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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流派－－河間學派 河間學派是以宋金時期河北河間著名醫家劉完素為代表的一個醫學流派，以闡發火熱病機、善治火熱病證而著稱于世。學派形成之初側重于外感病的火熱病機、病證，其后則漸及內傷雜病之火熱病機、病證，或涉及各種外感、內傷之實證，而分別另成一派，故該派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河間學派的形成 宋代，《和劑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為俗”。由于《局方》用藥多偏溫燥，故對于溫熱病人或陽盛陰虛患者，不但于事無補，反因濫用而成弊，造成熱病叢生。此種現象在北方亦很明顯，因北方氣候干燥，其人“秉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釀，久而蘊熱，……人情淳樸，習于勤苦，大抵充實剛勁”。即使外感風寒亦往往容易化熱生燥，不耐《局方》藥物助熱劫陰之苦，何況感受溫熱呢?另外，這一時期的醫學界，因循守舊之風仍很強勁，一些人墨守張仲景《傷寒論》陳規，不問傷寒還是溫病，治輒投以辛溫，每每貽誤病人，助熱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際，戰亂頻繁，北 部的廣大地區淪為戰場，社會動蕩，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氣炎熱，致使溫疫病不斷流行，眾醫束手無策，亦非局方、經方所能奏效。 面對這樣的形勢，生活于北方的劉完素(字守真)在當時社會革新思想的沖擊下，首先起而探討解決這些內外傷熱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論。他在運氣學說的影響下．潛心鉆研《內經》病機十九條的理論。發現六氣之中，火居其二，病機十九條中，火熱居其九，認識到火與熱是導致人體上述病變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來闡發這些疾病的機理，不僅擴大了《內經》中火、熱邪氣致病的范圍，而且形成了以火熱為核心的學術觀點(即火熱論)。在病機上，力倡“六氣皆能化火”說，或“五志過極皆為熱甚”說，在治療上，力主寒涼之劑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腎，分別適用于外感、內傷熱性病。其中尤殫心于六氣化火說及寒涼解表攻里的治法(即側重于外感熱性病)。自此，劉完素始與局方、經方立異，形成對峙之勢，而成為主火論、寒涼派的開山。 二、河間學派的發展與演變 自劉完素創火熱論獨樹一幟后，承襲其術者不乏其人。據史料記載，親炙(直接受到教誨或傳授)其學者，有穆大黃、馬宗素、荊山浮屠等。 穆大黃，姓穆，人以大黃稱之，其為善用寒涼者無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無從考證。惟《三消論》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論}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間門人穆大黃之后也。” 馬宗素，金代平陽人。 《宋以前醫籍考》云： “按《醫學源流}引《列代名醫圖》曰：‘金有何公務、侯德和、馬宗素、楊從正、袁景安’。而是書又載正治反治之法，曰聞諸守真之言，則宗素亦金人，當得親炙于守真之門者。”著有《傷寒醫鑒》一書，從傷寒病的角度來宣揚劉完素的火熱論，并有所發揮，詳細內容見溫病學派。 荊山浮屠，姓氏、里籍與著作亦無從考。《明史·方技·戴思恭傳》云：“震亨……學醫于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荊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可知其學一傳于羅知悌，再傳于朱震亨，使河間之說由北方而傳到南方。 羅知悌，字子敬，號太無，元代錢塘人，著作不詳。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羅司徒知悌，宋寶佑中寺人，精于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于李呆、張從正二家。嘗言醫學之要，必本于《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于外感，東垣之書，詳于內傷，必兩盡之，治病方有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知悉其學傳至朱震亨時已非劉完素一家之說，實融三家之說于一爐。 朱震亨，字彥修，元代婺州義烏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稱為丹溪翁。其沿襲羅氏之學，尤重相火為病最多之說，大倡“陽有余陰不足論”，治療肝腎相火妄動的病證強調滋陰降火，而開后世滋陰一派的先河。此外還擅長氣、血、痰、郁等雜病的論治。足見劉完素之學傳至朱震亨已漸變矣。 傳朱震亨學說的門人，主要有趙道震、趙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劉叔淵等。最有成就者，當推戴思恭、王履。 趙道震，字處仁，明代金華人。(定遠縣志》謂其“凡軒岐以下諸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遠，活人頻多，未嘗言利”。著有《傷寒類證》一書，可惜未見有傳本，其學術思想，難以測知。 趙良仁，字以德，明代吳人，后挈家去浙。《蘇州府志》載其“少試吏憲司，即棄去，從丹溪朱彥修學醫，治療多有奇效，名動浙東西，所著{醫學宗旨》《金匱方衍義》，并《丹溪藥要》等書”。《宗旨》《藥要》兩書均未見，《衍義》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經周揚俊補注，名為《金匱玉函經二注》之后，始有傳本，該書系研究仲景學說的專著。 戴*(音堯)，字仲積，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醫之手而棄儒從醫，率子戴思恭(宇元禮)徒步至義烏，受業于朱震亨。朱氏“愛思恭才敏，盡以醫術授之”。“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元禮父子最得其傳”，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蟲未見有著作傳世，其學術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則著有《推求師意》，《證治要訣》等書，暢發其師的“陽有余陰不足論”及論治雜病的心法。