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郡帖》拓本（其一）
《此郡帖》拓本，8行，66字。草書。 第一行“扵”字，米芾《書史》作“於”，第四行“舍”，米芾作“捨” ，第五行“耳”，米芾作“爾” ；第六行“夏”，米芾釋作“交”，第七行“小都”之“小”，米芾釋作“北”。
帖文的內容，是向人訴說王羲之所在會稽郡之弊，談及拖欠了上交的賦稅，稱無力解決這樣的問題。“舍逸而就勞，嘆恨無所復及耳”，透露出王羲之厭於仕途的心境。據此，書寫這通尺牘時，王羲之尚在會稽內史任上。第二行末“獨坐”者，《淳化閣帖》、卷八有《獨坐帖》。所謂獨座，指專席而坐，猶言驕貴無偶。此是對某一地方的最高長官的代稱。“逋滯”者，猶拖欠，指拖欠朝廷徵納的賦稅。
釋文：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因曾為右軍將軍，故又稱“王右軍”。瑯邪國臨沂縣(今山東省臨沂市)人。中國古代杰出的書法藝術家。他承續鐘繇、張芝，變革古法，創立今體，并把今體書法推向文人書美的極致，被后世尊為一代“書圣”。
王羲之系出瑯邪王氏，父王曠，母親姓氏不可考 (據清康熙年間王國棟編《王氏宗譜》(現藏北京圖書館) ，羲之母親系河東安邑衛氏，因系孤證，暫不從。)。瑯邪王氏自西漢時由瑯邪皋虞遷至臨沂，至西晉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覽始成為‘士族’。西晉末年，司馬氏政權外受北方新起勢力劉淵的威脅，內則“八王之亂”甫定，元氣大傷，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親王曠獻策瑯邪王司馬睿移鎮江南以求自保和發展，并與羲之從伯王敦、王導 (又《世說新語·贊譽》劉孝標注：“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今從《晉書·王羲之傳》。) 輔佐司馬睿渡江。后王曠率兵北征，戰敗后下落不明。王導、王敦擁立司馬睿登基，建立東晉王朝，名重一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稱，居江南王、謝、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導晚年昏聵，瑯邪王氏勢力日漸衰落。
王羲之五歲隨家族過江，入住建鄴(今南京)烏衣巷。不久父親失蹤。年幼的他雖身在名門大族，卻“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晉書·王羲之傳》)。特殊的環境養成了他骨鯁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鑒在王氏諸少中選婿，羲之東床坦腹，滿不在乎，郗鑒大為欣賞，以女妻之。
約于明帝太寧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當時貴族子弟出仕慣例，起家為秘書郎，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臨川太守、征西幕府參軍、江州刺史、護軍將軍、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等職。有晉一代，玄學興盛，清談成風，士族子弟及各級官吏浸淫于清談，崇尚風流，不以政務為要。王羲之從‘事君行道’出發，認為“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晉書·謝安傳》)，無論是在朝中為官，還是出使外任，均親理政務，勤求民隱，于種種弊政深切痛恨。在護軍將軍任上，他深入調查，力欲糾治營中弊端，發布《臨護軍教》，提出“公役均平”。在會稽內史任上，他針對吏治腐敗與賦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選°吏與均平賦役之策。
在連年大旱、民生困頓之際，不等朝廷下令，果斷開倉賑災，救民于危難。
王羲之“清貴有鑒裁”(《晉書·王羲之傳》)。東晉偏安江南，收復北土的呼聲終朝不絕，并成為政要權力之爭的砝碼。王羲之洞察時政，對歷次北伐之舉、將帥人選有著清醒的認識。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為與桓溫對抗，上疏請求北伐。羲之以為此舉必敗，便致書竭誠勸阻，殷浩不聽，終致大敗。羲之悵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鯁氣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揚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難，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從此退出官場。但他在優游山林之余，仍關注朝臣進退，深以國事為念。
在東晉政壇上，王羲之可謂勤謹務實、體察民情的良吏，但處于君昏政暗、“虛談廢務”的時代，他難以有所作為，故而政績不顯。然而作為一名杰出的書法藝術家，他為中國書法藝術樹立了一座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峰。
