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玉門關考-中國長城網(wǎng)

一、故玉門關與新玉門關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班固注云“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云“玉門關在（龍勒）縣西北一百十八里。”殿本《元和郡縣圖志》及《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俱同。敦煌石窟保存的晚唐抄本《沙州志》（S?788）及五代寫本《壽昌縣地境》（散1700）和《沙州歸義軍圖經(jīng)略抄》（P?2691）亦載此關，但將距壽昌城里數(shù)誤作“一百六十”。［1］此關建于西漢武帝時，約廢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即公元51年。說見后），史稱故玉門關或古玉門關。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瓜州晉昌縣下載“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2］此為唐人著錄的另一玉門關。此關在故玉門關東450余里，因置于故玉門關之后，可稱新玉門關。五代與北宋，玉門關似又東移，屬唐以后事，本文暫不枝連。
以上兩所玉門關，建立有先后，位置分東西，雖同名而并不相混。世人熟知者為舊玉門關，至于新玉門關，其建置年代及所在位置多不甚了然。古代史籍及古人詩文多有言及“玉門”或“玉門關”者，由于世人對新關不甚清楚，或以舊關釋之，既乖于地望，復謬于史實。蓋皆由莫辨二關地望之異，東西之別，不得要領，姑妄言之，成為我國歷史地理學及我國文學史上一椿懸案。
近百年來，不少學者發(fā)現(xiàn)了問題，乃從事于新玉門關之考證。但諸說不一，迄無定論。余近年從事瓜沙歷史地理研究，認真研讀諸家論述，進一步通過實地考察，加以驗證，有些新的見解。不敢自以為是，寫出來就教于方家。

前人對新玉門關址的推測

新玉門關的位置，明清以來有三說：
1.說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此說見《大明一統(tǒng)志》卷三十七＜陜西行都指揮使司?關梁＞條。
2.說在今安西縣東百余里之雙塔堡東北。此說以陶保廉為代表，見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十一月初九日”記事。
3.說“唐初玉門關在瓜州（宇按，此指鎖陽城）西北五十里之瓠芒河上。后遷至瓜州城近處。”此說以嚴耕望先生為代表，見嚴耕望著《唐代交通圖考》卷二，436-440頁。
以上三說，《大明一統(tǒng)志》之說并未引起人們重視；嚴耕望先生之說，雖傾向于在鎖陽城西北，但亦疑有空降河下游之雙塔堡東，又疑在小王堡（當?shù)胤Q小宛堡）之西，還提出了初唐以后移關于瓜州城近處的推測。數(shù)疑俱存，未作決定。叭陶氏這說影響最大。林??《西北叢編》［3］、閆文儒《敦煌史地雜考》及《河西考古雜記》［4］等文都對陶說加以推介，或又進而有所申論。閆文儒先生作為考古專家而又親赴雙塔堡一帶考察，著文肯定陶說“最為可靠”。其文為今時學者頻頻引用，或又加以闡發(fā)，影響頗大。1992年出版的《安西縣志》則逕指雙塔堡為唐玉門關。于是陶氏之說幾成定論矣。
陶氏于所著《辛卯侍行記》卷五之＜十一月九日＞記云：
“初九日，卯出布隆吉爾堡東門，繞向西。二里，出舊城北門。三里，過小河，即布隆吉水也（原注：“發(fā)于城西南三十余里柳湖之七星泉”），北有草灘。四里，上小坡。三里半逾一渠，■北曰權家堡。四里半，道北有遠村（原注：“問是潘家莊”）。六里，月牙湖墩（原注：“南有草湖，野馬溝所潴也”）。十四里過窟窿河（原注：“蒙古稱札噶爾烏珠，水出土胡盧村南，相傳水中多有大穴，西北流”。）唐時玉門關遷此（原注：“岑參《苜蓿烽寄家人》詩：‘苜蓿烽邊逢立春，胡盧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注云‘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盧河上狹下廣，洄波甚急，上置玉門關，西域襟喉也’。又，《元和志》：‘晉昌縣東二十步有玉門關’）。今堡空無人（原注：‘雍正六年筑，周一里一分’。）把總及土民二十余家均在堡外。”
陶氏推測的唐玉門關在布隆吉堡西37里，雙塔堡東北，當土胡河與疏勒河會合口之西側。其西南之雙塔堡，陶氏推測為唐之晉昌縣故址。陶氏的推測，并非由于發(fā)現(xiàn)了唐晉昌城及玉門關遺址確在于此的證據(jù)，而僅僅是根據(jù)《元和志》所載瓜州治所晉昌縣東去肅州、西北沙州的里程作出的比定。《辛卯侍行記》卷五＜十一月初八日＞自注中有如下的說明：
“《元和志》：‘瓜州晉昌縣本漢冥安縣，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肅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宇按，清安西州城即大灣舊城，在今安西縣城東北三里，城垣仍存。）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時，考古者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口為唐瓜州（宇按：此指今六工村西之破城子），則東距肅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二百一十里，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遠。俞浩《西域考古錄》疑之，以布隆寺為唐瓜州，繼又云“在雙塔堡”，則近似矣。蓋布隆吉東距肅州五百里，較《元和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較《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雙塔堡，則距肅距沙較《元和志》各多數(shù)十里。近代，有司定驛程，報部之數(shù)，率浮於實量之數(shù)。以是核之，雙塔堡之去肅、沙，與唐瓜州之東西二至道里不甚懸殊也。”
從陶氏的說明中可知，把唐晉昌縣城定在雙塔堡，除了東距肅州、西距沙州里程“不甚懸殊”之外，別無其他證據(jù)。陶氏根據(jù)肅、瓜、沙三州里距之比定而作出的推斷其實并不可靠。岑仲勉先生指出：
