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敕諭旨

封建帝王居于最高的發令地位，所講的話稱為“王言”，形諸于文字通稱為詔敕諭旨。這些都是通過國家機構有關人員奉行照辦，藉以保證政令的流通下達和貫徹執行，從而體現帝王的意旨。

早在夏商周三代，即已有帝王的文書制度。《事物紀原·公式姓諱》部說：“三代而上，王言有曲、謨、訓、誥、誓、命，凡六等，其總謂之書。”典為君主的號令；謨為謀議之言；訓為教訓臣民之詞；誥為告誡曉喻萬邦臣民之文；誓為軍施公盟之書；命為施政授官之命令。王言的書體視其不同性質對象而有所區別。

秦代確立皇帝制度之后，對皇帝下達文書曾作出過統一的規定，即去命立制，改令為詔。古代命又稱令。若加細分，則命、令又有別。“大曰命，小曰命。”此后，命的文體漸消失，令多作為皇太后、太子文書以及用于國家所發布的法律文書，如《儀制令》、《公式令》、《學校令》等。故自秦漢迄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書主要形式為制、詔，統稱則為詔敕諭旨。

制書是皇帝頒布重大制度時所使用的文書。蔡邕《獨斷》說：“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自秦改命為制，改令為詔后，制詔常一起連用。漢代稱制詔，唐初稱詔書，武后時因詔字與其名望同音而避諱，改詔為制。若加區別，皇帝對高級官員進行除授封拜和重大賞罰時稱制書，頒發的命令文告稱詔書。詔書亦即詔誥，在周代，君臣上下都可以通用，并無嚴格的等級限制。秦初，改令為詔，于是詔就成了皇帝的專用文書，多用于皇帝對百官的訓示和對百官上書的答復。清代宣布生大政務活動多用詔書。詔書中重大者有“即位詔”、“遜位詔”、“罪已詔”、“遺詔”等，均有明示昭告天下之意。但制詔僅是就皇帝主要文書而言，若加細分又有冊、敕、諭、旨等等。統而言之，又可并稱為詔令。如搜輯比類文字的《唐大詔令》、《宋大詔令》，即包括上述種種王言的文體。茲略舉漢、唐、明之制以見一斑。

冊書亦作策書。這是古代帝王任免諸侯王、公卿、大夫的文書。策書是因當時書寫在相連的竹筒上而得名。《儀禮·聘禮》注疏說：“簡者未編之稱，策是其簡相連之名。”古代策與冊字通用。冊收視所發布的對象地位官階而各有等差，質地亦有區別，如玉冊、金冊、銀冊、木冊、竹冊等。玉冊規格最高，用于上尊號，立新帝，立皇后，立皇太子等。各朝冊書名止繁多。如封冊用于封授諸侯王，贈冊用于追贈官員，賜冊用于賜給官僚大臣，哀冊用于遷梓宮以及太子、諸王、大臣的喪亡，謚冊用于上謚、賜謚，祝冊用于祭祀等，共有十一種之多。

敕書。敕具有戒傷之意，故一名戒敕或戒書。《虞書·皋陶謨》中有“敕天之命”之說。自漢至晉，用敕君臣上下界限尚不嚴格。南北朝后，才成為皇帝所專用。凡刺史、太守赴官，諭告內外官員皆用敕書。后漢時改敕為勃。此后兩字亦混通互用。隋唐時期，敕書分為發日敕、敕旨、論事敕和敕牒四種。凡廢置機構衙署、任免官員、征發各地兵馬等大事，施用發日敕；凡百官有事奏請，或根據皇帝意旨起草的文告，施用敕旨；凡皇帝戒約臣下，施用論事敕；凡害宰相、侍臣所起草的的例行文書上畫敕，頒布下旅行并出牒公布稱敕牒亦即所謂“隋事承旨，不易于常規舊制”時所施用。宋代有敕榜文書，用于戒勵百官，曉諭軍民。清代封贈官員補用敕命文書。又皇帝的制敕通常由內廷發至中樞機構以正式公文加蓋朱印緘封頒布下。漢代是通過宰相、三公府；唐宋是通過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明清是通過內閣或軍機處。凡不經正式機構程序，而由皇帝以個人名義直接發下皇帝所下墨敕，其形 形較小，唐以前稱“尺一詔”，用以區別正試文書的“三尺詔”。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筆收寫，未經正式議定，是個人意見，三省亦可以不執行。如武則天時，宰相劉棉之就曾對武則天所下墨敕說過：“不經鳳閣（中書省）、鸞臺（門下省），何謂之敕？”但在封建社會中，實行皇帝專制與獨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置制職業，人主之柄”。故手書墨敕仍具有與正式文書的同樣效力，奉行者不得不接受。此類手書墨敕，宋代亦稱內降旨。明清通常稱為中旨或傳奉，亦可稱內批，其用朱筆者則又稱為朱批。又唐代帝王除降詔之外，若有所訪于群臣，用朱書御札。此制始于北朝，唐宋以后，均行之，亦稱御筆、親簽。