書法乃瑯邪王氏家族世代相傳之藝術。王羲之的父親王曠，從伯王敦、王導，叔父王廙等，都有書名。尤其是王廙，多才多藝，“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南朝王僧虔《論書》) 。王羲之受家學熏陶，得自衛夫人、王廙等名家指點，一經啟蒙便樂此不疲，勤習苦練，表現出極高的習書天賦。他苦苦臨習王導贈予的鐘繇《宣示表》，從中領悟書法藝術的真諦，為日后輝煌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羲之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在這一時期，新的審美觀念和標準在文人個性自覺的基礎上得以確立，古拙渾樸之美向妍麗飄逸轉換，各種藝術形式在要求表現自我情志的同時，開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學、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的一大批極富天才、敢于創新的文學家、藝術家，沖破傳統的樊籬，以‘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氣概，建立了新的體式法度，開拓出文學藝術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書法領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漢字書體上承漢魏，已開啟今體草、行、楷書的體式，但以鐘繇、張芝為代表的書體，尚未脫盡隸意，稚拙古樸。王羲之順應書體發展的趨勢，引入時代審美意趣，在精研鐘、張書體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改革。楷書變橫向取式為縱向取式，端莊勻整。行書脫盡隸意，欹側取妍，遒媚緊斂，勢巧行密，筆法上中鋒側鋒互用，運筆迅疾，便于書寫，加強了書法的藝術性和實用性。草書則改章草的作書緩慢、多波挑、筆勢不連貫為今草的運筆自由、筆勢連貫、減省筆畫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書體式定型，漢字書體的發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僅完成了漢字書體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國書法藝術變質為妍的重大轉變。
王羲之于書法藝術堪稱備精諸體。唐張懷瓘《書斷》列其隸書(即楷書)、行書、章草、飛白、草書為神品，八分為妙品。行書《蘭亭序》被奉為天下第一行書，楷書《樂毅論》、《黃庭經》亦被尊為極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飄逸灑脫的書風，千余年來令無數書家心馳神往。梁武帝評其書是“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梁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唐太宗則贊嘆“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晉書·王羲之傳》)
王羲之的書法對后世影響甚大。以臨摹他的書作或師其筆意自成一家的書法名家，有陳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孫過庭、懷素、張旭，五代楊凝式，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趙孟頫、鮮于樞、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黃道周、王鐸，清劉墉等。清中葉后，包世臣、康有為提倡北碑，一時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習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獻之在內的“二王”法書。自唐時起，王羲之書法作品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頻繁而東渡日本，對日本的書體書風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仍被視若珍寶，研究學習者不絕。
王羲之的書法真跡，自東晉末，經南朝至隋朝，歷經戰亂，佚失、毀滅者甚多。到唐初，由于太宗高價收購，共得二千余紙，其中不乏贗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響拓高手馮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贈寵臣。后不少真跡殉葬昭陵，部分則由皇族自內府竊出，終致散佚。五代溫韜發昭陵，陵內法帖全遭毀棄。宋初，刻本叢帖出現，如《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內中多收王羲之、王獻之書法，是以真跡亦或摹本為底本刻木刻石，無法詳考。由宋至清，叢帖更多。至今，書于絹上及紙上的摹本約有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國內外(多在日本)博物館、美術館，部分為私人收藏，傳世羲之書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書圣教序、定武蘭亭)及宋明清木刻叢帖中各帖，因真偽交雜，總數難以確定。
晉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長年服散致疾，辭世而去，終年五十九歲，葬金庭(今屬浙江嵊州)。諸子遵其遺囑，辭卻朝廷“金紫光祿大夫”的贈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張溥、清嚴可均各有輯本，均不全。
《此郡帖》拓本（其二）
《此郡帖》拓本（其三）
《此郡帖》拓本（其四）
《此郡帖》拓本（其五）
延伸閱讀
憑啥封王羲之“書圣”稱號？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不僅“大師”的帽子滿天下，而且“書圣”的桂冠也隨便送，隨便戴。這樣一來，“書圣”的稱號不貶值才怪呢！