“按依《侍行記》所載，雙塔堡至安西一百三十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余里，比《元和志》多八十余里，而肅州至雙塔堡五百廿二里，比《元和志》祗多四十里，仍是左右未均。況古地理書傳久失真，里數(shù)多誤，《元和志》亦所不免。總須旁證他說，方可得其通。《通典》一七四“瓜州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宇按，“本篇”指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校正道里，肅州至瓜州應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后者比《通典》少廿里，未見得雙塔堡之比定較優(yōu)。”［5］ 
問題尚不止于此。尤其讓人生疑的是雙塔堡處既無古州縣城址及瓦礫陶片散片，附近又沒有漢唐州縣城必有的同時代墓葬群。據(jù)乾隆初《重修肅州新志?柳溝衛(wèi)冊》記載，此城系雍正六年所筑。時在雙塔一帶駐軍，置千總衙門，因筑堡城，遂有雙塔堡之名。此堡規(guī)模不大，同書、冊記云：“城周圍一里一分零，高一丈八尺，寬一丈七尺。南北城門二座，各有城樓。”督工建造者為吏部文選司郎中馬爾泰及光祿少卿汪隆。筑堡之時，此地并無古城遺址，僅其西三里及六里處小山上各有故烽火臺一座，督工者汪有隆有《雙塔堡》詩云：“塔影參差舊跡荒，營屯卒伍啟新疆。雪烽南聳當山客，紅日東來照女墻。草色滿郊千騎壯，河流雙匯一川長。幽情更愛禽魚盛，閑向溪林釣獵忙。”（《重修肅州新志?柳溝衛(wèi)冊?藝文》）近處景致提到了“塔影舊跡”，“河流雙匯”以及“草色”、“禽魚”、“溪林”；遠處景致則說到了“雪烽南聳”、“紅日東來”。卻不曾提到此地有古城廢垣。若當?shù)乇居泄懦菑U垣，正堪憑添今昔興替之慨，詩人豈能漠然放過一著一字？閆文儒先生到此人考古調查，除見到清雍正六年新筑的雙塔堡城之外，也未發(fā)現(xiàn)古城及古墓葬群遺址。向達先生指出：“唯今雙塔堡、亂山子一帶僅余古烽墩二，其他遺跡悉化云煙，關址所在，疑莫能決。”［6］可見陶氏之說，并不足視為定論。
另一方面，從唐代瓜伊驛道徑行路線進行評量，玉門關亦不合置在雙塔堡。
唐代瓜伊二州驛道，是從瓜州城（今鎖陽城）向西北，115里抵常樂縣城（今安西縣六工村破城子），［7］北入莫賀延磧路（又名“第五道”，見敦煌遺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卷第三》“新井驛”、“雙泉驛”等條），又西北785里抵伊州（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哈密市）。［8］唐之玉門關，即置在瓜州往伊州驛道之首途?D?D瓜州城至常樂城之間，唐僧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玄奘西行求法，行抵瓜州，“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廬河，上廣下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又記玄奘“與少胡夜發(fā)，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關。云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余，傍有胡桐樹叢，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此云玉門關在瓜州城北50公里。按常樂縣在瓜州西北，伊州又在常樂縣西北。就驛道取向來說，玉門關當在瓜州城西北為是。而雙塔堡則在瓜州城西北為是。而雙塔則在瓜州城的東北方向100里。［9］一則方位不合，二則里程過于懸殊。自瓜州城往常樂縣直趨西北為程115里，若繞道雙塔堡再赴常樂以入莫賀延磧路，其行進路線則是先東北、再西南、又西北，里程遠達270余里，枉作轉折，勞力耗時，有何必要？退一步說，若從雙塔堡直指西北不再繞道常樂而趨伊州的話，就地形論之，則當自雙塔堡直插紅柳園（唐烏山烽）入莫賀延磧咱。然而雙塔堡至紅柳園間二百里，從唐至今皆無通行驛路，漫漫戈壁，既無水草，亦無驛站，行旅無所補給，故漢唐以來無就此道而行者。由此可知，作為“西境之襟喉”、瓜伊驛道“路必由之”的玉門關，必不置在并不當?shù)赖碾p塔堡。

新玉門址的重新考定

近年來，筆者在對瓜州歷史地理考察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概念，即：唐玉門關必置在瓜州城至常樂城（即鎖陽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間，位置當在鎖陽城的西北而非東北。推測其所在，當在鎖陽城、北橋子及踏實鄉(xiāng)破城子之間三角地帶范圍內。于是我把這一三角地帶確定為重點考察地段。這一地帶如今大部分退化為鹽堿荒灘，古代遺址頹毀嚴重，高地遍布鹵殼圪??，低地沮洳泥濘。汽車不易通行，步行亦甚艱難。我多次進行踏察，仍不免多有遺漏。因此提請安西縣博物館的朋友注意這一地帶，建議他們在這一地區(qū)注意查找。1996年8月，我又云安西考察，同安西極旱荒漠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管理處寧瑞棟處長談到唐玉門關遺址問題，他很同意我上述的看法，并回憶起轎子鄉(xiāng)西北15里馬圈村西有兩所相近的古城遺址，正處在我所指出的三角地帶重點考察地段之內。
8月15日下午，我同寧瑞棟處長、潘發(fā)成工程師及安西縣博物館李春元、李旭東同志一同趨車前往察看，果然是兩座大小不同又錯落毗鄰的兩所古城遺址。
小城筑在一古河道西岸。東西二垣各長60m，南北二垣各長68m，平面占地4080m2。東垣下臨古河道，由于河水侵蝕而大段坍毀。另外三面即西、北、南垣外有護城壕環(huán)繞。城內西南隅間隔出一小型子城，北墻及東墻各長19.5m，子城平面380m2。此城四面城垣及子城墻垣絕大部分已坍毀成土垅形，殘高2.5m。僅北垣東端還殘存一段夯筑原墻。殘長4.4m，殘高82cm，頂寬1.4m，夯層厚15cm。寧處長回憶其十年前多次到此，此墻尚高約4m，長、寬亦倍于今。十余年來，牛擦羊刨，毀壞益甚。
小城西南30米許（合二十步），有一大城，東垣因臨河水浸，全已坍毀；南、西、北三面城垣猶存土垅。余步測其西垣長約260m，南垣長約220m，城址呈長方形。平面占地約57200m2（圖版二）。如此規(guī)模，在漢唐時期之河西地區(qū)，相當于縣級城址。［10］城址內外鹽堿侵蝕嚴重，鹵殼累累、遍地棘，一如小城狀況。
以上大小不同的兩座城址，東西錯落相鄰，乍見之際驚喜異常。忽憶《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典?陜西行都司肅州衛(wèi)古跡匯考》云“晉昌廢縣，在故瓜州北。本漢宜（冥）安縣，屬敦煌郡；隋改常樂縣；唐改晉昌。”及《元和郡縣圖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之語，揆以二城規(guī)模之大小、次居之方位、靠近之距離，唐之晉昌縣城及玉門關城驀然闖入眼前！數(shù)年來，余一直尋找而不見蹤影，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今日幸從寧瑞棟先生指點中得來，奔波勞累立時頓消。
