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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的大功臣:中將參謀長劉宗寬 劉宗寬，生于1905年，黃埔軍校3期。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任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中將代理參謀長。我二野大軍發動入川戰役之前，劉給蔣介石在用兵上造成“錯誤判斷”——蔣以為解放軍會從川北進攻，先占成都，再下重慶，故決定對北面作重點防御，除配備主力胡宗南部的14個軍外，又把另一主力羅廣文兵團的3個軍也調了上去，這樣北面雖得到加強，東南面卻露出空檔，結果被二野大軍鉆了進來，造成全線崩潰。 1949年8月29日，歌樂山林園蔣介石主持軍事會議，向眾將領提問“共軍的主攻方向將在何處？”，會場沉默。誰也不敢輕易表態。參加會議的有張群、胡宗南、錢大鈞、宋希濂、楊森、劉文輝、羅廣文、沈策等將領。 半晌，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怯生生說:“從歷史上考查，三國時鄧艾伐蜀就是由陜入川。歷代兵家入川，多從川北而來，當然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險阻，不便用兵。現川陜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軍展開。因此，學生以為共軍將從川北過來……” 他的這番話引起眾將領特別是胡宗南的贊同。蔣介石邊聽邊點頭，因為這符合他自己的判斷:“川東地勢險要，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十分困難，且其側翼的湖北、湖南，尚有白崇禧作屏障。川北雖地形復雜，但自古從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這條路，川陜之間有公路干線相連，特別是關中地區，有暢通的鐵路線直通，可解決大兵團作戰之補給。” 沈策的發言增強了蔣介石的信心，他自以為高明地下結論:“從各方面情況看，川北是共軍進攻的重點，防御必須加強，秦嶺防線一定要守住，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擅自后退。另外，必須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筑第二道防線。羅廣文兵團應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區，作好向川北機動的準備。” 根據這一錯誤判斷，西南長官公署向各兵團下達命令，“為保衛戡亂基地四川，爭取長期持久的防御戰略，北面自大巴山、米倉山沿摩天嶺之線，利用地形阻殲匪軍于境外……” 沈策發言的幕后策劃人，是劉宗寬。 劉宗寬時任西南長官公署中將代理參謀長。蔣介石由穗飛渝后，長官公署頭目張群指定劉作情況判斷的匯報。為誘蔣上圈套，劉斷言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由陜入川，建議把防御重點由川東移向川北。為避免蔣介石猜疑及宋希濂等人的反對，劉耍了一個“花招”，讓沈策事先閱看這一匯報，因它對胡宗南有利，并讓沈策代他發言。果然，匯報即出，胡宗南就大力呼應，得到蔣的首肯。 此時的劉宗寬家，住著二野參謀長李達派來的情報人員。 林園會議后，劉宗寬利用代參謀長的大權，搞了一個川東防御部署，表面上看像銅墻鐵壁，層層設防，無隙可鉆，實際上他已暗施手腳，有意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地區開了個大口子。翻開劉宗寬的布防圖，名義上在此設有“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實際上是個空架子，所謂“綏靖指揮部”的司令即該地區專員，所轄部隊純系地方保安團隊，無國民黨正規軍，而這一地區看似歸“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宋希濂管轄，但劉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確，使宋希濂想管又管不著。 而二野大軍正是按劉宗寬的設計，從這個空檔打進四川。 劉宗寬把羅廣文的15兵團調到川北，未等羅部喘氣，他又趁劉鄧大軍已從秀山、彭水入川，將羅廣文部從川北星夜調回川東，使其疲于奔命，喪失了戰斗力，繼宋希濂之后，在白馬山一帶遭到解放軍痛擊。11月下旬，重慶即將解放的最后時刻，蔣介石下令調集800輛汽車入川，接胡宗南第一軍主力來守衛重慶。劉宗寬得知后，立即安排二野情報人員持西南長官公署護照，化裝成國民黨軍官通過重重防線，將情報送達二野前線指揮部。解放軍得報后，加快進軍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軍剛運到重慶，就被擊潰。 