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書

原文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 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子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 　　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譯文

　　六月二十六日，韓愈白，李生足下： 　　你來信的文辭立意很高，而那提問的態度是多么謙卑和恭敬呀。能夠這樣，誰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訴你呢？儒家的仁義道德歸屬于你指日可待，何況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過我只是所謂望見孔子的門墻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別是或非呢？雖然如此，還是不能不跟你談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你所說的要著書立說的看法，是正確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勝過別人而被人所取用呢，還是希望達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勝過別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勝過別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達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夠很快實現，不要被勢利所引誘，（要像）培養樹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實，（像）給燈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長得旺盛果實就能預期成熟，燈油充足燈光就明亮，仁義之人，他的文辭必然和氣可親。 　　不過還是有困難之處，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達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還是沒有？雖然如此，我學習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開始的時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東兩漢的書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靜處的時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時好像遺失了什么，矜持的樣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著了迷。當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寫出的時候，想要把那些陳舊的言詞去掉，這是很艱難的呀！把文章拿給別人看時，不把別人的非難和譏笑放在心上。像這種情況也有不少年，我還是不改（自己的主張）。這樣之后才能識別古書（中道理）的真與假，以及那些雖然正確但還不夠完善的內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務必去除那些不正確和不完善的，這才慢慢有了心得。 　　當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寫出來的時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樣涌流出來了。再拿這些文章給別人看時，非笑它我就高興，稱贊它我就擔憂，因為文章里還存有時人的意思和看法。象這樣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象大水浩蕩一樣（文思奔涌）了。我又擔心文章中還有雜而不純的地方，于是從相反方向對文章提出詰難、挑剔，平心靜氣地考察它，直到辭義都純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寫。雖然如此，還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養。在仁義的道路上行進，在《詩》《書》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斷絕源頭，終我一生都這樣做而已。 　　道德，就像水；語言，就像浮在水上的東西；水勢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東西大小都能浮起來。道德和語言的關系也是這樣，道德充足，那么語言的短長與聲音的揚抑就都會適當。雖然這樣，難道就敢說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嗎！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時，別人能得到什么呢？盡管如此，等待被被人任用的人，大概就像器物（被用與否）吧？用或不用都屬于別人。君子就不這樣，思考問題本著仁義原則，自己行事有一定規范，被任用就在人們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傳給弟子，把道借文章流傳下去為后世效法。象這樣，是值得高興呢，還是不值得高興呢？ 　　有志于學習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學習古人的人，必為今人所棄，我實在為有志于古的人高興，也為他悲傷，我一再稱贊那些有志學習古人的人，只是為了勉勵他們，并非敢（隨意）表揚那些可以表揚、批評那些可以批評的人。向我問道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圖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對你講這些話。韓愈語。

作者生平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德宗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任節度推官，其后任監察御史、陽山令等職。憲宗即位，為國子博士。后又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征討淮西吳元濟叛亂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憲宗迎佛骨入大內，他上表力諫，為此被貶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官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等顯職。卒于長安，韓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強統一，反對藩鎮割據。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反對六朝以來的形式主義的駢偶文風，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領導了中唐古文運動。韓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韓文公廟碑》）。韓愈的議論文內容廣博，體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論佛骨表》、《師說》、《進學解》等，立意新穎，觀點鮮明，大膽坦率，戰斗性強。他的碑志文“隨事賦形，各肖其人”（《韓愈志》），創造性地把《左傳》、《史記》的傳記手法運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這種歷來枯燥無味的文體增輝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為優秀的傳記文學，如《柳子厚墓志銘》等。《送孟東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贈序，手法多樣，使贈序發展成為一種富有文學性的實用性的文體。《答崔立之書》等書啟，因人陳詞，情真意切。韓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深于立意，巧于構思，語言精練，富有創造性。其詩亦別開生面，勇于創新，工于長篇古風，采用散文辭賦的章法筆調，氣勢雄渾，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偉的獨特風格，開創了李、杜之后的一個重要流派，糾正了大歷以來的平庸詩風。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等。七律《左遷藍關示侄孫湘》、七絕《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助教》，也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但他過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險怪，強調“以文為詩”，又不免使詩變成“押韻之文”。有門人李漢所編《昌黎先生集》傳世。宋魏仲舉所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較完善。詩注以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較好。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 　　補充韓愈個人社會評價

