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

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發布日期：2012-02-15 ]

　　這種“大民族主義”思想對當時彌漫的偏隘的種族復仇主義無疑是最好的解毒劑，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健康發展。

　　梁啟超在國民與民族國家之間直接建立線性聯系，提出了“新民”而“新國”的思路與方案，并對后來以改造國民性為中心的思想文化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者。胡適曾評價“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啄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一舉而全國相應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然而，對梁啟超民族主義的解讀，學界見仁見智。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是舶來品，對其接受與認識有一個過程，梁啟超也概莫能外。按他自己的敘述，梁啟超自1890年閱讀《瀛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國”。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東渡日本，開始接觸公民、民族、國家、權利等新術語與新理念。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多次使用“民族”一詞。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對民族主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闡釋，指出：“民族主義者何？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這是中國人首次給民族主義下的比較科學的定義。這期間，迫于國恥、憤于朝局的拳拳愛國之情，梁啟超也將矛頭指向原先寄予維新希望的滿族統治者，積極鼓吹排滿。他在給康有為的書信里寫道：“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相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相宜之主義。”

　　然而，正如梁啟超承認自己的個性“流質易變”，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由于受到伯倫知理的國家主義學說與民族觀念的啟示以及自己政治調適立場的規約，梁啟超迅即從滿漢種族復仇的“小民族主義”轉向了聚合民族意識以御外自強的“大民族主義”。從表面形式上看，梁啟超“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主義”是一種多族群—民族主義。但此種“大民族主義”顯然在以下幾個關鍵點上超越了族群（種族）民族主義。

　　第一，“大民族主義”超越了種族主義的褊狹。這一超越主要得益于對伯倫知理民族概念的借鑒和創新，從而嚴格界分了民族與種族。伯倫知理將民族的特質歸納為八個方面：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統；同其肢體形狀；同其語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風俗；同其生計。梁啟超雖然總體認可伯倫知理的歸納，但他界分了民族與種族的區別。他認為，“種族為人種學研究之對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區別為標識，一種族可析為無數民族……一民族也可包含無數種族。”這從理論上回答了民族與種族的關聯，為融合不同族群、民族組成“中華民族”提供了學理依據。此外，梁啟超還認為，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因為這些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故“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基于此，梁啟超著力批評了革命派的“排滿論”，指責其是“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并號召“真愛國者，允宜節制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進行也”。這也充分顯露了梁啟超調適的政治立場及其“革命相續”的理念。

　　第二，“大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種政治認同，即擺脫殖民統治，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這一點可以從梁啟超對“保國”與“保種”、“保教”輕重緩急的態度中找到明確的答案。梁啟超說：“竊以為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也。”顯然，梁氏在這里突出了民族國家的整體性。他還認為，傳統的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中國人盡忠的目標是文化而非國家。為此，梁氏指出，只有采取“以國家對國家”的方法，“我的祖國”的概念才會出現，才有可能產生愛國主義，才能救亡圖存。

　　第三，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的主題已跳出了種族間“竊權”與“奪權”之爭，徑直關切到民族國家這一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對于褊狹地認為“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民族的國家”的觀點，梁啟超質問道：“必離滿族，然后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那么何以立國、新國呢？梁啟超的思路邏輯是——“欲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由此，梁啟超提出了由“新民”而“新國”的“立國”思路。

　　這種“大民族主義”思想對當時彌漫的偏隘的種族復仇主義無疑是最好的解毒劑，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與健康發展。它有助于形成一種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觀念與民族關系，從而超越傳統的“華夷之辨”的思路定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民族觀的轉變。這一思想還凸顯了國民性（民族性）的重要性，在國民與民族國家之間直接建立線性聯系，提出了“新民”而“新國”的思路與方案，并對后來以改造國民性為中心的思想文化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梁啟超意識到，民族國家的拯救和振興最終必須落實到“人”這個基點上，必須把人的改造同新國家的建設聯系起來規劃中國社會的發展。

　　（作者單位：安徽建筑工業學院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