他所發揮的氣血盛衰論(即“氣屬陽動作火論”與“血屬陰難成易虧論)，可謂發展了朱丹溪乃至劉河間研究火熱的學術思想，并對后學汪機的學術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履，字安道，號畸叟，別號抱獨老人，明代江蘇昆山人。《明史列朝詩集》述其“精醫藥，從金華朱彥修游，盡得其傳”，著有《醫經溯洄集》等書。其學術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之說，對《內經》《難經》的理論多有獨到見解。此外還倡傷寒溫暑為治不同論，實屬對劉河間火熱論的發揮。 劉叔淵，字橘泉，明代吳陵人。其子劉純(字宗厚)著《醫經小學》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醫鳴江右，家君親從之游，領其心授。純生晚學陋，承親之訓有年矣。”可惜劉叔淵之學不傳，惟從劉純著作中窺測。劉純實為朱丹溪的再傳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機微義》等，反映了朱氏論治雜病的學術思想。 私淑(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其學術并尊之為師)朱震亨，競傳其學的，則有汪機、王綸、虞摶、徐彥純等，尤以汪機、王綸成就最著。 汪機，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門人，世居石山，因自號石山居士，人稱汪石山。著有《石山醫案》等書。其服膺丹溪之學，并受到戴思恭觀點的影響，而倡衛有余營不足論，認為衛有余無待于補，而營不足則以人參、黃芪補之，補營之氣即補營也。實與朱丹溪“陽有余陰不足論”及滋陰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綸，字汝言，號節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醫雜著》等書。其傳揚丹溪之學，尤對丹溪論治雜病的心法體會深刻，強調“氣、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誤藥雜亂而成郁”，故臨床治病常“以郁法參之”，如氣病兼郁，則用四君子湯加開郁藥，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為學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摶，字天民，號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義烏人。其曾叔祖虞誠齋“與丹溪生同世，居同鄉，于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于世”。虞氏遂世代相傳，皆以丹溪為宗，至虞摶時亦“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之遺風”。其對朱丹溪治雜病的心法，理解較深，在所著《醫學正傳》的各個病癥里，都列有“丹溪要語”、“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內容，可惜高明之見不多。 徐彥純，宇用誠，明代浙江會稽人。 《玉機微義》楊士奇序中謂其私淑朱彥修。著有《醫學折衷》，《本草發揮》等，前者言雜病證治，多采劉完素、張從正、朱震亨等諸家之說，可見其師丹溪而尤重丹溪治雜病之心法，但僅僅是闡揚而已，缺乏獨到之見。該書后經劉純續編，更名為《玉機微義》。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劉完索之學的，有葛雍、鎦洪、張從正及弟子麻九疇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號華蓋山樵，金代臨川人。《醫籍考》謂其“亦為傳河間之學者”，著有《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簡稱《傷寒直格》。 鎦洪，號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傷寒心要》一書。《傷寒辨注》云 寒，大率以熱病為主，此得河間之一偏。” 以上二家，雖非劉完素門人，但確是最守劉完素火熱淪的，其著作之篇幅， 殊，然立論之旨意，與馬宗素之《傷寒醫鑒》幾無二致，詳細內容見溫病學派。 張從正，字子和，號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稱張宛丘。《金史·本傳》載：“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曾有“風從火化，濕與燥兼”之論，以闡發河間六氣化火病機之旨，并認為風、火、濕、燥皆為邪氣，邪留正傷，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為主，遂成為攻邪派的師祖。可見河間之學傳至張從正，又為之……：變矣。 張從正的人室弟子有麻九疇、常德。 麻九疇，初名文純，宇知幾，人稱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長經史，《歸潛志》云：“晚更好醫方，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張子和所著醫書，多半出于麻知幾之手。張頤齋為《儒門事親》作序曰：“宛丘張子和，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求去，蓋非好也。于是退而與麻征君知幾、常公仲明輩，日游滁上，相與講明奧義，辨析至理，一法一論，其大義皆子和發之，至于博之于文，則征君所不辭焉。議者咸謂：非宛丘之術，不足以稱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術，所以世稱三絕。”惟本人并無醫學著作流傳后世。 常德，宇仲明，金代鎮陽人，與麻知幾同師承于張子和，亦參與了《儒門事親》一書的編撰。此外，尚著有《張子和心鏡》(又名《傷寒心鏡》)，首論劉河間雙解散，及張從正增減之法，其余都屬于劉、張二家的學術觀點，不難看出，本書實為發揮劉河間火熱論者。 私淑張從正之學的有李子范。 李子范，字林慮，里籍、著作俱不詳，惟《儒門事親·后序》云：“有隱士林慮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黃，及得是書，喜而不舍，遂盡得宛丘之傳。”得知李子范為私淑張從正之學而有心得者。 總之，河間學派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下形成的，初期以發明火熱病機、善用寒涼藥物而名噪一時，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又先后以攻邪、滋陰而聞名于世，從而由寒涼派又分化出攻邪派、滋陰派。