小城在大城東北“二十步”，正是唐玉門關城。城內西南隅之子城，當為關官衙城。城東古河道，必即玄奘所說“上置玉門關”的“瓠廬河”、岑參詩注中的“胡盧河”。此河從小城東南26里壩灘亂泉處發(fā)源，發(fā)源處西南15公里即鎖陽城（唐瓜州城）。西流10里抵南壩（在堡子村南4里，鎖陽城北12里），折西北7里過頭壩南側，又西北10里至馬圈村南，又西2里抵馬圈村小古城（唐玉門關城）東南，北過小古城東側，折西北，穿過平湖、蘑菇糟及野糜子湖，抵截山（唐常樂山）南麓計20里；沿山南麓向西南流，24里至青山子人黃水溝。又西南流18里過雙墩子（唐烽火臺）南：又西南21里至牛橋子；又西南5里至土墩子南（土墩子為唐宋佛塔）；又南17里抵蘆草溝峽谷南口，此峽即常樂山與懸泉山分界溝；西北穿山10里抵峽谷北口；北流18里，至階亭驛南，折向西北，22里至T.37.e烽燧（即唐代之廉遷烽，地理座標：X16702.8，Y4484.25）；過漢長城，又西北2里散入沙磧。此河全長220里。這條古河，由于都河引水干渠廢棄，水源頓減，上游自源頭抵平湖一段，河水斷流，河道廢湮，面貌改觀；其中游因得到沿途諸泉補給，尚未斷，但水量甚小，至十墩子以下，水量稍增；下游的蘆草溝北口之東北三里滲入地下。此下尾閭段亦斷流無水，河道廢毀變形，寬窄不一。所幸者在于，通過考察，這條具有歷史地理意義的古河道畢竟得以復原。
復原后的這條古河，又正好同敦煌遺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卷第三》（原編于武周萬歲通天元年，開元以來續(xù)修）所載之“苦水”恰恰相同，實為同一條河。今引《圖經(jīng)》所載原文，別加對照解說如下：
苦水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宇按，即今東壩灘亂泉處，東南距鎖陽城正好15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宇按，即今南壩段，南距鎖陽城12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宇按，此指自南壩抵牛橋子段，長120里，但自南壩南至野糜子湖共39里一段，實為向西北流。至野糜子湖抵常樂山南麓，此水由于受到山體的阻擋，才不得不隨著山體的走向折向西南流。從野糜子湖西南流至牛橋子，長81里。合前39里共120里。《圖經(jīng)》未細述，大略而言，謂之“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牛橋子北臨瓜州口子，循瓜州口子直通山北六工古城，即常樂縣城。與《圖經(jīng)》所記正合。）號為苦水（嚴耕望先生云：“余頗疑‘苦’為‘瓠廬’之合音。”見嚴著《唐代交通圖考》第二卷439頁注。嚴說至確。苦水，正是玄奘夜渡的瓠廬河。苦，溪紐（K‘），姥韻；瓠，匣紐，模韻。溪、匣二紐古可通，如瓠從‘夸’，本溪紐，至今不少方言仍讀溪紐，音K‘u。瓠廬二字，余疑當是突厥語舊名‘喀刺’之譯音，原義為“黑色”。既寫作‘瓠廬’，遂引起葫蘆形狀之聯(lián)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謂有‘上狹下廣，洄波甚急’是也。又此水上游土地，約在唐高宗末期已趨鹽堿化，水質變苦，遂又就‘瓠廬’二音合并簡化為‘苦’，既保留了‘喀刺’（即‘瓠廬’）原音的影子，又有了表明水質的含義。但是，幾經(jīng)變名去‘喀刺’（黑色）本義愈來愈遠，后人竟不悟苦水即瓠廬河矣。）又西行卅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南（此指今牛橋子至土墩子段。今依實校之，‘卅’當為‘五’字之誤，“南”字當為“北”之誤［11］）；西北流15里人常樂山（宇按，此指今土墩子以西至蘆草溝峽谷南口段）；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宇按，階亭驛在蘆草溝峽谷北口之北18里。地理座標X16706.2，Y4470.15），即向西北流；至廉遷烽西北（廉遷烽即T.37.e烽燧，地理座標見前），廿余里散入沙鹵（此指階亭烽至長城北之尾閭段，長24里）。”
此記苦水源頭在“瓜州東北十五里”，“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以及“西北流……人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即向西北流”，“至廉遷烽西北，二十余里，散入沙鹵”等，與馬圈城東之古河道一一吻合，必系同一河流無疑。因知此河唐初名瓠廬河，武周時期名為苦水。航片顯示，鎖陽城往馬圈小城確有遺跡。其道，出鎖陽城北門，向西北有一凹槽，即古驛道之切跡，經(jīng)平頭樹村東向北，抵黃水溝（古渠遺址），雙西北過黃水溝抵馬圈小城。自鎖陽城抵馬圈小城為24里；北過苦水（即瓠廬河），西北抵截山子南麓土圪塔灣（截山子自東北趨西南，長150余里，即唐之常樂山），此處有古烽火臺遺址，殘高1.5m。自馬圈小城抵土圪塔灣17里（土圪塔灣向北有小道，循峽谷入常樂山，峽谷今名轎子口子；循峽谷向西北亦可出山），驛道則由土圪塔灣向西，沿常樂山（截山）南?蹋?經(jīng)青山湖南側，又西至八楞墩46里。此墩為漢?D?D唐烽火臺，殘高12m，疑此烽或即唐之苜蓿烽。岑參《題苜蓿烽寄家人》詩“苜蓿烽邊逢立春，胡芒河上淚沾巾”當是寫這一段旅程。自玉門關抵八楞墩63里，可一日程。從八楞墩向北入常樂山，又有峽谷通山北，今名十工口子，自南口抵北口，長11里。又從北口向西北，31里抵六工破城，即唐常樂縣城。自瓜州城由此路向常樂城，今里程為129里（24里+17里+46里+11里+31里＝129里），折合唐里為115.2里，［12］與《元和志》、《沙州歸義軍圖經(jīng)略抄》及《及平寰宇記》所載常樂縣云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合。
