中夏語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語言文字系統(tǒng)。故巴、楚在《左傳》桓公九年、莊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無語言障礙。這表明巴、楚王族語言相近，同屬中夏語言系統(tǒng)。巴國文字形成，同時受到了蜀文字的影響，但西周開始，巴國官方語言文字已經(jīng)使用中夏語言文字了，但巴古語言文字并沒有終結(jié)，因此，巴國就成為楚國與蜀國進(jìn)行文化交流的橋梁，移居巴蜀的楚人翻譯、編寫的《山海經(jīng)》才成為現(xiàn)實。同時，我們還不能不看到：西周初年，巴人尚在巴山與漢水間時，巴王族中人，他們自己就有能力把古巴文的文獻(xiàn)改寫成中夏文字的新文獻(xiàn)，這樣也就為后來蜀國的楚人編寫《山海經(jīng)》提供了方便。
袁珂先生在《<山海經(jīng)>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中說：“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的寫作時代及其產(chǎn)生地域，蒙文通先生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上有過一篇論文，曾經(jīng)論到。大意說：《大荒經(jīng)》以下五篇的寫作時代最早，大約在西周前期；《海內(nèi)經(jīng)》四篇較遲，但也在西周中葉；《五藏山經(jīng)》和《海外經(jīng)》四篇最遲，是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作品。至于產(chǎn)生地域，則《海內(nèi)經(jīng)》四篇可能是古蜀國的作品，《大荒經(jīng)》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國的作品，《五藏山經(jīng)》和《海外經(jīng)》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國的作品。”他認(rèn)為《山海經(jīng)》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大荒經(jīng)》四篇和《海內(nèi)經(jīng)》一篇；二、《五藏山經(jīng)》五篇和《海外經(jīng)》四篇；三、《海內(nèi)經(jīng)》四篇。三個部分以《大荒經(jīng)》四篇和《海內(nèi)經(jīng)》一篇成書最早，大約在戰(zhàn)國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經(jīng)》和《海外經(jīng)》四篇稍遲，是戰(zhàn)國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內(nèi)經(jīng)》四篇最遲，當(dāng)成于漢代初年。它們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國或楚地的人。我想蒙先生與袁先生說的都有道理，《山海經(jīng)》最早的文本應(yīng)該是巴蜀文人用巴蜀古文字寫成的，成書時代在西周以前。我們今天讀到的《山海經(jīng)》卻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后裔用中夏文字翻譯巴蜀文字在戰(zhàn)國中年編寫而成的，秦漢文人又進(jìn)行了穿鑿附會。
袁與蒙兩位先生都認(rèn)為《大荒經(jīng)》成書最早（4次提到巫山），究其原因，它是巴人自己用中夏文字編寫的；《五藏山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最遲，因為，《海內(nèi)經(jīng)》是由蜀地楚人后裔翻譯、編寫的，而《五藏山經(jīng)》卻是由秦漢時代的人穿鑿附會的。至于，《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楚地神話，有《中次十二經(jīng)》的“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海內(nèi)北經(jīng)》中的冰夷（河伯）等。前一條直接涉及楚地，后一條間接與楚地有關(guān)，這是因為移居蜀地的楚國貴族，他們應(yīng)該知道楚國的神話傳說，而傳之后人，所以其后裔在翻譯、編寫《山海經(jīng)》時，就把它們羼和進(jìn)去了。楚國立國在當(dāng)時已有數(shù)百年了，而《山海經(jīng)》沒有一處直接寫到楚國歷史神話的，這與屈原的《楚辭》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屈原是楚國人，他愛他的祖國歷史文化而受其
影響，而《山海經(jīng)》的作者其先祖因種種原因流落異鄉(xiāng)他國，楚國對他們就沒有什么吸引力了，而蜀國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家園。