閎中肆外

　　韓愈認為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是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書》的開頭說：“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文乎？”由此可見，他認為德是文章的內核，文是德之載體，或者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這和他所一貫倡導的“文以載道”說是相一致的。如，他在《爭臣論》一文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樣能相促相長，達到較高的水準呢？他在《答李翊書》的第二段形象的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寫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尋找一盒能讓東施變西施的外用美麗霜，不要被狹隘的功利所驅譴，而要像為樹養根，給燈加油那樣，去加強道德修養，有了教高的道德水準，詩之樹、文之燈才根深葉茂、光焰萬丈！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就有了經濟蒼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憫難憐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則鳴，有憤激則書，敢于為民請命，敢于為一切正義和真理搖旗吶喊、奔走呼號。金銀財色不能動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鉗其口。想不說話是多么難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冥搜虛飾以敷綴其文呢？

學養修文

　　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學而能？不是，韓愈在《原性》一文中雖然提出了“性三品”說，在此說中，他認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級差別之內發生作用，但并不是說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學習。教育和學習的作用是：對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義善性得到發揚光大，使君為圣明之君，臣為忠孝之臣；對于中品的人，可引導他向上品靠攏，也可引導他向下品靠攏，這部分人存在著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學習對這部分人的改造起著重要作用，這部分人占社會的大多數。但具體如何學養以修文呢？在《答李翊書》書中，作者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這個問題： 　　（一）源正流清 　　韓愈自述他為文之初，在積累的過程中，“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這就是說要寫好文章，不僅要積累，而且積累要純正，源正才能流清。這里，他所說的“三代兩漢之書”，是指什么樣的書？為什么只把“三代兩漢之書”視為正源，這要結合其人生經歷和一貫的文學主張來加以理解。他生活在“安史之亂”后的中唐時期，那時佛教泛濫，道教盛行，作為封建社會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來說，唐王朝的統治開始動搖了。國家的多難，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諫先后兩次被貶），并沒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進取、勇于奮斗的良好品格。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韓愈，站在維護皇權的立場上，猛烈抨擊佛老，極力維護儒家的道統及其獨尊地位。力圖改革齊梁以來那種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文風，發起了“古文運動”，提出“文以載道”的文學主張，即文章的內容和形式要統一起來，寫作的目的要體現和宣揚儒家的仁義之道。因此，他這里所指的“三代兩漢之書”也應該是指儒家的經典著作。這，他在《原道》中說的很明白：“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二）入境浸思 　　怎樣從儒家的經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為自己的創作之源呢？在《答李翊書》書中，韓愈說了這樣幾句話：“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這里，他強調一個“入境浸思”以“內化察省”的過程。學習，要品味咀嚼，時時思考體會，要入乎其境，進入廬山之中，才能感受廬山的氤氳之氣。“入”是以“勤”字為前提，“處若忘，行若遺”不管是“處”是“行”，都要不輟其思。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闡述了這個“勤”字的重要。他在《進學解》中說：“業精于勤，荒于戲；形成于思，毀于隨。”要想取得學業的長進，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須經過這個艱苦的涅盤過程。《符讀書城南》他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中空。”另外，“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還必須有一個“收視反聽”的過程。在《送高閑上人序》中，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可作為上面一句話的很好的詮釋：“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即學道學文要專心一致，入定省察，不為外物干擾。 　　（三）入境去蕪 　　入乎其境，還要能出乎其外。跳出廬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視廬山的峰峰嶺嶺。在《答李翊書》書中，韓愈說了這樣一段話：“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在這里，韓愈談到了出乎其境的幾個方面：

去陳言

　　韓愈強調文章的“復古”，強調觀“三代兩漢之書”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選擇，生吞活剝。相反，在《答李翊書》書中，他提出“陳言務去”的寫做準則——“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在《答劉正夫書》中他也強調了這一點：“師其意不師其辭”。強調學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辭，要學習文中的思想以及為文的方法。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為別人的奴隸。“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上襄陽于相公書》）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尤其是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語”（同上），要立意新穎，內容豐富，文辭要揮灑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同上），跟在別人的后面跑。他在文學創作上的輝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學習古人，一面又能推陳出新，踐行自己的文學主張的結果。