或問：此既推斷馬圈小城為唐玉門前，鎖陽城為唐瓜州，但鎖陽城抵馬圈小城僅24里，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瓜州城北“五十余里，有瓠廬河，上置玉門關”之語頗不合。豈有說乎？余曰：瓜州城（鎖陽城）正北40里（折唐里不足36里）即常樂山。查此山中，峰巒交錯、山谷零亂，絕不見河道蹤跡。瓠廬河安得橫陳山中？以實校之，謂瓠廬河及玉門關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必誤無疑。度其所誤，不外二因：其一，“五十余里”本是玄奘聞之于“人或報云”，容有不實，何必定準？近人信以為實，曲為之解。據(jù)“與光胡夜發(fā)，三更許到河”之文，以為夜間行走較慢，三更計6小時行進50多里可信。然而《傳》云“夜發(fā)”，豈必日落即發(fā)？玄奘西行，本系偷越，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所謂“國家法，私向外國，罪名極重。”故知玄奘出發(fā)之時自應在夜深人靜之后，古人云“人定亥，夜半子”。亥時為夜9、10點鐘；子時即三更，為夜11、12點鐘，假設夜10點多鐘動身，12點（三更）到河，兩個多小時夜間行走諒不過20余里，同鎖陽城抵馬圈小城24里正合。其二，頗疑“五十余里”，本作“二十余里”。“二”訛作“五”，故今本作“五十余里”。古籍“二”、“三”、“五”形近互訛之例何煩悉舉？“二”字上下橫畫之間若有墨污，頗易釋作“三”或“五”。今鎖陽城北抵截山子僅40里，西北抵馬圈城及瓠廬河僅24里，用以校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謂“五十余里”，正應作“二十余里”。《明一統(tǒng)志》“玉門關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方位正確而里距略短，但較《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接近實際，值得參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對考證唐玉門關方位固然十分可貴，但是，其中也的確存在著若干不實之詞。“五十余里”之不實，可據(jù)瓜州城（今鎖陽城）北距常樂山（今截山子）唐里不足36里之實予以勘正。或以為原文本為“二十余里”，傳寫致誤，謬不出自玄奘亦屬可能，但下舉之謬，必出自玄奘口述無疑：
《傳》云瓠廬河“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唐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亦有此語，一字不發(fā)。此誠大言夸張，去實遠甚。按瓠廬河水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眾泉出露地帶。此處泉流，乃是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滲漏入地二次露頭之水，水量有限；此河上中游皆在截山以南，這一帶，為細土平原，地勢較低，坡度平緩，河流緩慢，河床下切不深，瓠廬河何至于“洄波甚急，深不可測？”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本文證之，亦知此河并不“深”、“急”。《傳》云玄奘與一少年胡人三更許至河，“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設使水深流急，僅以二人之力更在暗夜之中摸索操作，豈能遽而成橋？試問，二人在丈余寬的河上架橋，此橋又足以承受馬足、不至踏穿陷蹄，需要砍伐幾多丈余長的樹干，需要芟刈幾多樹枝雜草，需要挖掘、搬運幾多土方？二人短時間居然能在丈余闊的河上架橋“驅馬而過”，吾知此河絕非“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宋程大昌曾指出：“僧玄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也”。［13］此云瓠廬河水深流急，亦夸大之辭，飾言西行之艱難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之所云，豈可盡信哉！

新玉門關建置年代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最早對新玉門關的位置作出明確（但欠準確）的記載，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又一次指明位置，知此關存在于唐代無可置疑。然而此關并非唐代始建。《隋書?地理志》敦煌郡常樂縣注已指出常樂縣“有關官”。隋常樂縣故址即唐晉昌縣。《新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縣條指出，晉昌縣本隋常樂縣，“武德五年更名”，所謂“更名”，乃謂僅改縣名，未移治所。余意前述馬圈村西大小二城之大城即隋常樂縣，故晉昌城。向達先生早已指出：“隋常樂有關官，其治所為玉門關無疑也。”又相《隋書?西突厥傳》云：
“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shù)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東保時羅漫山（宇按，即今哈密市北巴里刊山及哈爾里克山）。高昌王?L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宇按，向氏本中國人，嫁西突厥泥利可汗，生子達漫，繼位為處羅可汗），馳至玉門關晉昌城。”
向先生指出，“《隋書》亦云玉門關晉昌城，是自長安西去，必先至玉門關而后抵晉昌，與《元和志》所記合”。［14］今驗以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東北，大城居西南，二城相去20步，據(jù)《元和志》玉門關在晉縣東二十步之語，知東北小城即隋玉門關，西南大城則為隋常樂縣，唐代改常樂為晉縣，玉門關則沿置未改。如此看來，新玉門關隋代已確乎存在。
法國漢學家沙畹著《新坦因在東土爾其斯坦沙漠所獲中國文書考釋?序論》中提出漢武帝太初年代以前的玉門關在敦煌以東的新說，我國王國維先生在《流沙墜簡?序》中亦造成沙畹之說。向達先生著《兩關雜考》駁之，［15］沙畹之說已被否定。最早的玉門關為西漢所置，在敦煌西北確然無疑；后來玉門關東移，也已是學界公認的事實。問題是玉門關何時東移，至今尚未解決。向達先生雖指出隋代的玉門關已在常樂縣東，并不認為東移的玉門關始建于隋代。他認為“玉門關之東徒與伊吾路之開通當有關系”。接著他引證《周書?高昌傳》及《北史?高昌傳》關于伊吾路的記載，以及《晉書?高昌傳》關于伊吾路的記載，以及《晉書?呂光載記》和《晉書?涼武昭王傳》已透露玉門關在敦煌以東的信息作出推測道：“玉門關之東徒，或者即在典午末葉，五涼鼎盛、伊吾路開通之際亦未可知也”的推測，可異此論未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并沿著向先生的思路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討論新玉門關建置年代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舊玉門關廢棄于何時。這是由于就其呵察職能、關名及關址移動來看，新玉門關乃是舊玉門關的遞替。舊關不廢，無又置新關之理；西址不廢，亦無更建東址之理。由此推之，新關之置，必在舊關罷廢之后，二者不得并時兩存。弄清舊玉門關罷廢的時間，也就為新玉門關始建的上限找到極限，同時，也為新玉門關的建置找一驪個必不可少的前提。