從屈原的《楚辭》（《離騷》、《天問》、《九歌》、《九章》、《遠(yuǎn)游》、《招魂》）中考察，可以知道屈賦中所寫的神話故事與《山海經(jīng)》里所寫的相同者又極多，屈原作品里所寫的種種神獸及神樹，和《山海經(jīng)》里所描繪的有這么多融合之處，應(yīng)當(dāng)說是決非偶然，足以說明：在屈原之時巴人用中夏文字改寫的《山經(jīng)》與蜀地楚人后裔翻譯、編寫的《山海經(jīng)》先后流傳于楚地。這樣也就為屈原寫作楚辭提供了參照系。晚于屈原的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即源于蜀地楚人后裔翻譯、改寫的《山海經(jīng)．中次七經(jīng)》中有著名的瑤姬傳說：“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草”?？脊刨Y料證明：楚與蜀的戰(zhàn)國及秦漢時期的漆器和織綿等工藝品上的圖案往往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神話母題，而這些神話題材又共同取自于《山海經(jīng)》，亦可作為《山海經(jīng)》是巴蜀之地楚人用中夏文字編寫且大體上是完成于戰(zhàn)國中年的旁證。還有長沙楚帛書，出土于1942年，出土地點是長沙東郊子彈庫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楚帛書為四方形，中間有兩組文字，一組八行，一組十三行，兩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陰陽魚，四邊還有文字，并配有彩色繪圖。中間八行者稱甲篇，中間十三行者稱乙篇，四邊的文字與繪畫稱丙篇。甲篇的大意是：世界處于混沌狀態(tài)下之時，先有伏羲、女媧二神，結(jié)為夫婦，生了四子。這四子后來成為代表四時的四神。四神開辟大地，這是他們懂得陰陽參化法則的緣故。楚人實際上是把《山海經(jīng)》中的有關(guān)伏羲（太皞）、女媧、共工等（疑中原有類似的傳說）神話進(jìn)行了衍化，并加入戰(zhàn)國時代的陰陽五行，這樣就成了一篇楚人創(chuàng)世神話。篇中對南方大神炎帝、祝融、共工作了正面歌頌，這就是楚人的作品與巴蜀人的《山海經(jīng)》寫作目的的根本區(qū)別。《史記•楚世家》稱：“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楚人的先祖，相傳是黃帝和顓頊，而《山海經(jīng)》中記敘黃帝和顓頊的事也特多。據(jù)袁珂先生統(tǒng)計，其中記敘顓頊的事凡17處；記敘黃帝的事凡9處；經(jīng)中單言“帝”，而此 “帝”實該是黃帝的凡9處，這樣總共記敘黃帝的事是23處，連顓頊?zhǔn)?7處合計40處。
因此，黃帝和顓頊實在該算是《山海經(jīng)》的主神。自然，黃帝和顓頊?zhǔn)枪糯耖g相傳的有名的神兼人帝的神話人物，一直為多數(shù)國家和民族所共祖。但在戰(zhàn)國時代，實際上只有蜀、秦、楚三國相傳是顓頊之裔（《史記•秦本記》：“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而秦卻不具有除此證以外能夠編寫《山海經(jīng)》其他條件。對黃帝與顓頊的頌揚，這應(yīng)該是楚人與蜀人的共同社會心理。但長沙楚帛書并沒有提到黃帝與顓頊，這還是一個難解之謎。因此，《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黃帝與顓頊的事跡大部來源于蜀古文獻(xiàn)，而有小部分應(yīng)是編者根據(jù)其祖輩的口傳與其他文獻(xiàn)羼和進(jìn)去的。
最后，再從《山海經(jīng)》內(nèi)容上來確證其作者?！洞蠡奈鹘?jīng)》對西周王朝有敘：“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由此斷定《山海經(jīng)》絕不是周王朝寫的。《山海經(jīng)》這部神話了的歷史地理書，是以“都廣之野”為天下中心的，對于這一點來說，《淮南•地形訓(xùn)》竟作了肯定：“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雖然，那些歷代“中原中心論者”，并沒有直接否定過，但這不是說他們就不企圖否定，所以才有什么《山海經(jīng)》中的山“就是太行山，海就是東?！?，然而又找不到有力證據(jù)。先秦一些著述對《山海經(jīng)》引而不注明，即使是大史學(xué)家司馬遷對此也避（引）而不談，在當(dāng)時以“都廣之野”為天下中心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山海經(jīng)》凡涉及蜀國祖先有關(guān)的歷史神話，幾乎編在《海內(nèi)經(jīng)》里，無關(guān)的就排入《海外經(jīng)》中。這是古蜀人身在岷山（巴山）之谷為“蟲”時，站在內(nèi)陸海（湖）的西岸 ——都廣之野觀察宇宙人事的，因此造成了對華夏民族的始祖神炎帝不是正面歌頌，而僅是側(cè)面敘說。除了蜀人自認(rèn)為都廣“蓋天地之中”外，其他任何部落絕不會這樣說的。大禹、伯益雖然把《山海經(jīng)》從都廣之野帶到了中原，已由“蟲”變?yōu)椤褒垺?了，但卻受到了華夏民族的抵制，黃帝雖然是共祖，而大禹之父——顓頊卻不是中原華夏民族的祖宗。直到春秋時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還有所謂的“子不語神怪亂力” 說，其實質(zhì)是對產(chǎn)生于都廣之野的神話的漠視與曲解?！短接[》卷七十九引《尸子》稱：“子貢曰：'古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薄洞蟠鞫Y記•五帝德篇》、《韓非子• 外儲說左下》等書皆有類似的記載，因此造成華夏民族就沒有神話總集。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在孔子的春秋時代，大禹、伯益的口頭《山海經(jīng)》在中原已經(jīng)傳布了一千多年了。
