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王慶蓮，今年85歲，是內陸僅存的被美國人譽為“民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神秘組織的國民黨軍統局的女譯電員。在軍統局本部的三年，是王慶蓮“最快樂的日子”，她認真工作，也流連舞廳。王慶蓮的上司是破譯珍珠港密電的軍統女少將姜毅英，大老板是戴笠，二把手是毛人鳳。
然而人生的舞臺急轉，流光溢彩頓作凄風苦雨。內戰前離開軍統的王慶蓮，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成為鎮壓對象。
活到今天，王慶蓮早已平反并落實政策，采訪前筆者還是想過她會有疑慮和戒備的可能。但見面之后，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卻流著淚對筆者說：你能來太好了，你們要是能早幾年來多好。
王慶蓮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領有退休金，“共產黨養了我31年，我從內心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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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不好，
考上軍統局”
王慶蓮身世很苦。她不到一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六年小學，日本鬼子打過來，什么都燒光了。她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王慶蓮剛滿15歲，什么都不懂，家里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軍統局來江山招人，王慶蓮媽媽給她報名。“也是運氣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王慶蓮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1944年4月，王慶蓮調回局本部擔任譯電員，軍銜是準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
“整個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因為可以看到情報，很多人想調過來，也有共產黨混進軍統局，想調來譯電科，很難。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當然是什么情況都有的，但主要關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復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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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戴笠講究儀表”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都叫他戴老板。很小聲地說一句'老板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干活。”
王慶蓮印象中的戴笠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志——我們也都是稱同志的，她穿了，給戴老板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老板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在我印象里，戴老板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的也有好的。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王慶蓮說：“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板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么華麗。”
3
“軍統局規矩很多”
王慶蓮年輕時很喜歡打扮，用口紅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整齊。她身段還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做衣服的人見了王慶蓮就頭疼。
但是軍統局紀律很嚴，女同志是不準抹胭脂涂口紅的。不像電視里演的那樣濃妝艷抹，王慶蓮因此被記大過處分一次。
軍統局規矩很多，她們有個證章，帶出去坐車看電影都不要錢，但他們從來不用，因為上面查到要處分的。
王慶蓮真正嘗到做人的滋味兒、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軍統局的那三年。每個禮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電影。
王慶蓮跳交誼舞最早還是跟電影演員學的。王慶蓮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拼命完成任務，晚上偷偷跑到舞廳學跳舞。“我學會跳舞，軍統局規定不準到外面去跳，但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都去過。我年紀小，性格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給你抓起來的。我說，抓起來再說。我們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談戀愛，跳舞認識的幾個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那時候抓起來也沒關系，就是關半個月。其實我們軍統局的人犯了錯誤也是關在渣滓洞里面。譯電科一個同事，拿了別人的東西，被關了三個月就又出來上班了。
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準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關起來六個月，也是渣滓洞，那女的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么，他關六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后來他們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王慶蓮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沒有，怎么辦？王慶蓮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批字。“我去問毛先生在不在，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小姑娘你干什么？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板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工作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毛人鳳請的假。”
“毛人鳳問我，你為什么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準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飯去了。1949年軍統局撤到臺灣去，他們還叫我一起去。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么辦？后來，腸子都悔青了。”王慶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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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一生最黑暗”
王慶蓮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那時國共正在和談。可是后來劃了反革命，我心里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王慶蓮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
1951年“鎮壓反革命”，王慶蓮24歲，是鎮壓對象，王慶蓮把她的歷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王慶蓮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后來又到糧食局，八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上面要王慶蓮“自愿”申請到農村去接受監督勞動。王慶蓮那時已經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他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那里是水鄉，去勞動都要劃船出去，王慶蓮五歲的孩子扔在家沒人管。冬天去很遠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當地農民家地上鋪稻草睡，只有王慶蓮一個女的，她覺得很屈辱。
苦難的日子在后面。“文化大革命”時，王慶蓮說她生不如死。在她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王慶蓮是軍統特務，當然是首要批斗對象。掛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說自己是反革命軍統特務。
“江山人脾氣倔，軍統的江山人，脾氣更倔。我下到農村改造23年，還是很倔強，他們叫我招認，叫我揭發別人，我從來不招，沒有的事情我絕不隨便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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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養了我31年”
“很多事情講不清，凡在軍統就是作惡多端嗎？沒辦法，講不清。我后來想，那段時間，社會不知道要倒退幾十年。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
王慶蓮是1981年落實政策的。王慶蓮說還是感謝共產黨，在鄉下的23年也給她算了工齡，到現在她退休31年，共產黨養了她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地過，王慶蓮從內心里感謝共產黨，這是王慶蓮的肺腑之言。
王慶蓮說她這一生對不起四個人：“我媽媽，我沒能給她養老，她反過來還得幫我養兒子；我的三個兒子因為我，一個只讀到初中畢業，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小學都沒能讀完。我后來問小兒子：從小媽媽不能管你，你恨媽媽嗎？他說，不會。我心里才好受一點。”
王慶蓮說：“譯電科在臺灣還有幾個男的，內陸除了我活著，沒有人了。人生就是這么回事，轉眼之間，我也會很快離開。我已經85歲了，還能有幾年？現在有關愛老兵的朋友們關心我，我感到很幸福。”鄧娟
年輕時的王慶蓮。
▲“感謝共產黨”，是王慶蓮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