東漢建國初期，盡快于內戰(zhàn)及內政，“未遑外事”，無力西顧。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十月“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后漢書?光武帝紀》）。敦煌郡邊塞的宜禾、中部、玉門、陽關四都尉皆當奉詔一時而罷。但玉門關作為呵察出入的關卡容或繼續(xù)存在。至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宮與楊虛候馬武上書請伐北匈奴，光武不聽，曰：“今國無狀況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乃“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詡幣以禮匈奴之使”（見《后漢書?臧宮傳》。這就是說，在“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五年后，才關閉玉門關。自西漢武帝以來存在140多年的古玉門關，在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終被罷廢。那么新玉門關的建置。必在是年以后。
伊吾路的開通，肇始于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彤出高闕，車騎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廬城。”此役，漢軍曾越過天山，追虜至蒲類海（見同書＜竇固傳＞＝。表明這一年伊吾路已基本打通。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竇固大軍再次北征，出昆侖塞，經(jīng)伊吾、逾白山、過蒲類海、破東師，又在車師前后部置西域都護、戊校尉與已校尉（見《后漢書?明帝記》永平十七年條）。至此，伊吾路則全線貫通矣。不過東漢之世，此道不稱伊吾道而稱“新道”，《三國志?烏丸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從玉門關西北出，經(jīng)橫坑，辟三隴沙龍堆，出五船北（宇按，五船，即“莫賀延”之西漢充音，指莫賀延磧），到車師戊已校所治高昌，轉西漢元始二年戊己校尉徐普欲開而終西漢之世竟未開通的“新道”（后世亦稱“五船道”）；《北史?西域傳》始名伊吾路；唐代則稱“莫代則稱”莫賀延磧路”，又稱“第五道”。此道比起白龍堆道，里程幾近一半，又避開了白龍堆險途，沿途且多水草，方便易行，理所當然的取代了白龍堆道成為東漢與西域交通往來的主要通道。《后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諸國除鄯善、拘彌、小宛、精絕數(shù)國之外其余條支、安息、大秦、于闐、疏勒、車師等二十余國多由此路而通中國。在這條道路通往內陸的要扼之處設關稽查自然被提到日程上來。新玉門關的設置，便是這一形勢需要的產(chǎn)物。而新玉門關的出現(xiàn)，恰好正是在永平十七年。
《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逐上車師”。《后漢書?竇固傳》記此役則曰：“復出玉門擊西域。”這里說的“玉門”，正是昆侖塞東南九十里、北臨伊吾道，西接酒泉道的新玉門關。前人由于對新玉門關的認識模糊，誤以為指酒泉郡的玉門縣。但兩漢時期酒泉郡玉門縣在今玉門市北部的赤金堡，西距昆侖障450里，既遠離伊吾道，又不屬敦煌郡，與實際是從敦煌境出塞殊不相合。又據(jù)懸泉置出土“酒泉郡驛置道里簡”載：“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此簡編號90DXT102，見何雙全《敦煌懸泉置和漢簡文書的特征》一文），可見從玉門縣向西只有通過淵泉縣進入敦煌郡境的驛道，并沒有折向西北斜插伊吾的道路。對于竇固大軍所出的“玉門”，沒有理由判斷為酒泉郡的玉門縣，據(jù)理緣情足以判斷為新置不久的東玉門關。＜竇固傳＞永平十七年“出玉門”的記載，恰恰透露了東門關確已建立的消息。
綜觀《后漢書》的有關記載，東玉門關的建立，除了同伊吾道的開通有關，還應同“使護西域”中郎將的建置有關。＜班勇傳＞云“昔永平之末，始建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這位“初遣”的中郎將不是別人，乃是鄭眾。＜鄭眾傳＞記鄭眾被“召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已校尉，眾發(fā)兵救之。”考鄭眾受命為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及改任中郎將，即在永平十七年。由于上年伊吾道已基本開通，故永平十七年擊車師的大軍皆從敦煌東境昆侖塞循伊吾道北出，并不經(jīng)過敦煌。所以鄭眾實際上是剛到敦煌郡東境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接到了任為中郎將“使護西域”的任命。只因昆侖塞屬敦煌郡地，所以＜鄭眾傳＞泛言之曰“至敦煌”。又＜耿恭傳＞記范羌迎耿恭自疏勒城東歸，“虜兵追之，且戰(zhàn)且走。吏士素饑困，發(fā)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殃，（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門，唯余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李賢注云：“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jù)《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李賢根據(jù)《東觀漢記》“至敦煌”的記載，正確地指出此所謂‘玉門’實為玉門關，可謂卓識。然而以為此關在唐之沙州為西漢之故玉門關，則又失之誤斷矣。耿恭自車師后部疏勒城東歸，本來有三條路線可走，一是沿天山北麓東行，南過天山，經(jīng)伊吾入昆侖塞；二是從車師后部南越天山抵高昌壁，折東經(jīng)伊吾屯城、東南入昆侖塞；三是從車師后部南抵高昌，折向西南，抵焉耆，復折東，沿孔雀河北岸東行，過蒲昌海（羅布泊）北岸，又東過白龍堆抵舊玉門關。其中，經(jīng)焉耆東抵舊玉門關一道，由于數(shù)月前“焉耆與龜茲共攻歿西域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余人”（見《后漢書?西域傳》），叛而未服，道路不通，《班超傳》所謂“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是也。耿恭以其孱弱殘兵必不敢取此道。其次，又可取南下高昌壁、東趨伊吾一道而歸。