稍為懂得一點書法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書法家數以萬計，但是在書法史上留下名字的，也就是那么幾百人。至于經過歷史檢驗、為歷史所承認的“書圣”，那更是寥若晨星。這些“書圣”，沒有一個是靠炒作“炒”出來的，一切自封的“書圣”稱號，一切亂封的“書圣”稱號，就像小小的沙粒，被歷史的大浪一沖，便無影無蹤了。
讀一讀王羲之，就知道“書圣”的桂冠不是可以隨便戴上的。
王羲之在世時的書名
王羲之早年書法與同時代人庾翼齊名，羲之后進，庾翼不把他放在眼里。蘇軾《跋庾征西貼》講了這么一件事：“征西（征西將軍庾翼）初不服逸少（王羲之），有‘家雞野騖’之誚，后乃以為伯英再生。”庾翼起先不樂意自己的孩子學習王羲之的書法，輕蔑地稱羲之為“野雉”，而以“家雞”自比。后來，王羲之的書法有了重大突破，使得本來與他不相上下的庾翼大為折服。庾翼說，在家兄庾亮處見到王羲之用章草寫的一封信，驚為“伯英再生”。伯英即東漢張芝，早在曹魏時代就被韋誕推崇為“草圣”。“伯英再生”，也就是說庾翼承認王羲之乃張芝第二。
據筆者考證，王羲之給庾亮寫信，大約是在38歲以前。此時的王羲之，就已在當時書壇獨占鰲頭了。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謝安等42人舉行了著名的蘭亭雅集。這是書法家、文學家、社會名流的盛會。其中謝安后來出任宰相。42人中，當時已經或后來成為書法家的有8人。與會者推定王羲之為《蘭亭集》作序，這表明王羲之在當時書壇處于領袖地位。
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東晉后期的羊欣說：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隸，古今莫二”，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天下第一。進入南朝宋后，由于審美觀念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王羲之的書法一度被冷落，而王獻之的書法卻大行于時。王獻之的名聲超過了他父親，海內學書之人俱習王獻之書。
從南朝宋后期起，在先后被宋明帝、齊高帝寵信的大臣、書法家劉休的帶動下，世人開始重新重視王羲之書法。《南史·劉休傳》云：“……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輕微，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南朝宋初期，由于羊欣重王獻之書，世人也看重王獻之書。當時人們以為王羲之筆跡輕微，故不推崇。經劉休提倡，王羲之書法又被看好。
不過，直到南朝梁，王獻之的書名仍超過其父。梁武帝對王羲之書法的大力表彰，使世風為之一變。他對王羲之書法有過批評，說是“意疏字緩”。還說王羲之的字不如鐘繇。但總的來說，對王羲之書法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王羲之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陶弘景在《論書啟》及《上武帝論書啟》中，曾說到梁武帝澄清了世人對王羲之的模糊觀念，糾正了社會上輕視王羲之書法的偏見。
王羲之書法比王獻之含蓄，內涵要深刻。羲之書道幽深，領悟不易。讀懂王羲之書法，比讀懂王獻之書法，要困難一些。對羲之書法，更需要解讀。世人認識它，需要更多的時間。開頭一段時間，南朝人欣賞書法較為外露、以媚趣勝的王獻之，超過了書法含蓄、以骨力勝的王羲之，既符合南朝人的審美要求，也符合認識規律。等到南朝人讀懂了王羲之書法，羲獻父子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便顛倒過來。
王羲之不是靠唐太宗捧起來的
在書法史上，吹捧、炒作某一書法家的現象，屢見不鮮。唐代就有這樣的事例。高宗時大臣許敬宗曾吹捧高宗為“古今書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唐朝敘書錄》載：唐朝龍朔二年（662年），高宗親自作書與遼東諸將，并對許敬宗說：“你喜愛書法，可于朝堂開視。”許敬宗受寵若驚，看過高宗的手書后，私下對其他大臣說：“我見過的古人墨跡很多，魏晉以后，唯稱二王。但王羲之多力而少妍，王獻之多妍而少力。圣上的墨跡，兼有二王之絕，實古今書圣。”盡管許敬宗把高宗捧上了天，歷史就是不買高宗的賬。除了宋代朱長文《墨池編》記下高宗“雅善”楷書、草隸、飛白這么一句外，高宗在書法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書法家。
唐太宗表彰王羲之，不能稱為“捧”。王羲之也不是靠唐太宗捧起來的。
唐修《晉書》卷八一王羲之等人傳之后，有唐太宗親自撰寫的一段“御評”，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王羲之傳論》（有的媒體說整篇《王羲之傳論》都是唐太宗撰著，誤。）。《傳論》中說到：“所以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用了“盡善盡美”四字，對王羲之書法的頌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實，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褒揚，不能算過分。在唐代以前，王羲之已享有盛譽。南朝梁庾肩吾《書品》，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在《晉書》撰成之前，歐陽詢在《用筆論》中評王羲之曰：“冠絕古今，唯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傳論》對王羲之的評價如出一轍。唐太宗之后，唐人孫過庭在《書譜》中評論王羲之說：“且元常（鐘繇）專工于隸書，伯英（張芝）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認為王羲之兼有鐘繇正書、張芝草書之美。唐代李嗣真《書品后》云：“右軍正體……可謂書之圣也。若草行雜體……可謂草之圣。其飛白也……可謂飛白之仙也。”明確地稱王羲之為“書圣”。可見，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評價，與南朝梁以來王羲之聲譽日隆的趨勢大體相合，與梁武帝以來的評價，尤其是唐人的評價大體相合。
