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魏昌 近期來，湖北省簡稱“鄂”是否應改稱為“楚”，成為社會的一個熱門話題，這說明人們非常關心地方的經濟文化建設，并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楚文化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表現，令人高興。 鄂，金文寫作“噩”，甲骨文既寫作“噩”，也寫作“咢”，在我國古籍和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有所見。《史記·殷本紀》說：“（殷王紂）以西伯昌、九侯（鬼侯）、鄂侯為三公。”《戰國策·走策三》說：“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可見鄂侯位重職尊，與西伯周文王、九侯并列為“三公”，顯然是商代一強大的方國。其故地，《集解》徐廣曰：“野王縣有邘城。”即今河南沁陽西北邘臺鎮。這是最早出現的鄂。《左傳·隱公六年》說：“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迎）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此鄂，《清一統志》說在今山西鄉寧。文中說的“九宗五正”乃殷商以來傳世之官職；翼，今山西翼城，春秋晉邑。說明西周封鄂侯于此，后被晉兼并，成為晉國的版圖。 《史記·楚世家》說，周夷王（公元前885-公元前878年）時，楚國國君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此鄂，《正義》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徒楚，今東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鄧州，治所今鄧縣，地處豫南一帶。按此說法，熊渠領軍攻打的鄂，是從華夏之邦古鄂國遷徒過來的，為周的封國。1975年，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出土了一件西周時期鄂國銅器，名為“鄂侯弟廠季觶”，可能是鄂人南遷途中留下之遺物，可見鄂與隨國為西周之封國，以阻遏楚人之東進北上。童書業說：“汾水流域附近之國名地名常出現于江淮漢水之間，如江淮漢水間有隨、鄂、沈、黃、唐等國，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春秋左傳研究》）這種北國南見，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夷夏文化融夷夏為一的積極貢獻。當然，北國南見，并不一定是南遷過來的，如鄂，即鱷，應以鱷為圖騰崇拜的方國部族，汾水流域存在，江淮漢水間也存在。而鄂，今湖北鄂州，地處江漢流域。氣候溫暖，雨量充沛，草澤茂盛，正是鱷魚棲息之地。熊渠攻打揚粵（越）至于鄂，這鄂可能是揚粵人的一個方國部落。鱷，即蛟，亦即蛟龍，古稱揚子鱷，是越人的圖騰物，鄂為古揚越人所建，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故有學者持此說。 如上所述，無論是華夏遷過來的鄂，抑或是本地揚粵（越）建立的鄂，歷史都是很久遠的，這應該是后來湖北省簡稱鄂的一個歷史文化元素。然而，湖北省之簡稱為鄂，還有一個更直接原因，就是自秦統一各國后，鄂一直是今湖北省的一個重鎮。如秦設衡山郡，郡治邾縣（今黃岡），鄂邑在其附近。兩漢在荊州刺史部下設江夏郡，郡治西陵（今新洲），鄂邑建為鄂縣。三國孫吳荊州下設江夏郡，郡治武昌（今鄂城）。西晉在荊州下設武昌郡，郡治武昌（今鄂城）。另建鄂縣。東晉大致沿襲西晉，武昌郡在江州轄下。南四朝亦行州、郡、 縣三級制，大致與西晉相似，但州郡拆置，州郡數增多。如南朝宋增設郢州，州治今武昌，原武昌郡、鄂縣未變更。隋唐升鄂州，州治移于今武昌。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元新建置荊湖行省，治鄂州（今武昌），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長沙），稱湖南行省，不久又稱湖廣行省，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徙治鄂州（今武昌）。明、清、民國承之，鄂州武昌成為湖廣行省、湖北省的省會，直至今天，便以“鄂”為湖北省的簡稱。所以，湖北省簡稱鄂，是歷史形成的，是長期沿襲和約定俗成的結果，也是以省會代稱省名的簡便叫法，有其合理性，似不宜隨便改動它。 然而，隨著地域文化的日漸深入人心和楚文化研究的深入與普及，人們又覺得把湖北省改稱為“楚”，會更適合湖北省實際，對湖北省經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會更加有影響力和推動力，所以，有人建議把湖北省簡稱鄂改為楚，這是可以理解的，應該說是一個善良的愿望。不料，前幾天，荊州媒體朋友問我對“鄂、楚之爭”有何想法，我大吃一驚，始知有人這一建議竟已成為火藥味十足的爭論話題了，我當場便答以應變“鄂、楚之爭”為“鄂、楚并存”。這是因為稱楚，并不排斥稱鄂；稱鄂，亦并不排斥稱楚，湖北省有兩個簡稱，又何嘗不可。