到11月28日，蔣介石與張群仍不知道劉宗寬的真實身份，將率領西南長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給他。劉命令總務處長率部先走，自己則隱藏起來。30日重慶解放后，劉才公開站出來迎接解放大軍。 1924年，19歲的劉宗寬從陜西第二師范學校畢業，因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反對軍閥割據，投筆從戎來到楊虎城部下。不久，聽說要選送一批青年軍官報考黃埔軍校，人員已定，劉斗膽去見楊虎城。楊嚴肅地說:“小伙子，那可是參加國民黨啊，要殺頭的！”劉大聲回答:“我不怕殺頭！”楊虎城笑了，答應添上他的名字。 劉考取了黃埔3期。在這里，他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入理解，對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等十分敬佩。1926年1月畢業時，校長蔣介石擬留劉在嫡系部隊任職，劉卻堅決要求返回楊虎城部。 1934年，楊虎城保送劉到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二期深造。西安事變爆發第二天，南京政府將劉宗寬等西北籍學員作為人質扣押，直到事變和平解決才釋放。1937年8月，劉從陸大畢業，成績名列榜首，被譽為“武狀元”。蔣介石任命他為軍委會少將高級參謀兼駐湯恩伯部聯絡官，劉宗寬因不滿蔣羈押張學良、擠走楊虎城，拒絕受命，回到陜西。 這兩次拒絕惹惱了老蔣，從此結下梁子。 1941年，劉宗寬任陸軍暫編15師師長，在駐合陽防守黃河期間，他發現有些軍官不思抗戰，竟走私販毒，便將為首的團長扣押，解送西安。胡宗南大發雷霆，認為劉是有意令其難堪，當即羅織罪名，反誣他“走私販毒”，將劉逮捕，一年后押解重慶。蔣介石大筆一揮:“一律槍決！”幸虧劉的老師韓兆鶚等多方奔走，并請馮玉祥、于佑任等西北籍元老出面求情，才改判為服刑13年，關押在重慶陳家橋監獄。兩年后，因抗戰軍事人才缺乏，劉被保釋出獄，任重慶衛戍區參謀長，其間，劉秘密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 1945年，劉先后受到周恩來和葉劍英接見，敦促他加入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6月內戰打響，重慶行營長官張群任命劉為參謀處處長。劉想辭職，希望到延安解放區工作，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通過內線關系向他轉達了意見，要求劉一定要接受任命，潛入敵營，埋伏待命，為人民解放戰爭當一名特殊戰士。 1949年5月，劉宗寬的同鄉好友房顯志突然來到重慶，原來他是二野派來的聯絡員。劉與房密切合作，起到了“勝過雄兵十萬”的作用。 重慶解放后，二野參謀長李達接見了劉宗寬，代表劉鄧首長對他為解放重慶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劉伯承贊揚劉宗寬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劉宗寬在軍事上有真才實學，他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身穿黃馬褂，頭帶綠帽子”的人物(黃馬褂即黃埔軍校，綠帽子即陸軍大學)。1950年底，劉伯承請纓創辦軍事學院，特邀劉宗寬任該院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1956年冬，軍事學院掀起了一場旨在批評劉伯承與肖克等人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劉宗寬被迫改行，轉業回川。 “文革”開始后，劉宗寬的家庭成為重慶市首批被抄家的，其夫人也在十年浩劫中去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為劉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劉宗寬任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 劉將軍育有6個子女，除一個在民國時期因病夭折外，其他5個都在不同領域為人民服務。劉為5個子女取名，在最后一個字上別具匠心，表達了將軍熱忱的愛國之心——新、中、國、非、凡。長子劉同新現為四川省文史館副館長、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黃埔同學會成員。五子劉同凡現為重慶巴蜀中學歷史教師 逝世前，我黨接受了他的申請，并派中共重慶市委領導人親赴病榻前，向老人告知他的入黨消息。 1992年7月29日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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