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視劇中的孫中山 我們現在常使用的“中華民族”這一稱呼，其實非常年輕。中國古代只有“中華”、“華夏”等稱呼，那在近代是怎樣衍生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這些稱呼的呢？ 一、西方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自古以來，處理民族關系的準則非常簡單，是華夷觀，也就是說，華夏以外的民族，都是文明程度不如華夏族的落后民族，“貴華夏而賤夷狄”。但歷史進入晚清時期，西方來襲，中國面臨5000年之巨變，面對新時代的大變局，舊的華夷觀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先進的中國人不得不探索新的民族觀。  古代中國的華夷觀 因為感受到西方國家的強大，中國人便開始接受西方的民族觀。最早將西方的民族觀引入中國的人，是嚴復。1895年他在《原強》中說，人類社會的競爭，最初是種與種競爭，然后為國與國競爭，“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 嚴復把世界上的種族分為黃、白、褐、黑四色。中國的滿、蒙、漢都是黃種人群，具有種族上的同一性，在文化上又具有優越性，所以是“文勝之國”。正因為如此，歷史上中國常遠服周邊民族，而不是被周邊民族所統治。 然而，近代中國受西洋民族侵略，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洋人在德、智、體等方面都比中國強。生存競爭如此殘酷，中國人開始擔心自己會“亡國滅種”。這就是嚴復著名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嚴復 西方民族觀的傳入無疑對中國的民族觀念產生巨大影響。近代中國人不再以華夷觀念來進行民族區分，而是按照西方的民族觀，以種群立論。其次，他界定了中國民族的屬性，即黃種，不是傳統的夷夏偏重于文化的種族論，而更強調民族特性。嚴復的說法實際就是近代“中華民族”思想的萌芽，在他的闡釋中，中國境內生活的民族都是一個團體，應當以民族主義相凝結，如此才能團結各民族人民，共同抵御外辱。  影視劇中的嚴復 二、“國族”觀念的產生 真正將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傳入中國的，是梁啟超。梁啟超是維新派代表，受西方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國家思想是成為國民的基本品質，而國民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 中國人的弊端，在于知天下而不知國家，知一己而不知有國家。所以他鼓吹民族主義，使中國人團結起來，培育他們的民族思想。在《新民說》中闡述了民族主義的內涵：“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梁啟超 嚴復、梁啟超二人將西方理論初步引入，探討了中國種族在生物學上的界定和文明高低程度。但如何構建一個完整的民族意識體系，還是有所欠缺。但他們提出一個同種同胞，榮譽與共的種族一體意識，為后人開辟了思路。恰逢當時中國人需要一個概念上的種族觀念，從而適應民族國家競爭的世界潮流，“國族”這一概念便應運而生。 三、“國族”概念的闡釋 近代中國“國族”這個概念，應該怎么理解呢？ 從族群角度來說，在華夷觀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的民族認同就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族群認同。但到了近代，漢族認同已經不合時宜。除了漢族，中國大地上還生活著藏、苗、回等多個民族，需要把這些民族都集合到一個共同體中。  56個民族是一家 當時的人都受“黃帝子孫”這一概念深深影響，在司馬遷《史記》的記載當中，天下各族都是黃帝的子孫后裔，只是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居住，留在中原的就是華夏，外部的便外成為蠻夷。清末知識分子把這一概念又抬出來，把它轉化成國族認同的族源符號。 1899年，康有為在加拿大的一次演講上曾說：“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無異。”當時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注重以血緣關系區分民族，而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一觀念，就是在血緣上進行了“國族”認同。  康有為 再談文化思潮，晚清革命派提出“驅除韃虜”的口號，鼓吹排滿滅清革命，這實則是傳統夷夏之防的發展，是一種漢族中心觀的體現。康有為則提出文化一體的種族觀，團結的標準是民族文化，他認為中國境內的滿、漢、蒙、回、藏都是中國的國民，都應當團結起來以強中國。他主要推崇中國根基深厚的儒家文化，康有為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推演為“保教、保種、保國。”他用孔子這一文化符號，以尊奉孔教作為界定國族界限的標準。  《走向共和》中的康有為 發展康有為學說的是楊度，他認為“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在楊度的認識當中，“中華”這一名詞，不僅指代地域和國名，而且指代一個血緣共同體，一個文化共同體。此外章太炎等人認為，國族除了生物種族特征，還需有語言、風俗、歷史等相同因素。我們可以說，“國族”的文化認同，實際是綜合了傳統的夷夏文化觀和新的民族觀而成的。  影視劇中的楊度 從政治角度來說，針對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所追求的漢族共和國，梁啟超、楊度等立憲派所提倡的是“五族君憲”的大中華主義。他們的大民族主義，與革命黨源于傳統觀念的華夷觀念不同，是西方提倡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民族主義”。  五族共和 漫畫 20世紀初，立憲派主辦的《新民叢報》和革命派主辦的《民報》，曾就怎樣建國和塑造中國的民族形象，展開了一場世紀性的論戰。雖然雙方在理論上針鋒相對，但在歷史實踐中，雙方卻有了折中的選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立憲派和革命派都坐在了談判桌前面，雙方最終達成妥協，以立憲派的立族方案結合革命派的建國方案。立憲派在皇帝存留問題上退讓，革命后在中國建立了共和政體；革命派則接受了立憲派“五族共和”的想法。畢竟對于孫中山來說，如果堅持建立漢族民族國家，就意味著主動放棄滿蒙、青藏、新疆等地的大片領土，那正合西方國家之意。 孫中山 文史君說 在20世紀前后，“華夷之辨”為主的民族觀漸漸被從西方引入的種族論和民族主義代替，通過“保種”來警醒中國人民，激發其民族情感，救亡圖存。于是，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近代“國族”概念誕生，我們今天經常使用的“炎黃子孫”和“中華民族”，便是“國族”概念的產物。 參考文獻 許紀霖：《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何時形成》，《文史哲》2013年第３期。 鄭信哲、周競紅主編：《民族主義思潮與國族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爛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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