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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陽面面觀4：重視陽氣，擅用附子
陽主陰從，重視腎陽 上面提到火神派以陰陽為綱來判別百病。表面看，在陰陽兩綱中，陰陽處于等同地位，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卻有主次之分。火神派特別強調陽氣的作用，認為“陽者陰之根”，“陽主而陰從”，“陽統乎陰”，但是陽氣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陽，中焦有脾胃之陽，下焦有肝腎之陽，而“下陽為上、中二陽之根”，下焦腎陽是上焦中焦陽氣之根。也就是說，在諸種陽氣中，鄭欽安又特別強調腎陽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陽”，腎陽為人身陽氣之本，立命之根，這是鄭氏火神派的理論核心，也是他倡用附子、四逆輩溫扶腎陽的理論依據。 擅用附子，獨樹一幟 溫扶陽氣鄭氏最推崇附子，認為“熱不過附子”，為熱藥“立極”之品。唐步祺指出：鄭氏善用附子、四逆輩，化裁而治療百余種病，是“為鄭氏一生最得力處”，“直可說前無古人”，確實一語中的。后來祝味菊尊附子“為百藥之長”，唐步祺推“附子為熱藥之冠”，李可稱“附子為藥中第一大將”，盧崇漢視附子為“扶陽第一要藥”，應該都是從鄭氏對附子的推崇演繹而來。 已故名醫何少奇先生總結得很全面：“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補可攻，可寒可熱，可行可止，可內可外，隨其配伍之異而變化無窮，用之得當，療效卓著，在群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說它是‘百藥之長’是并不過分的。”
為《醫法園通》做批注的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寫了幾十條夾批，最有見識的有兩條，其中之一是：鄭氏所謂“甘溫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參、芪、術，學者不可不知也”（《醫法圓通卷二》），可謂一針見血。運用附子單刀直入，不夾陰藥，這是火神派十分重要的觀點，這就無怪乎火神派應用最多的方劑是四逆湯了。許多醫家在用附子時經常夾以人參、熟地、白術等藥，恐怕就沒弄明白這一點。
2 熟知附子的用藥反應
此外，鄭氏還總結了其他一些服用熱藥之反應，如發熱身疼、小便痛甚、口中異常氣味等，顯示的似乎都是熱象，初用者難免疑懼。而鄭氏均認定為“陽藥運行，陰邪化去”的正常反應，是藥效，不是藥誤，繼續用藥，“按既定方針辦”。要知道，未服陽藥之前機體無力抗邪，故無反應。服用陽藥后，陽氣振奮，興起抗邪，正邪交爭，尖銳對立，故有看似異常，實則正常的劇烈反應，切不可為這些反應所迷惑而中斷治療，或改投清涼，誤入歧途。 初用附子者，必須要過這一關。這個問題不解決，你就不會用附子。鄭欽安關于服用附子的反應鼓勵我們守定真情，堅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潤”。吳佩衡、范中林等輩，皆對服用大劑姜附的反應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使得他們臨證之際進退自如，胸有成竹。當然，在已經出現異常反應的情況下，繼續使用辛熱藥物，確實存在風險，應當慎重。判認其是藥誤還是藥效，確實重要，用鄭欽安的話講，“此道最微，理實無窮，學者當須細心求之。” 扶陽面面觀5：詳辨陰火，精深獨到 詳辨陰火，精深獨到，這是火神派最精華的部分 所謂“陰火”即陰證所生之火（與東垣之陰火不同），又稱假火，本質是陰寒偏盛，導致虛陽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種種“腫痛火形”其實是假象，常見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潰瘍、牙齦腫痛、舌瘡、口臭、頭痛、顴紅、目赤、耳鳴（以上各癥即俗話所謂“上火”）以及內傷發熱、皮膚包塊紅斑、足心發熱如焚等都是極為常見的病癥，看似火熱之象，其實是真寒假熱亦即陰火，極易被誤認作火癥和陰虛火旺，俗醫治以滋陰瀉火之法，“實不啻雪地加霜”。范中林先生說過：“口內少實火”，確為閱歷有得之論。 順便說一下，以上各癥本人施以潛陽封髓丹、四逆輩等均能取得滿意療效，而且凡是久治不愈的病例可謂大多經過瀉火滋陰屢屢誤治者。鄭欽安有一句名言：“總之眾人皆云是火， 我不敢即云是火。”就是說的陰火，差不多有“世人皆醉吾獨醒”的意味。他用大量篇幅闡明陰火的假象與本質，勘破陰霾，指點迷津，這是他最深刻的學術見解，充滿真知灼見，因此我稱之為學術思想中最精華的部分。 唐步祺先生說：“鄭氏所特別指出而為一般醫家所忽略的，是陰氣盛而真陽上浮之病。”即指陰火辨識而言。 可以說，火神派的學問不止在擅用大劑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對陰火、假熱證的辨認上， 這是眼下醫界多數人仍不知覺的東西，今天尤具重要的現實意義。敬云樵先生最有見識的第二條批注就是：“齒牙腫痛，本屬小癥，然有經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時若不究明陰陽虛實，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貽笑大方，學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語意味深長，“粗工不知”，有多少醫家至今仍在重復著這種“貽笑大方”的錯誤呢。 扶陽面面觀6：陰盛陽衰的病勢觀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廣用四逆輩，是因為有著廣泛、大量的病癥需要溫陽。