去偽言

　　他在強調觀古書時“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們“盡信書”，《答李翊書》書中的這句“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訴李翊，古書也有正偽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要在“積累”、“浸思”以及嘗試“注于手”的基礎上加以辯識。讀古書能辨析真偽，必須有真知灼見，學道學文兩方面都有所得，然后才能做到。這是韓愈告訴學生所應達到的一種境界。他的學生李漢所撰《昌黎先生文集序》有“書禮剔其偽”一語，應該也是得之于老師的緒論。韓愈在《論荀子》中所稱“荀與楊（雄），大醇而小疵”，即是“雖正而不至焉者” 之類。

去俗言

　　《答李翊書》書中有句話：“其（指作者所寫的文章）觀于人，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它的寓意是極其深刻的。韓愈雖然主張學古，雖然主張“文以載道”，但他并沒有抹殺“文”的根本屬性——“個性”。“學古”，正是為了反對六朝以來的千篇一律的駢儷文風；“載道”，正是為了傳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他是達到一定境界之后的“隨意婉轉”、“率性而作”。這其中的“意”與“性”，既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說，也不是刻意反觀的奇說，而是來自于濟世救物的堅明之志與生活的不斷撞擊中發出的火光。他的“不平則鳴”說可為詮釋。他在《送孟東野序》中寫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這里，他一反“主文而譎諫”、“溫柔敦厚”之類的要求。繼承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及的“發憤著書說”——“《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著”。“柔靡”者，是遁世之音；“和順”者，多為“悅俗”之音。強調“發憤”，則是鼓勵直言不諱，大膽地抒發感情和批判現實。這才是不媚俗的“救世之音”。

行游養正

　　飽讀了圣賢之書，把握了作文技巧，是不是就完成了任務可以任意為文了呢？不是。韓愈在《答李翊書》的后半部分說：“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為文是終身之事，要有源頭活水，才會有不竭的創作之源。另外，要認準方向，源頭要正，源流要清。要做到這些，必須注重一個“養”字。如何“養正”呢？在這里，韓愈提出了兩個主要方法：一為“行”，一為“游”。“行”就是要帶著“仁義”之心，懷揣“經濟蒼生”之志，去立身行事。不僅要以“仁義”為標準，時時省察自己有無偏離方向，而且在自己的行動中去撒播“仁義”之種，推行“仁義”之道。“游”就是要反觀源頭，從源頭中尋找行事的圭臬，從源頭中尋找精神動力。讓自己時時能正道直行，刻刻能力量充盈。通過“行游養正”，就會不輟其志、不憚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這樣，就有了偉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養。他的內在東西，就會像發光的太陽，自內而外輻照萬物，自會使川媚而山輝，輔化為道道亮麗的風景！這樣，文章就會滔然隨地而出，信手信腕皆成律度。關于這一點，他同樣以自己的生活實踐和寫作實踐詮釋了自己的主張。在行動上，他雖屢遭貶謫，仍不輟進取之志。多難的人生，反而為他創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在《荊潭唱和集序》中，他提出了文學創作中的“窮言易好”的這一現象。他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時時能“養正”之人，就不會被困難擊倒，窮且益堅，“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在“獨善其身”之時，仍不忘“兼濟天下”。反之，“氣滿志得”的“王公貴人”，安于現狀，不事“行養”，所寫之文，只是附庸風雅、自鳴得意的淺薄之作，當然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氣盛言宜