筆者在《二王書法》一書中，曾就唐太宗是否“捧”王羲之的問題寫道：“既然唐太宗對王羲之的評價不能算過分，就不存在‘捧’的問題。門徒捧老師，下屬捧上司，無名之輩捧名人，兒子捧老子，老子捧兒子，我捧你，你捧我，用錢雇人捧，為錢替人捧，捧權要，捧大亨，如此等等，古代司空見慣，現代也不是沒有。唐太宗出于什么樣的目的，要去‘捧’一位謝世數百年的東晉的風流瀟灑的‘才士’呢？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對《蘭亭序》的貶斥沒能撼動王羲之的“書圣”地位
清朝乾隆時代以前，學術界和藝術界對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實性和藝術價值向無疑義。從乾隆時代起，趙魏、阮元、趙之謙、李文田等或對《蘭亭序》提出懷疑，或否認唐太宗所得《蘭亭序》為王羲之真跡。其中李文田攻擊《蘭亭序》最力。他認為，《蘭亭序》文章為偽，《蘭亭序》帖也為偽托。他說，《蘭亭序》的字體，是南朝梁、陳以后人的字體。晉朝人只能寫漢魏時代的隸體，不能寫《蘭亭序》那樣的字體。
民國時代，也有幾名學者對《蘭亭序》表示懷疑。其中楊守敬認為，東晉時代的書法家，其書作無一例外都應當有隸書遺意，“集帖”所收鐘繇、王羲之楷書字帖沒有隸書遺意，故不足為據。言下之意，《蘭亭序》也不值得相信。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蘭亭序》真偽問題又被提了出來。這次論戰所以反響很大，是因為論戰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關注，還因為論戰的發起者郭沫若在學術界的地位顯赫。不過郭沫若的主要觀點和論據大體沒有逾出清人李文田等論述的范圍。郭沫若說：《蘭亭序》“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何時依托？何人作假？郭沫若認為，南朝梁與唐代之間相距60多年，這就是依托的相對年代。他在這段時間里，逮住了一位僧人——王羲之的七世孫、王羲之第五個兒子徽之的后人智永。他斷定：“象（像）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因此我樂于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沫若否定《蘭亭序》帖為王羲之書的主要論據是：王羲之的時代是隸書時代，他不能寫出作為楷書法帖的《蘭亭序》；《蘭亭序》的字體是南朝齊、梁時代人的字體，只有齊、梁時代以后的人才可能寫出《蘭亭序》。
在不同意郭沫若的觀點的人中，高二適勇氣可嘉，而商承祚則論據有力。他說，脫離隸書筆意的楷書魏末基本成熟，到東晉已完全成熟，草書脫離隸書筆意的時期也在漢魏之間；因而王羲之能夠寫出脫離隸書意的行、草、楷。商承祚又將今存神龍本《蘭亭序》跟智永所書《千字文》作了對比分析，否定了《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都是智永一人所“依托”的觀點。
商承祚還寫道：“如智永真有偽《蘭亭序》及《蘭亭序帖》的證據，后人無庸置喙，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出自個人臆斷，則智永將在千載之下蒙此‘莫須有’之冤，就會使人為之不平。郭沫若同志始則‘樂于肯定’，繼而又謂‘看來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似乎智永‘依托’已成定案無回旋之余地。據我個人的管見，這問題的爭論，還有相當距離甚至遙遠，則‘樂于肯定’這結論無乃下得太早！”
雖然從清朝乾隆時代以來，關于《蘭亭序》真偽的爭論時有發生，但《蘭亭序》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并沒有被撼動。王羲之的“書圣”地位也沒有因此被撼動。
王羲之的“書圣”地位是動搖不了的。原因大致有以下數點：
第一，王羲之的書法經歷代很多書法大家和書法鑒賞大家的品評，堪稱古今無二。
第二，王羲之是最偉大的書法藝術變革家，開一代書法新風。
第三，王羲之是歷代書法宗師，1600多年來，大凡著名的書法家，幾乎沒有人不受惠于王羲之書法。
第四，王羲之的書法具有可臨摹性，被一代又一代人當作最佳臨摹范本。
第五，王羲之的書論是中國古代書學理論的經典之作，古代多少書法家都是以王羲之書論作為主要教材來學習書法和從事書法創作的。
第六，王羲之不但書品為世人所尊崇，而且人品為世人所敬仰。
第七，王羲之是被作為東晉初年有才能、有思想、有政治眼光、有作為的重要歷史人物，寫進“二十四史”之一的唐朝官修的《晉書》的，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助于他的書法長久地流傳下去。
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幾人具備王羲之這樣的條件？
在王羲之面前，一切自封的或被亂封的“書圣”，能不汗顏嗎？
（王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