“不知予非專用姜、附者也，只因病當服此。”這就涉及到一個醫家的病勢觀了。 那么，火神派怎樣認識近現代的疾病大趨勢呢？這也是火神派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鄭欽安說過：“陰陽不明，醫門壞極。喜清涼而惡辛溫，無怪乎陰盛陽衰矣”(《醫法圓通卷二》)。是說俗醫“喜清涼而惡辛溫”，濫用寒涼傷陽，導致世人“陰盛陽衰”的基本態勢，指出陰證、寒證占了大多數（盛），而陽證、熱證則少見（衰）。一百多年過去了，今天鄭欽安關于“陰盛陽衰”的病勢觀，仍然是適用的，這正是火神派重視扶陽、擅用附子的現實基礎，也是我們傳承、弘揚火神派的緣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這種陰盛陽衰的大趨勢， 我在《中醫火神派探討》中有詳細論述，這里不贅。 現代許多火神派名家都對陰盛陽衰的基本病勢發表了十分鮮明的、話語都十分相似的觀點： 祝味菊說：“余治醫三十年，習見可溫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無一二。”他說：“秦漢體格，去古已遠，今人稟賦更薄，斫傷更甚，虛多實少，彰彰然也。大凡壯實之人，能受清藥；虛怯之體，只宜溫養。”（《傷寒質難第十四篇》） 盧崇漢教授說：“舉目望去，現在有幾個是陽實的啊？真正陽實的沒有幾個。……我的用方可以說99%的都是純辛溫藥物組成的。”（《扶陽講記》）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廣用四逆輩，是因為有著廣泛、大量的病癥需要溫陽。“不知予非專用姜、附者也，只因病當服此。”這就涉及到一個醫家的病勢觀了。 那么，火神派怎樣認識近現代的疾病大趨勢呢？這也是火神派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鄭欽安說過：“陰陽不明，醫門壞極。喜清涼而惡辛溫，無怪乎陰盛陽衰矣”(《醫法圓通卷二》)。是說俗醫“喜清涼而惡辛溫”，濫用寒涼傷陽，導致世人“陰盛陽衰”的基本態勢，指出陰證、寒證占了大多數（盛），而陽證、熱證則少見（衰）。一百多年過去了，今天鄭欽安關于“陰盛陽衰”的病勢觀，仍然是適用的，這正是火神派重視扶陽、擅用附子的現實基礎，也是我們傳承、弘揚火神派的緣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這種陰盛陽衰的大趨勢， 我在《中醫火神派探討》中有詳細論述，這里不贅。 現代許多火神派名家都對陰盛陽衰的基本病勢發表了十分鮮明的、話語都十分相似的觀點： 祝味菊說：“余治醫三十年，習見可溫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無一二。”他說：“秦漢體格，去古已遠，今人稟賦更薄，斫傷更甚，虛多實少，彰彰然也。大凡壯實之人，能受清藥；虛怯之體，只宜溫養。”（《傷寒質難第十四篇》） 盧崇漢教授說：“舉目望去，現在有幾個是陽實的啊？真正陽實的沒有幾個。……我的用方可以說99%的都是純辛溫藥物組成的。”（《扶陽講記》） 但是，我想說明的是，分經典火神派、廣義火神派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絕非要分出高低，不是說經典火神派就比廣義火神派高明， 廣義火神派就不如經典火神派。事實上，廣義火神派恰恰豐富和發展了火神派的學術思想， 開拓了用藥思路，如祝味菊先生的溫潛法，李可先生脾腎并重的觀點、補曉嵐先生溫辛并重的“補一大湯藥”，以及在座諸位的獨特經驗等，都推動了火神派的學術發展，讓這一學派更加豐富多彩。其實學術流派中派內有派是很正常的，歷史上，溫病派有葉、薛、吳、王之分，溫補派也有薛、張、趙、李之別，致于傷寒派內分派更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說，沒有哪個學派是完全一致的。從這一點上說，各位專家、學者在交流、學習中應該多一些包容與寬和的心態。 2． 堅持辨證論治的原則應用火神派理論 歷史上，許多新學派都是在爭議中發展起來的。其中最集中的一個問題是，火神派用藥偏頗，似乎什么病都用附子。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經，劍走偏鋒，只會用附子、四逆湯？歷史上，各家流派作為獨特的學術體系，其議論必然有所側重，強調一說，滋陰派如此， 寒涼派也如此，這是可以理解的。火神派強調陽主陰從，與陰陽并重的理論就有不同，唯其如此，才顯出其觀點的獨特性和側重面。全面研究各家學派，不難發現雖然各有側重，但始終都未離開辨證論治這一最根本的原則。作為臨床大家，鄭欽安極力倡導辨證論治的原則，屢屢批評拘執套方套藥的積習，可以說見一病，批一回，強調“用藥一道，關系生死。原不可以執方，亦不可以執藥，貴在認證之有實據耳……病之當服，附子、大黃、砒霜，皆是至寶。病之不當服，參、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醫法圓通卷一》）。 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濫用，而是在準確辨證，認定陰證的前提下施之，他說：“總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虛實，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拘以姜附為咎哉? ” 可見立論施法并不偏頗。當然，我們弘揚火神派學術思想，不要為一家之說所囿，乃至宗陽虛者則凡病無不陽虛，不自覺地陷入偏執之中，這一點其實屬于常識范圍，有些人對火神派有片面認識，不無微詞，說到底，是這個問題沒弄清楚。 山上悟空摘自張存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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