　　韓愈在《答李翊書》書的后半部分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里的“氣”是什么呢？早在先秦時代，孟子就提出了“氣”的概念，提出了“知言養氣”說，他在《孟子·公孫丑上》中有句話：“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是指對于作品的鑒別力。“養氣”，是一種內省的修養功夫。他所說的“氣”，是指自我修養達到一種較高的精神境界，同義與道相輔而行，經過義的長期積累而產生。他的“知言養氣”說基本上是講個人道德修養問題。到了魏晉時期，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里，他把“氣”引入創作批評之中。但他這里的“氣”，基本上是就作品所體現的創作主體的個性而言的。到了韓愈這里，他把創作主題的人格修養和作品的創作個性有機的結合起來，發展了前人的觀點。他所說的“氣”，就創作主體而言，內蓄為氣質、性格；就創作對象而言，發而為個性、風格。他認為，氣勝則言宜，有了這股氣，就會“發之而當，成文而類”；“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有了這股氣，文章就會氣韻生動的鮮活起來，成為合于時用的“道”的載體。那些冗詞、矯詞、卑詞自會淘盡，似秋末的秋末的狂飆搖撼著樹林，將枯枝折斷而曳去；像火山口升騰的熔巖，將蒸汽送到高空，把大氣加以滌蕩。要寫好文章，就要時時刻刻注意雕塑自己的個性，立志以高其氣，修德以潔其氣，培情以養其氣；讓氤氳之氣充塞創作主體，成為發而為個體文本的最豐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淺論道德與義利觀

　　——從韓愈《答李翊書》說起^[1] 　　毛闖宇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的確，道德修養，好比是水；語言，好比水上浮的東西。修養深厚，那么語言或長或短，音韻或高或低都會相宜。說明為人與為文是不能分開的，學文應以立行為本，以立言為表，只有“行之乎仁義之途”，做“仁義之人”，才能“其言藹如也”。韓愈還認為，治學應“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君子應“處心有道，行己有方”，才能正確對待用與不用。這些深刻的見解和積極的處世態度，不僅對當年的李翊頗有教益，而且對今人也不無啟迪作用。 　　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應該樹立怎樣的義利觀，應該怎樣處世立身呢？何謂“義”？義，就是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也可理解為合乎正義或公益的舉動，或應盡的責任。與義有關的成語很多，如仗義執言、義無反顧、義形于色、忘恩負義等。而“利”容易解釋，即“好處”、“金錢”、“利益”，與利有關的成語也很多，如利出一孔、利市三倍、利令智昏、利欲熏心等。從義與利的這些成語中也可以看出與人的品性、道德密不可分。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義利觀，有不同的處世態度和方式。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絕不會去做損人利己的事；而一個品性低劣的人也決不會有奉獻精神。我們應做一個講究信譽、講究仁義道德的君子，不要做貪利的小人。如果商人不講商德，必將成為唯利是圖的奸商，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損害消費者利益，遭千人罵、萬人咒。如果當官的不講官德，就必然會以權謀私、利令智昏，墮落為貪官，受法律嚴懲、遭百姓唾棄。 　　當前，許多人開工廠、辦公等，當起了老板。有的老板有仁義之心，如上海普欣食品有限公司的蔣瑞康老板，在“做人”上下功夫，不貪、不搞家族制，對工人以誠相待，以信譽為準則，從不拖欠、克扣工人一分錢。蔣老板用人格魅力贏得了工人們的贊賞。但是，有的老板不講仁義道德，心狠手辣，千方百計拖欠、克扣工人的血汗錢。甚至有些煤礦老板，不去加強安全措施，不顧工人死活，硬要工人多采煤，生產事故頻頻發生，慘案一樁接一樁，真令人發指！其實，老板的義利觀、老板的人品高下，直接關系到企業的興衰。重義必興，重利必衰。 　　總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雖然在有些人那里，除了金錢，別無所愛，除了利己，別無所求，實惠是他們的信仰，金錢是他們的寵物。但是，生活中重義輕利的人畢竟占多數，否則社會怎么能前進呢？巴金在生前說得好，“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干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我思索，我追求，我終于明白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不在于享受。”這真是金子一般的語言，它像一聲春雷，使迷醉的人們驚醒；它是一股清風，蕩滌著銅臭濁氣。 　　中華民族是道德之邦。司馬遷、韓愈、文天祥、岳飛、林則除、孫中山、魯迅、雷鋒、巴金……大批的仁人志士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義看得重于泰山，而他們的生命之花，卻是常開不敗的。他們的精神并沒有死，他們的崇高美德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當前，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我們樹起道德新標桿。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學習這些仁人志士的義利觀，學習他們的處世為人，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多作奉獻，努力為社會增添一點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