皇帝通常所用的文書亦稱為旨、諭。為尊重帝王的神圣地位稱圣旨、圣諭。圣旨為元代首創，也用得最多。其格式開首稱“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圣旨與詔書文體略同，惟末尾有別。詔書末尾通常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圣旨末尾通常寫“彼或恃比，非理忘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宜令準此”。明清兩代有時也把詔令稱作圣旨，如民間百姓通常對皇帝的詔書都稱為圣旨。

諭是皇帝告諭臣下使其知曉的文書，古代有天子諭告諸侯的記載。漢代有《漢高祖入關告諭》文。明清兩代，諭成為皇帝常用的一種詔令文書，凡皇帝對中外臣僚有所訓示和委任稱敕諭，亦稱諭旨。諭旨為皇帝親筆所寫，稱手諭；用朱筆書寫稱朱諭。其用于曉諭京官侍郎以上、外官知府總后以上黜陟調補者，則稱上諭。但諭與旨仍有所區別，“有所特降者曰諭”。清制規定，凡朱筆所寫諭旨，各省督撫要員、內外臣僚接到后，無論是批圈還是書寫，一律都要定時匯繳，不得長期保留，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清代朱批奏繳之制說：“臣工奏折，凡經有朱筆，雖一圈點俱呈繳獲，不獨有朱批而后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匯繳，則無定制。繳進之件俱存于紅本處。遇纂修《實錄》時，奏時請出，事畢，乃交紅本處奉藏。”

在清代，皇帝的命令通過軍機處發下的另一種文書稱“寄信”《樞桓紀略》載：“誥誡臣工，指授方略、查核發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寄信分字寄、傳諭兩種。行文給大將軍、欽差大臣、督撫、學政、提督等大員用字寄；行文給鹽政、關差、藩臬則用傳諭。

除上述種種文書之外，還有由皇帝口頭宣布的命令稱口宜或口敕。宣是旨的別稱，故傳旨又叫傳宣。口宣就是皇帝命內侍或近臣宣布所下達的旨意，一般言語簡短，僅幾句話，通常由受宣機構記錄下來，存檔以備查核。宋歐陽修的《內制集》中即有此類公文形式。

此外，皇帝下行的文書還有德音、赦文及鐵券文等。德音為皇帝宣布中外有德澤恩惠及于庶民百姓的文告。《詩·邶風·谷風》說：“秩秩德音，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漢書·董仲舒傳》說：“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即已提及。自唐宋以后此類文體漸多，后世稱之為“恩詔”，又赦文亦稱赦書，用于減免刑罰，通常不問情由深淺，犯罪輕重，一概實行大赦。若有罪惡沉重，犯有大奸大惡罪孽深重不容赦者，則在赦文中特別提出說明，這是唐宋以來大詔令的一種，赦文有時亦稱德音，意思是天子布德之音，但德音范圍大，赦文僅限于實行赦免刑罰。至于鐵券乃是封贈誥命文書的一種，系賜給對國家有重大功勛的功臣心有不安，懷有異志，故作此以安慰其心。鐵券上大體宅基地與明所賜者與皇室“礪帶山河”，同享榮祿。“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若有罪，可恕死。《唐大詔令集》中便有賜大臣欣券文八篇。其免死罪載明可以免一次、二次直至十次。如唐初開國功臣裴寂可恕一死；中唐中興名將李晟可“免其十死”；唐末一些節度使如韓建“恕九死，子孫恕二死”；陳敬碹“舍十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可加責”。故禮命甚重。明代皇帝封贈功臣除授給誥敕外，也授給鐵券。《明會曲》規定：凡有功列爵為公、侯、伯，封拜時俱給鐵券；其非有社稷軍功者則不封。但鐵券有無死作用，還得要看皇帝實際上的最后政治決定。這點君臣心理上彼此都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