由于漢朝王蒙及皇甫援等部大軍數(shù)月前攻破交河，“北虜驚走”，車師前王復降，叛亂已被平定，而且王蒙等軍亦由此道東歸，道路平靜安定。耿恭等若取此道則不至于“虜兵追之，且戰(zhàn)且走”、“隨路死歿”的遭遇。可知耿恭東歸未取上述二道。至於沿天山北麓向東，復南逾天山，經(jīng)伊吾入昆侖塞一道，其天山北麓一段屬匈奴呼衍王領地，所以有“虜兵（指匈奴兵）追之”，不得不“且戰(zhàn)且走”、“隨路死歿”。故知耿恭東歸必由此路無疑。由此路翻過天山到達伊吾屯區(qū)，終于擺脫“虜兵”的追擊，而從伊吾屯城向東南，途洞設有烽戍（今哈密東南格子煙礅，及安西縣西北路的大泉墩、紅柳園墩、白墩子等皆東漢故烽火臺），耿恭等必由此路入昆侖塞，又東南90里即抵新玉門關，受到中郎將鄭眾的接待慰問。從鄭眾“至敦煌”（實為至敦煌郡東境。說已見前）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及在“玉門”（實為敦煌東境的新玉門關）為耿恭等“洗沐易衣冠”來看，中郎將鄭眾的駐地應即在新玉門關。甘肅省考古所簡牘室主任何雙泉先生告余，1990―1992年在敦煌市懸泉置掘得漢簡近兩萬枚，西漢至王莽進簡絕多，而東漢簡寥寥無幾。余則以為，此中正透露出東漢時舊玉門道突然冷落、而被新玉門道（伊吾道）取而代之的消息。前云除拘彌、鄯善、小宛、精絕數(shù)國外，其余西域二十余國皆多由伊吾道而通中國，亦可由此到印證。《后漢書?西域傳》謂，車師“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葡萄，其北（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從而可見伊吾路的重要意義。新玉門關在昆侖塞東南90里，北臨伊吾路，東接酒泉路，扼樞紐之關鍵，又背依內郡，外通西域，“使護西域”中郎將鄭眾設衙于此甚為適宜。從鄭眾在新玉門關接待耿恭還國來看，新玉門關又當是鄭眾駐衙之地。
總之，正如前面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新玉門關既是為伊吾道而設的關卡，也是東漢“使護西域”中郎將的衙府。從上述數(shù)宗史料所透露的信息來看，都表明新玉門關應置于東漢永平十七年。

五、文獻中涉及玉門關地望之辨正

余既考舊玉門關廢于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新玉門關置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那么，勢必引起涉及新舊玉門關若干史料及詩文的重新認識。大抵東漢建武二十七年以前凡言玉門關者，皆指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僅《漢書?車師后城長國傳》記五船道“通玉門關”指新玉門關，為班固敘往事而用新地名，為例外；東漢建武二十七年至三國及魏，史料中言“玉門關”或簡稱“玉門”者則多指新玉門關矣。而詩文中，或指舊關或指新關，兩者雜見，不可一而論；西晉之后，史料或詩文中或指舊關或指新關皆有之，尤不可執(zhí)一而論。東漢以來史志、詩文涉及玉門關者甚多，何可一一辨之，舉其要者，辨之于后，。其余或可依例推之。
1．《東觀漢記》及《后漢書》兩（班超傳）俱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自來解者多以舊玉門關釋之。然而永元十二年班超上書時，舊玉門關已罷廢49年，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故址容或尚在，早無玉門關之名。而新關已置26年，屹立于敦煌郡之冥安縣境。班超既深知其實，所上朝廷疏中何為用廢不用存故為淆亂視聽？新關亦在酒泉郡西，自新玉門關往酒泉郡城，中間隔著冥安、淵泉、乾齊、沙頭、玉門等五縣城，為程約500里。與“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之語同樣相合，而且更覺貼切。故知班超所求入者，必指新關為是。
2．《敦煌漢簡釋文》624、671、764、949、1930、1944諸簡，皆載有“玉門關候”，除624號簡記為居攝六年（公元前6年），其余簡皆缺年代。以余度之，皆屬舊玉門關。其年代則不晚于建武二十七年，同書1067、2022等簡載有“玉門關”而無紀年，亦當指舊關，同樣不晚于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因舊玉門關于建武二十七年罷廢故也。《后漢書?車師后王傳》東漢陽嘉四年春（公元135年），“北匈奴呼衍王??兵侵后部。帝以東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I，乃令敦煌太守發(fā)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于勒山，漢軍不利。”又《隸續(xù)》卷十二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之《劉寬碑陰》門生題名有“玉門關候……段琰”。上二玉門關候出現(xiàn)在舊玉門關省廢之后80多年至130多年，必是新玉門關之關候，而非舊玉門關候。以往皆理解為舊玉門關之關候，當予糾正。
3．《三國志?烏丸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jīng)若羌轉西，越蔥嶺，經(jīng)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fā)都護井，四三隴沙北頭，經(jīng)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jīng)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前二道所謂“從玉門關西出”，皆指敦煌西北之故玉門關；后一新道所謂“從玉門關西北出”，乃指敦煌東之新玉門關。《魏略》未辨新舊，不分東西，后人多一概視為舊玉門關，致使“新道”研究岐見紛出。如將“新道”及所橫坑、五船盡推測在舊玉門之西北，皆誤，悉當正之。《北史?西域傳》記北魏董琬奉使西域，歸而言曰“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亦指此道，所謂“玉門”亦指新玉門關。