該派所研究的內容，在理論上有新的突破，在臨證上有重要成果，促進了中醫病機學和治療學的發展，并為明清溫病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中醫學術發展史上最具影響的學派之一。 ----------------------------------------------------- 易水學派 金元時期，新說竟興。繼河間劉完素創立火熱論之后，有河北易州張元素探索臟腑辨證，在總結前人學術成就的基礎上，創立了較為系統的臟腑寒熱虛實辨證體系。其后經其弟子及后世私淑者的不斷發揮，在臟腑病機和辨證治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匯成了著名的易水學派。 編輯本段 一．易水學派的形成 易水學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金元時期，中國北方戰火連年，人民飽受饑饉、勞役、驚恐之苦，內傷病發生較多，為臟腑病機研究提供了臨床基礎。魏晉以來至宋代，醫學的發展一直處于經驗積累的階段，醫學風氣偏重于經驗方的收集應用，忽略了醫學理論的研究。經過一段時期臨床醫學的經驗積累，醫學理論的總結提高已勢在必行；臟腑病機的理論研究已成為當時醫學發展的客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張元素整理總結《內經》，《難經》，《中臟經》有關臟腑辨證的醫學理淪，吸取《干金方》，《小兒藥證直決》的臟腑辨證用藥經驗，結合其臨床實踐經驗，建立了以寒熱虛實為綱的臟腑辨證體系。在醫學發展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成為易水學派的開山。 張元素，字潔古，金代易州人。著《醫學啟源》，《臟腑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珍珠囊》等。張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家。他有感于當時醫生執古方以療今病的習俗．針對性地提出“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主張從實際出發。強調根據臟腑寒熱虛實辨證用藥。在張元素注重臟腑病機研究的影響下，在易水學派形成過程中，一些醫家逐步轉向對特定臟腑進行專題研究，并各有創見。 李杲，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人，金元醫學四大家之一。從學于張元素，盡得其傳。在其師臟腑辨證說的啟示下，探討脾胃內傷病機，緊密結合臨床實踐，悟出脾胃為元氣之本而主升發，若因飲食勞倦所傷，脾胃不主升發，元氣不足．乃百病發生之由，總結出“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制定益氣升陽、甘溫除熱大法，創制補中益氣、升陽益胃等名方，并詳辨內傷與外感之異同。被后世又稱為補土學派的代表、易水學派的中堅。所著《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為歷代醫家所推崇，其學術影響極為深遠。李氏的親傳弟子有王好古、羅天益等。 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元·趙州人(今河北趙縣)。初師事張元素，后從李杲學。得張、李二家之傳；重視臟腑內傷陽氣虛損的一面，發揮為陰證論，所著《陰證略例》為闡發陰證病因病機和辨證治療的專著。在病因上他強調內因的決定作用，所謂“內已伏因”，即人的本氣已虛，再“感寒飲冷”或“誤服涼藥”而發為陰證。在辨證上強調脈證合參，以面青黑、脈弦而弱者為傷在厥陰肝之經；面紅而赤、脈細而微者為傷在少陰腎之經；面黃或潔、脈緩而遲者為傷在太陰脾之經。此即其所倡立的“內傷三陰例”。在治療上，明確提出“三陰可補”，運用仲景通脈四逆、當歸四逆、理中湯作為內傷三陰的主治方。 羅天益，字謙甫，元代真定(河北定州)人。從李杲學醫十余年，得其真傳，著《衛生寶鑒》，發揮李杲脾胃內傷學說。在理論上深入探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他指出：“《內經》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腎處在下，左右上下，四臟居焉。脾者，土也，應中為中央，處四臟之中州，治中焦，生育營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營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此說揭示了脾胃與其他四臟以及營衛津液的關系，對于正確理解脾胃內傷諸證病機頗有裨益。李杲論脾胃內傷之因，雖有飲食所傷和勞倦所傷兩個方面，但終是統而言之。羅氏則將飲食所傷分作食傷和飲傷，將勞倦所傷分為虛中有寒和虛中有熱，則更為具體而條理 化了。在治療上廣泛采用歷代名方，并自創新方，因而更加豐富多彩。其治療脾胃病的特點，更突出甘補辛升。其云：“健脾者必以甘為主，……衛為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為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營衛通。”其所創制順氣和中湯，即以補中益氣湯為基礎，加入川芎、蔓荊子、細辛、白芍藥，成為治療氣虛頭痛的著名方劑，足見其對東垣用藥心法的繼承與發展。此外，其重視三焦分治，可謂有首倡之功。 張元素、李杲、王好古、羅天益諸家，師承授受，形成了易水學派，對明代醫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編輯本段 二、易水學派的發展 易水學派的臟腑病機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發展。一些醫家在繼承東垣脾胃學說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腎和命門病機，從陰陽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討臟腑虛損的病機與辨證治療，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辨治虛損病證的系列方法，理論上發展成為以先天陰陽水火為核心的腎命理論。雖被后人習慣上稱之為溫補學派，實則為易水學派學術思想的延續，代表醫家有薛己、孫一奎、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等。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幼承家學，通曉各科，曾任太醫院院使。