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綱為基礎理論之方證，既涵方藥，亦涵相適應的證，既有理，亦有法；每一個方證都是經過幾代、幾十代反復實踐驗證取得的經驗總結。
●方證對應長期應用的經驗，產生了六經辨證理論體系，而六經辨證理論的形成，則更能正確指導辨方證，求得方證對應。
●方證對應不是簡單的方和證的“對號”，而是涵蓋了方與證、藥與病情的嚴格對應，即寒、熱、虛、實、表、里等的對應。
●中醫所有的辨證方法和理論，最終都要落實到方證對應；方證對應是中醫所有辨證方法的尖端。
近來對“方證對應”的討論很多，對我們進一步認識經方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一些不當的認識，如有人謂：“方證對應即對號入座”，即只根據《傷寒論》原文機械低級套用，此皆是未讀或未讀懂《傷寒論》實質所致。筆者認為，方證對應的基礎理論是八綱，人們對方證對應的長期應用產生了六經辨證；方證對應有著豐富的科學內涵，不僅指方藥與證的對應，還體現在方藥用量、煎服法與病情的對應；無論是經方派，還是時方派，最終都要把辨證論治落實到方證對應，因此，方證對應是中醫所有辨證方法的尖端。
方證對應以八綱為基礎理論
方證對應，是經方長期臨床以方證治病過程中產生的愈病理念。《傷寒論》的主要內容是講方證對應，宋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在宋刻《傷寒論》序中寫到：“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本草之經”，道明了《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法》、《傷寒論》一脈相承，即《傷寒論》的方證，包括單方方證和復方方證，是由《神農本草經》的單方方證及《湯液經法》的單復方方證發展而來。
方證體現了八綱辨證，從《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法》、《傷寒論》看，可知經方的每一方證，不同于一般的方劑，它既代表了該方藥物的組成，亦包括了該方的適應證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標明方藥功用性能者為“本草石之寒溫”，即以八綱為基礎理論。標明證候特點、病位者為“量疾病之淺深”，亦以八綱為理論。經方實踐者通過臨床反復觀察，把有效方證記錄下來，每一個方證都是經過幾代、幾十代反復實踐、反復驗證取得的經驗總結，其科學性通過了歷史的考驗。可知方證之方，是經歷史考驗之方，證是經歷史考證之證，方證既涵方藥，亦涵相適應的證，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東洞在《方極》自序中云：“夫仲景之為方也有法，方證相對也。”對“法”的概念，胡希恕先生解釋到：“所謂法者，別陰陽、明六經、辨證辨脈、適宜的制裁方藥之謂”。由此可知，方證對應有其深刻的科學內涵。
方證對應的長期應用
產生了六經辨證
胡希恕先生明確提出：“《傷寒論》的六經來自八綱”。八綱怎樣發展成六經？半表半里是產生六經的關鍵。考證《神農本草經》、《漢書·藝文志》、《傷寒論》可見確切軌跡。半表半里概念仍是八綱概念，產生于《傷寒論》，如第97條：“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于脅下”；第147條：“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陽)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湯主之”；第148條：“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仔細讀這些條文，可知漢代經方家從應用方證對應實踐中，先認識到病在表不解，多傳于里；漸漸又認識到病在表不解，尚有不少由表傳于半表半里者，這是與漢前的經方家認識的主要不同，即漢前《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法》的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理念，即“量疾病之淺深”，即病不在表，則在里；發展至東漢，由于應用方證對應的經驗而體會到病位還有半表半里。
對此，楊紹伊以特殊考證表明：以上有關半表半里諸條文，在漢前的《湯液經法》中尚無記載，恰是張仲景及其弟子論廣后加入的(見《解讀伊尹湯液經》)，這說明，經方醫學，自神農時代至東漢，在應用方證對應治病過程中，起始用八綱辨證，其病位(量疾病之淺深)只有表和里，漸漸認識到表里之間還有半表半里，這樣病位由二變為三，因而由八綱辨證發展為六經辨證。因此，可以說，是方證對應長期應用的經驗，產生了六經辨證理論體系，而六經辨證理論的形成，則更能正確指導辨方證，求得方證對應。而經方治病是先辨六經、八綱，繼辨方證，求得方證對應而治愈疾病，故其理既涵八綱，又括六經。
方證對應非簡單的“對號入座”
方藥與證的對應