4.《晉書?呂光載記》云，呂光自西域東還，“及至玉門，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wèi)翰率眾五萬，拒光于酒泉”。此“玉門”，以往史家多以為指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實則當指敦煌東境的新玉門關。據(jù)《晉書?苻丕載記》，呂光平龜茲之后東歸，先“至高昌”，高昌太守楊翰以郡降；再“至于宜禾”（此指宜禾縣，即西漢之昆侖障，今之安西縣六工村古城。說詳余《昆侖障考》），最后，“及至玉門”，梁熙始謀閉境拒之。由此知呂光東歸之路是從龜茲抵高昌，東經(jīng)伊吾入宜禾縣，又至“玉門”。則此“玉門”必為新玉門關無疑。若呂光所入為舊玉門關，則不合經(jīng)高昌及伊吾抵宜禾縣，更不當從宜禾縣，掉頭向西奔赴敦煌及其以西的舊玉門關。《苻丕載記》載：“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符）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以子胤為鷹楊將軍，率眾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宜禾縣在敦煌郡城以東200里。呂光若從舊玉門關而歸，必繼抵敦煌郡，敦煌太守姚靜當即時而降，何待呂光東過敦煌200里后方降？從姚靜降在呂光抵宜禾之后加以判斷，亦知呂光所至之玉門，必為敦煌東部的新玉門關。以往釋為舊玉門關者亦當糾正。
5．《魏書?張駿傳》記前涼時張駿以“晉昌、敦煌、高昌、西域都護、戊已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其中“玉門大護軍”當置在新玉門關，蓋承東漢“使護西域中郎將”舊制而稍變其名者。《后漢書?班勇傳》：記班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粕，后置副校尉于車師，既為胡虜節(jié)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前已指出，初遣中郎將指“使護西域”中郎將鄭眾，所謂“居敦煌”，實為居于敦煌郡東境的新玉門關。前涼所置“玉門大護軍”應即?P自東漢“使護西域”中郎將而來，亦當駐新玉門關，“既為胡虜節(jié)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名“玉門大護軍”。以往史家以為“玉門大護軍”駐敦煌西北舊玉門關，殆亦誤也。
6．隋代涉及新玉門關者較多。《隋書?地理志》載敦煌郡常樂縣“有關官”。隋常樂縣即唐晉昌縣，為今安西縣橋子鄉(xiāng)馬圈村大古城，其“關官”，即玉門關官，駐今馬圈村小古城是也。同書《西突厥傳》裴矩送處羅可汗之母“馳至玉門關、晉昌城”，即此二城。《隋高祖紀》仁壽四年，“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薛世雄傳》“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吐谷渾傳》“帝立順為主（宇按，吐谷渾主伏允之子名順，質于隋者），送出玉門，令統(tǒng)余眾。”上述所謂“玉門關”及“玉門”，皆指新玉門關，即《隋書?地理志》常樂縣之玉關。
7．唐代史料言及新玉門關者，除前舉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及《元和郡縣圖志》外，又有吐魯番出土《唐開元十九年（731）唐榮買婢市券》（《吐魯番出土文書》26―28頁），鈐有“玉門關之印”三方，為唐開元年代玉門關存在的確證。同墓出土《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謙等請給過所案卷》（同上書31―38頁）載，唐益謙從四鎮(zhèn)來到西州，今欲往甘州，“路由玉門關”。開元年代從西州往甘州，驛道是經(jīng)伊州、瓜州、肅州而達，因知文書中的玉門關，必系瓜州境的新玉門關而非沙州西北的廢玉門關。又敦煌遺書S.1438《吐蕃沙州漢人督書儀》云：“玉門釋（驛）戶張清等，從東煞人，聚徒逃走，劫馬取甲，來赴沙州。千里奔騰，三宿而至。東道烽鋪，煙塵莫知。”此云玉關驛戶張清等從東煞人，來赴沙州而東路烽鋪未報消息，知此“玉關”在沙州之東，又云“三宿而至”，三宿即四天，知此關在沙州東四日程。《唐六典》戶部?度支郎中員外郎條：“凡陸行之程，馬，日虹十里”。四日約280里，與馬圈小城至沙州里程相合。亦可為新玉門關在馬圈小城提供旁證。此文為吐蕃占據(jù)敦煌初期的文書，此時之東玉門關似乎已稱“玉門驛”而不復玉門關矣。
8．王昌齡《從軍行》之七：“玉門山障幾千重，山南山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詩中之“玉門”，據(jù)環(huán)境景物考之，當為新玉門關。所寫之山，為新玉站關北之常樂山，今名截山（《辛卯侍行記》作“尖山”）。此山南北寬10余里，東起雙塔水庫四岸，西至蘆草溝峽，長150余里；又西與敦煌之火焰山、三危山、嗚沙山一脈相連，重巒疊障，延綿三百余里，“玉門山障幾千重”指此；從新玉門關向西北去常樂縣（今安西縣六工村古城）驛道，是從今安西縣西南的十工口子向北穿山。詩云“馬踏深山不見蹤”，正是峽中道路及其情景的紀實；此山南北散布數(shù)十座烽燧，所謂“山南山北總是烽”是也。而故玉門關則附近無山，其西北四十里許有亂山子，山體不大，談不上“山障幾千重”；驛道經(jīng)山南側而西，不往山北，無所謂“馬踏深山”；山南散布有烽火臺，但山北為荒漠流沙，自古無路可通，故無烽燧之設，與“山南山北總是烽”亦不合。據(jù)實考之，此詩所寫之“玉門”為東玉門關無疑。王昌齡《從軍行》之四：“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余友寧瑞棟先生以為“孤城”者，唐之瓜州城也，此城孤處戈壁北緣，登城而望，南則“青海長云暗雪山”，北則遙見玉門關。馬圈村小古城，距瓜州城二十余里，遙望可見是也。此說切合地望景物，非親歷其地者莫可道之。李云逸《王昌齡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以為指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環(huán)境地皆不合。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白草枯。”地理情勢與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相合，新玉門關地處細土平原，林草甚茂，絕無黃沙萬里大漠氣象。岑參于天寶十三載（754年）春末隨安西鎮(zhèn)節(jié)度兼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封常清至庭州。先任大理評事攝監(jiān)察御史，充安西、北庭節(jié)度判官，旋升為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至德元年（756）冬離任東歸。詩中有“我來塞外按邊儲”之句，正是任度支副使時所作。度其作詩時約在天寶十三載冬季（據(jù)詩中“暖屋繡簾紅地爐”、“臘日射殺千年狐”句可知）。從唐高宗時代以來吐蕃便不斷侵擾西域，對敦煌造成威脅。武則天以來在敦煌西境置紫金鎮(zhèn)（在陽關西南）及西關鎮(zhèn)（在舊玉門關），有鎮(zhèn)將率兵防戍，蓋將軍（聞一多先生以為即蓋庭倫），殆即天寶年代之“西關鎮(zhèn)將”，《玉門關蓋將軍歌》說故玉門關（唐之“西關”）“南鄰犬戎北接胡，將軍到來備不虞”是也。此時值封常清擊播仙鎮(zhèn)，（即故且末鎮(zhèn)，在敦煌西南2350里），軍需物資從故玉門關運送，身伊西庭度支副使的岑參因有故玉門關之行以“按邊儲”。據(jù)此考之，此詩所涉之玉門關，應是敦煌西北的故玉門關。聞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證》以為指晉昌縣的新玉門，今人多從其說，殆亦未當。