古巴人居住在巴山與漢水間，有關(guān)其祖先的神話幾乎收在《大荒經(jīng)》中，無直接關(guān)系者收入其它經(jīng)中，《山經(jīng)》開篇曰：“南山經(jīng)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這是巴人用巴文敘述其西南的山與海的，并4次寫到巫山。
春秋時代，巴人當(dāng)時具有編寫《山海經(jīng)》的人才，但忙于軍事擴(kuò)張，后來又一直面對強(qiáng)大的秦、楚、蜀，戰(zhàn)國初年，不得不轉(zhuǎn)輾從漢水上、中游向南遷徙鄂西，再進(jìn)入川東，長年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加之立足未穩(wěn)，卻沒有完成這樣巨大工程的環(huán)境和條件。而楚人一直在尋求地區(qū)霸權(quán)，并企圖滅亡巴蜀，在這種情況下，楚人絕不可能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頌揚巴蜀的歷史神話，去造對自己進(jìn)行軍事擴(kuò)張不利的輿論。所以，楚國人絕不會翻譯、編寫《山海經(jīng)》的。但楚國的斗氏、楊氏、樊氏、昭氏等，皆在蜀國活動，其中一些部族，還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對巴蜀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斗氏在楚國為執(zhí)政大臣。樊氏、楊氏都是晉國貴族，因內(nèi)部權(quán)力之爭，不得不投奔楚國，再轉(zhuǎn)輾遷入蜀地定居。昭氏為楚昭王后裔，成為楚國三大貴族之一。昭氏世為楚大臣，其親族完全可能成為岷山莊王（先設(shè)云南楚雄，后遷四川滎經(jīng)）的人選，駐守蜀地。1980年新都戰(zhàn)國墓出土一件銅鼎蓋內(nèi)的銘文有“邵”（昭）字；滎經(jīng)墓葬、成都羊子山172號墓、青川墓群，均有相當(dāng)濃厚的楚文化因素。蜀國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正處于最強(qiáng)盛時期，“盛世編史”，也就提供了一種文化氛圍和豐厚的物資基礎(chǔ)，然而，蜀人語言文字的自我封閉性，自身是無法完成這一重任的。蜀王朝正是適當(dāng)?shù)乩昧诉@些懂“雅言”的楚國貴族為自己服務(wù)，完成了頌揚祖先、蔭庇后世的曠世杰作。
據(jù)上述：《山海經(jīng)》一書是由口頭流傳了漫長的時間，大禹時代又經(jīng)過伯益的口頭整理和加工，在巴蜀得到了進(jìn)一步的傳播。一當(dāng)巴蜀文字產(chǎn)生后，便由幾個部分薈萃，用巴蜀文字寫成簡書，秦滅巴蜀，《山海經(jīng)》文本落入秦人之手，呂布韋及門徒在《呂氏春秋》中藉此大肆引用，到西漢中葉《淮南子》又咨意發(fā)揮。所以，根據(jù)口頭文學(xué)用巴蜀古圖語文字寫成的《山海經(jīng)》成書時間應(yīng)是蒙文通先生斷定的在西周前期，即《山經(jīng)》由巴人在漢水上游完成；《海經(jīng)》大約在杜宇氏以前，完成于岷江流域的都廣之野，用中夏文字（漢語前身——雅言）編寫成的《山海經(jīng)》成書時間應(yīng)是袁珂先生推測的在戰(zhàn)國中年。其作者斷定是既識中夏文字又懂巴蜀古圖語文字的移居巴蜀的楚人——楚國貴族斗氏、楊氏、樊氏、昭氏等家族在蜀國的后裔，非他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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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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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圖書館目錄[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5]劉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圖書館目錄[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年2月版。
該文將發(fā)表于四川宜賓學(xué)院學(xué)報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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