其實《傷寒論》397條(法)、112方證，加上《金匱要略》約合260余方證，都是在講方證對應之道。每個方證的應用，都是長期臨床實驗觀察記錄，有的是記錄方證對應而治愈疾病者，如《傷寒論》第54條“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亦有的是記錄方證不對應而無效，改用其他方藥者，如第28條：“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主之”；第26條：“服桂枝湯，大汗出后，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等等。眾多的條文都是記錄臨床實驗總結，記錄凡是方證對應者皆有效，凡不是方證對應者皆無效，而進一步辨證用藥求得方證對應而治愈疾病。
仲景書所載260余方證是臨床實驗記錄，但要知這只是醫學的階段總結，只是所示凡例，按圖索驥雖亦能取效，但臨床病情多變，其用方藥亦必隨著變化，以求方證對應。《傷寒論》有不少記載，臨床癥狀很相似，治療卻用不同的方藥，如第23條和第27條都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但前者尚見“身必癢”而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而后者因見“脈微弱”而用桂枝二越婢一湯。
由于臨床癥狀的多變，其適應方藥亦多變，亦因此產生了六經辨證，以更正確指導辨方證。許多經方臨床家多遵六經辨證、辨方證之道，臨床治病，或用《傷寒論》原方、或用合方、或用原方加減，是在力求方證對應治愈疾病。如不顧臨床癥狀變化，簡單機械套用《傷寒論》原方不加減，是達不到方證對應的。故胡希恕先生深切體悟到：經方的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藥量與病情對應
方證對應還體現在必須藥量與病情對應。近日治一患者劉某，男，65歲，2010年11月13日初診。雙膝關節痛，左膝為重，無四逆，口中和，無汗出，多年耳鳴，大便日2行，苔白根膩，脈細弦。六經辨證為少陰太陰合病，辨方證為桂枝加苓術附湯方證，初診川附子用10克，服一周未見變化，二診川附子用15克，服一周仍未見變化；三診增川附子18克、四診增川附子為25克，皆無明顯變化，當五診川附子用30克時，則關節痛全然消失。此治驗使筆者進一步認識到方證對應的科學內涵。初診、二診、三診、四診可以說辨六經、辨方證是正確的，但治療無效，是因附子用量不足，即虛實不對應，不能恰好適應病情，即未達到方證對應，當附子用至30克，恰好與病情相合，即達到方證對應，故使病愈。
類似治驗在臨床屢見不鮮，實際歷代前輩有深刻體會，此在《傷寒論》亦有詳細說明。如第225條“脈浮而遲，表熱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湯主之”，用藥：甘草炙，二兩，干姜一兩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317條“少陰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用藥：甘草炙，二兩，干姜三兩，強人可四兩，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上述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的藥味組成是相同的，但卻用了兩個不同的方名，這是因適應證不同，通脈四逆湯比四逆湯病情更重，即更虛寒，故附子、干姜用量皆大。
煎服法與病情對應
《傷寒論》的煎服法，亦體現了方證對應豐富的科學內涵，如桂枝湯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 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如此詳細的煎服法在告訴我們什么呢？很顯然是在表明，臨床根據癥狀辨明了桂枝湯方證，但適用的劑量和方法必須恰到好處。
綜上所述，方證對應不是簡單的方和證的“對號”，而是涵蓋了方與證、藥與病情的嚴格對應，即寒、熱、虛、實、表、里等的對應，有著深刻的科學內涵。
方證對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
一些藥物不良反應事件，從反面驗證方證對應的科學性。20世紀90年代日本發生的“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為我們提供了血的教訓：讓沒有小柴胡湯方證的人，服用小柴胡湯，造成188例間質性肺炎，死亡了22人。這件事有力說明，經方治病根據癥狀反應用藥，有是證用是方，必是方證對應才能愈病，不對應者，不但無效，而且有害。又如清開靈頻發輸液反應，當思其藥物組成屬清陽明里熱者，如用于表不解者則引邪入里則會產生嚴重反應，等等。
這里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不但是經方以六經辨證治病如此，中醫辨證有八綱、氣血津液、臟腑經絡、衛氣營血、三焦、病因等諸多辨證方法和理論，但其核心，皆離不開一個“證”字。辨證論治必須達到的最終目的，則要落實到一個“治”字，而治愈疾病必是藥與證對應恰到好處，如同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一樣，即達到方證相對。無論是經方派，還是時方派，最終都要把辨證論治落實到“方證相對”。“證候→方藥”乃是中醫所有辨證方法的最終目的，換言之，方證對應是中醫所有辨證方法的尖端。雖然對于同一證候組合，“經方派”和“時方派”所選擇的方藥并不相同，但如果治病有效，則必是用藥對應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