注：
1．敦煌出土唐五代諸種當?shù)剜l(xiāng)土志書皆誤作壽昌縣“西北（或逕云“北”）一百六十里。”蓋“■”二字誤合為“六”。輾轉傳抄之間，抄手復在“六”下妄增“十”字，“一百十八里”遂誤作“一百六十里”。說詳余著《古本敦煌鄉(xiāng)土志（八種）箋證》。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近斯出版。
2．今見《元和郡縣圖志》諸本，如清武英殿本、金陵本、岱南閣本、畿輔叢書本、戈襄校仿明本、通經(jīng)樓鈔本、陳樹華抄本等，皆作“（晉昌）縣東二十步”。唯清王琦《李太白集注》之《胡無人》詩注云：“《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與諸本不。疑王琦引文有誤。
3．《西北叢編》為林??1919年3―4月游歷西北記行之作，初刊于1920年，近年收入《西北文獻叢編》之《西北民俗文獻》第六卷。
4．前文刊于《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第5期；后文連載于《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6年第4期及1987年第1期。
5．岑仲勉《從喜咩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紀程》。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10月，638―676頁。
6．向達《兩關雜考》。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7年4月初版，1987年4月重印。385頁。
7．敦煌遺書P.2691《沙州歸義軍經(jīng)略抄》及《元和郡縣圖志》、《玉平寰宇記》皆載常樂縣東去瓜州――百一十五里。
8．《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伊州八到”載：“東南取莫賀延磧路至瓜州九百里”。而瓜州至常樂縣115里，故知常樂縣距伊州為程785里。
9．《辛卯侍行記》卷五，十一月初九日注云：“（雙塔）堡南十五里冰草溝，又五十五里橋子??。”又于“十一月初八日九”注云“自橋子南行三十里上達里圖，即前明苦峪城也。”上達里圖即今鎖陽城，唐之瓜州城是也。此載雙塔堡抵瓜州城100里。
10．李并成先生指出：“城址規(guī)模是確定城市等第、判定城址性質的重要依據(jù)”。又說：“河西漢代縣城城廓平面多呈方形或長方形，每邊長度多為200―300m，周長一般1000―1400m左右。”見李著《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第一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150頁。宇接：北朝及隋唐時期河西縣城規(guī)模亦如此。
11．詳拙撰《魚泉驛考》一主席。待刊。
12．以往學者鑒于唐尺僅31.3cm，步為五尺，300步一里，算得唐里合466.5m，小于今里。但《唐六典》、《通典》新舊《唐書》皆載，庸代度量衡行用大小兩制，除“調鐘律、測晷影、合湯藥及冠冕”用小制之外，其余官私悉用大斤、大升、大尺。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載：“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即大尺為小尺之1尺2寸，合今37.32cm。量地計里悉用大尺，唐一里為1500大尺，合1800小尺，折今制559.8m，比今里長近60米。以敦煌文獻所載唐里驗之，皆合。如S.788《沙州志》、P.2691《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略抄》及《壽昌縣地境》皆載壽昌城距沙州城120里。壽昌城即今敦煌市南湖鄉(xiāng)西北破城子，沙州即今黨河西故城。二城相距今里為135里，較唐里多出15里；又P3720《莫高窟記》、S.5448《敦煌錄》及莫高窟156窟前室北壁咸通年代墨書題記等皆云莫高窟距沙州城25里，今自沙州城往莫高窟，取戈壁捷路，經(jīng)東灣及鳴沙山二層臺直插莫高窟，亦達28里，比唐里多出3里。如上所舉，皆表明敦煌唐里大于今里。依余所定唐里為559.8m計算。鎖陽城至六工破城子今里129里（129×500m=64500m），折合唐里則為155.2里（64500÷559.8=115.2）與《元和郡縣圖志》、《沙州歸義軍圖經(jīng)略抄》及《太平寰宇記》等所載瓜州距常樂縣115里之數(shù)相合。研究瓜沙歷史地理，里值不辨，則失其準繩矣。
13．程大昌《考古編》卷八，“外國地里書難信”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據(j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縮印，按《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疆域）云：“五印度之境，周九萬余里。”
14．以上、俱見向達《兩關雜考》，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lián)書店，1957年4月版，1987年4月重印。384頁。
15．同上書392頁。文末向先生附記云“此文初稿成于（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月銷予修正，題曰《玉門陽關雜考》，以方回筆名發(fā)表于《真理雜志》第一卷第四期，自頁三八九至頁三九八。三十四年三月，復如改定，重寫一過，三月二十日寫了，因記之。”
16．余別有《五船通考》詳之。待刊。
17．昆侖塞即今安西縣雷墩子至沈家詩一段漢長城。都尉府置在昆侖障，即今安西縣六工村古城（詳余《昆侖障考》一文，載《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昆侖障向東南至新玉門關（馬圈村小古城）為程9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