正如四川省，即簡稱川，亦簡稱蜀（因為那里有一個古蜀國），陜西省既簡稱陜，亦簡稱秦（因為陜西是秦國的腹地和三秦文化的中心地），山東省簡稱魯，當然亦可稱齊（因為山東是齊、魯的腹地和齊魯文化的中心地，齊、魯應該并稱），江蘇省舊以江寧和蘇州兩地的字首得名，簡稱蘇，當然亦可簡稱吳（因為江蘇是吳國的屬地和吳文化的中心地），浙江省，簡稱浙，當然亦可稱越（因為浙江是越國的屬地和越文化的中心地）。上舉幾例，有的是習慣兩簡稱的，如四川與陜西，有的是習慣單稱，但在歷史沿襲和人們心中，事實上已經是兩稱的，如山東、江蘇、浙江等省。今把湖北省簡稱鄂，又簡稱楚，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更能反映湖北省的客觀歷史屬性和現狀，如人們早已把湖北省稱之為“荊楚大地”、“鳳鳴楚天”、“荊山楚水”，把湖北人稱之為“楚人”、“荊楚健兒”，鄂、楚早已并存，何必去搞“鄂、楚之爭”？歷史上遺留下的許多地名，都是人們相沿成俗或約定俗成的結果，并非官方刻意規定的。今天不少地名通過人為地去變更，反而棄巧成拙，不倫不類，成為一個時代之風的折射點，應引以為戒。今天湖北省，人們既習慣簡稱鄂，又喜歡簡稱楚，自己則自豪地稱楚人，“楚商”，態度真誠，愿望善良。不要去橫加指責，使人背上包袱。歷史是發展的，社會是前進的，人的認識水平是會逐步提高的，取何地名合適，鄂、楚能否并存，歷史會作出選擇，今天人們不必去擔心。 媒體朋友還擔心一個問題，如果湖北省可以簡稱楚，是否引起兄弟省人們的異議，因為同屬楚地和楚文化孕育地的還有河南、湖南、安徽等省和地區。楚族的淵源歷來有北來、東來、西來和土著等四種說法，拙以為，楚族從其主源（王族或公族）看，是源自以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集團；而從其族群看，則是華夏族與南蠻（苗蠻）相融合而成的民族群體。楚人的先祖是黃帝之后顓頊高陽氏，居地在今河南新鄭一帶的黃河中游地區。楚人南徙及建國后，河南的浙丹、南陽、方城（楚長城）等豫西南一帶都是楚國的屬地和楚文化的中心地。公元前278年楚先鄢郢后，徙都于陳（今河南淮陽），稱“郢陳”（公元前278——公元前241年），長達37年之久。河南省要簡稱為楚，當然是說得過去的，但河南省是華夏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向有“中州”、“中原”之稱，當然再沒有必要去稱“楚”了。安徽地處江淮中心，楚人足跡遍及安徽、江淮各地，春秋時楚與吳在此爭奪激烈，戰國時安徽更為楚國屬地，公元前241年楚徙都壽春（今安徽壽縣），仍名“郢”，直至公元前223年楚亡。但是，安徽畢竟是楚文化、吳越文化乃至中原文化相到浸染之地，已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徽文化。如徽商足跡遍及全國，對中國的商業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當然再不必去把安徽簡稱為楚，安徽商業界也不必再去稱“楚商”了。湖南省與湖北省近鄰，隔江湖相望，楚人足跡遍及湖南各地。屈原流亡在沅湘一帶，很多作品都是在這里取材寫成的，宋黃伯思的“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遠山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的關于“楚”之名論，是包括今兩湖地區的。愚在兩湖之交生活了十幾年，當地人民語言和習俗習慣，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湖南人稱湖南為楚，稱自己是楚人，也充滿了如同湖北人一樣的自豪感情。不過，自1664年（清康熙三年）清分別置湖北巡撫（治所武昌）、湖南布政使司（后改名湖南巡撫，治所長沙）后，人們習慣稱湖北為“楚”、湖南為“湘”了。從此，“湖湘文化”、“湘繡”、“湘劇”，十分有名。這也是相沿成俗的結果，與湖北省流行的“荊楚文化”、“楚布”、“楚劇”之稱一樣鏗然有聲。所以，愚以為湖南是不必再另稱楚了。當然，湖南人對”楚“有感情，也可以稱湖南省為楚，稱自己是楚人，湖北人會感到很親切，絕不會反對。正如我是江西人，不少荊州、武漢朋友稱我是楚人，我深以為然，因為江西畢竟曾是楚國的屬地，”楚尾吳頭“，這里和安徽等地一樣，無疑也受到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的浸潤。我們今天說的楚人、秦人或吳人、越人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概念，當然也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實際上并無嚴格具體的界定，含有模湖性。陳勝、吳廣、今河南人，項羽、劉邦，今江蘇人，在拙著中，就稱他們為楚人，他們領導的起義，拙著稱之為以楚人為主體的秦末人民大起義，因為楚國版圖廣闊，在楚宣、威王盛世和楚懷王前期，幾乎囊括大江兩岸和江東、江南以及今西南、西北的部分地區，故秦（楚）漢以后就留下了“三楚”之說，稱他們是楚人也是妥當的。今有人樂意把湖北省簡稱為“楚”，經商的自稱為“楚商”，是因為楚國的腹地畢竟在湖北省，楚文化的中心地也畢竟在湖北省，他們的這種文化訴求和自豪感，應該受到尊重。至于“鄂楚之爭”實乃無謂之爭，折騰自己，消耗精力，毫無意義，應該罷息。 （作者系長江大學史學教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