其學術思想，悉以李東垣脾胃內傷淪為中心，強調“人以脾胃為本”，“胃為五臟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虛，則其他四臟俱無生氣”，“人之胃氣受傷，則虛證蜂起”，發揮了東垣“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更強調了脾胃內傷與虛證的關系。在治療上多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法，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間。又主張若補脾不應，即求之于腎和命門之水火陰陽不足，若腎陰不足，用六味丸，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若命門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此等理論實遙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之用又效法于宋代錢乙。其對腎命的認識雖未脫離{難經》左腎右命門之說，但其已明確指出“兩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補之，使“陽旺則陰生”、“陰旺則陽化”。臨床上崇尚溫補，力戒苦寒，實為溫補學派之先驅乙 孫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別號生生子。明·安徽休寧人。著《赤水玄珠》，《醫旨緒余》等。其論命門學說的特點，是綜合《難經》關于命門和腎間動氣理論，并融人《易經》中太極生萬物的思想，闡發為動氣命門說，即以命門為兩腎間動氣，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并以命門動氣說用以指導臨床，突出表現在注重保護三焦元氣，對虛損諸證，多從下元不足論治，自制壯元湯，配合東垣補中益氣湯作為三焦元氣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護脾胃，也是孫氏的臨床特點之一，嘗云：“治虛損之證，最吃緊功夫，只在保護脾胃為上。”此可看出孫氏宗法脾胃學說的學術淵源。 趙獻可，宇養葵，號醫巫閭子。明·鄞縣人。著《醫貫》，闡發命門學說，自成一家言。其論命門位居兩腎之中，有位無形，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于十二官之上，實為生命之主宰。其云：“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獻可以命門為君火，而先天之水火并居焉。其臨床治療亦特別重視先天之水火治療。其云：“先天水火，原屬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熱之病得以平矣。”其所謂“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補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余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水中尋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補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余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大大推廣了六味、八味丸的臨床應用。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明·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著《景岳全書》，《質疑錄》，《類經》等。張氏所論命門與趙獻可略同。認為命門藏先天之水火，為元陰元陽所居之所。故“命門之水火為十二臟之化源，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五臟之功能必賴命門始能發揮正常。若命門之元陰元陽虧損，則必變生臟腑陰陽虛損之病，所謂“火衰其本則陽虛之證迭出，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迭出”。創制左歸、右歸作為治療命門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門之治實際上反映了張氏以陰陽互根理論為指導的辨證思路。他所大力倡導“陰陽相濟”治法，完善了陰陽虛損治法。其陰陽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陽重于陰，反對朱丹溪的陽常有余，針對性地提出。陽非有余論，認為“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為其溫補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中梓，字士材，號念莪，別號藎凡。明末華亭(今江蘇松江)人，著《醫宗必讀》，《內經知要》等。其學術思想宗東垣、立齋，既重脾，復重腎，明確提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后天之本，為易水學派諸家脾腎之論作了精辟的總結。其論陰陽水火則重視陰陽的平衡與交濟，并表現出明顯的重陽抑陰的傾向，嘗謂“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并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其在臨床上善于博采眾家之長，持論公允，又多有創見，如擅長辨治寒熱真假、實虛疑似之證，倡言“大實若贏狀”、“至虛有盛候”、“陽極反似陰”、“陰極反似陽”等，體現了較高水平的辯證法思想，頗具臨床指導意義，嘗為后世醫家所稱道。 以上溫補諸家崛起于明代，決非偶然，蓋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學風行于世，醫人偏執滋陰降火之說而濫用寒涼，襲以成弊。溫補諸家起而駁正之。其承東垣脾胃之學，而由脾及腎，深究陰陽理論與腎命病機，注重保護人體陽氣，豐富了對臟腑虛損病證的辨證與治療，成為易水學派發展過程中，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又一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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