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務——孩子們心目中“壞人”的代名詞，而軍統特務，就是壞人里的壞人。 2013年10月的一天，86歲的浙江江山市老太王慶蓮接到一個消息，兩個多年不曾見過的老同志，要與她相見。“同志”這個詞，在她內心掀起一陣波瀾。幾十年來，她過得低調沉默，企圖將曾經那個特殊的身份埋進歷史塵埃。王慶蓮：“不敢多講話，心里還是有一條線。都有個底線，看見了也不談過去的事情，就談現在的事情。”然而三個人“鬼鬼祟祟”的相會、閃爍其詞的談話，絲毫沒有減輕此次重逢的意義——這張合影，是這個神秘群體留在世間的最后影像。王慶蓮站在最左邊，她的江山籍同事、89歲的戴以謙拄著拐杖站在中間，最右邊則是從寧波趕來的92歲的祝仁波。  三位如今看似普通尋常的耄耋老人，擁有共同的不尋常的身份——曾經的國民黨軍統局成員。作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情報機關之一，軍統最多時擁有近5萬名特工，專門以監視、綁架、逮捕和暗殺等手段活動，外界對其懷有的恐懼感不言而喻。而到了抗戰時期，軍統在對日情報的搜集、以及對“漢奸”的鏟除上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所以，數十年來，外界對軍統始終有著毀譽參半的爭論。而此時的王慶蓮，早已與世無爭。照片中，她銀發閃耀，雙手相握垂在身前，眼睛里微微含著笑意，昔日的燦爛和風采、動蕩與不堪，仿佛就是一場夢。 1943年6月，一輛載著20名少年男女的軍車，在戰火中從浙江江山奔赴重慶，他們是軍統考試招收的新一批譯電員和復印員，這其中就有15歲的王慶蓮。記者：考試之前知道軍統是干什么的嗎？王慶蓮：哪里知道。日本鬼子把我們家的房子都燒光了，生活來源沒有了，吃飯都成問題，能夠找到一個飯碗就好了嘛。不到一歲就喪父的王慶蓮，在江山縣的外婆家長大。后來因為抗戰爆發，讀了六年書的王慶蓮學業中斷，靠賣香煙貼補家用。軍統在江山招人時，母親替她報了名，現在的她回憶起來不禁嘆息：“也是運氣不好，一考就考上了?！?/p>  年輕時的王慶蓮對軍統一無所知的王慶蓮，卻被調入軍統局最機密的部門——譯電科。到了那里她才發現，譯電科的人幾乎都是戴笠從江山老家招來的。據說，江山擁有國內難懂的方言?！罢麄€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據王慶蓮說，因為可以看到情報，也有“混進”軍統局的共產黨想調來譯電科，但不是江山人、不懂江山話，根本沒戲。而譯電員們亦被嚴令，各自經手的電文內容絕不交流。記者：當時你們接觸的大部分是關于哪方面的情報？王慶蓮：那當然還是關于日本人活動的情況了，也有對付共產黨的事情。我們有一個第三處，專門針對共產黨方面的消息。盡管譯電科氛圍嚴肅，可這絲毫沒有壓抑王慶蓮的少女天性，她愛美愛打扮，常偷偷跑出去跳舞，是科室里最時髦、最活潑的姑娘。王慶蓮：“有空軍從美國回來，外面的那幾個女朋友就告訴我，今天到皇家空軍跳舞去。我去跳舞是不敢講的，講了上面要關禁閉的。”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質，王慶蓮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談戀愛，跳舞認識的幾個女朋友，也都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當時王慶蓮的直接上司是國民黨里唯一的女少將姜毅英。姜毅英曾在1941年破譯了日本軍部無線電密碼，提前偵知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深得戴笠賞識。在嚴厲的姜毅英手下，王慶蓮沒少吃苦頭。  姜毅英王慶蓮：“她說王慶蓮專門吊兒郎當，我總有一天給她關起來，我聽到了就怕了。不過最可怕的還是當叛徒。叛變了還敢活下去，戴老板就對你不客氣。” 在軍統內部，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大家都叫戴笠“戴老板”。每周一軍統有例行的儀式，事務繁忙的戴笠常常參加，給工作人員講解近期國際國內形勢。王慶蓮的同事祝仁波，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景。祝仁波：“戴笠要求喊口號，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治家之本，整潔為強身之本，正義為立業之本。好，散會。這個是軍統的內部特殊儀式。”祝仁波1920年出生于上海，父母早亡，12歲就做了童工。1937年，17歲的祝仁波經表姐夫——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電訊專家陳一白的引薦進入軍統。彼時陳一白的無線電通訊指揮，在對日空戰中屢立戰功。1944年，遠征軍在騰沖的電臺被日軍炸毀，祝仁波臨危受命，從重慶輾轉兩周前去安裝新電臺，為騰沖保衛戰的勝利提供了通信保障。祝仁波：“在那個時代里邊，一個好男兒就是要往上走，好鐵要當釘，好男要當兵。軍統不準結婚，一旦有了家庭以后就顧不得了。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談戀愛！”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軍統一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時也是電訊破譯技術最先進的情報機關，它的締造者戴笠，在重慶羅家灣軍統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擁有十萬之眾歸其調遣。在淪陷區，也有一支號稱15萬人的武裝直接聽命于他。  戴 笠戴笠的手下對叛徒和異己實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戰場上，則是發揮著“中情局”般的作用。他們和地下幫會道不清的聯系更加重了這個秘密人物的權勢。當時，日本人對這位軍統最高領導者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對毛澤東的懸賞之上。而同時，街頭巷尾也少不了戴笠的花邊新聞，傳言他風流成性，玩弄女明星。但是在軍統內部人員眼里，戴老板卻和外界的描述截然不同。 1944年，在浙江西部山區，一隊200人的日本兵正摸向軍統特務毛森的據點，原來，他們在那兒發現了戴笠的行蹤。雙方相距不足12里，當時戴笠的身邊只有100名侍衛，和一名新調來的隨從戴以謙。戴以謙：“毛森騎了一匹白馬去通知戴笠趕快走，戴笠就罵了，他桌子一拍，說你一個指揮員擅離職守。毛森說戴先生，為了你的安全，我要負責。戴笠說我的安全不要你負責?！贝饕灾t當時19歲，是戴笠的堂侄孫。抗戰后期，戴笠屢次化裝深入日偽區，布置情治系統，檢查工作。在敵占區遇險可謂家常便飯。戴以謙：“戴笠不走，他怕一走就亂起來。天黑下來了，他才開始走。我們大概跑了二三十里路，毛森就派人通知，說日本人撲了一個空。”戴以謙曾在同事那里聽過一樁大事。1942年8月，正是抗戰吃緊之際，兼任緝私署署長的戴笠得到情報，孔祥熙手下的一名運輸處長林世良，利用剛剛打通的滇緬公路搞走私，據說，他與孔二小姐關系非同尋常。戴笠與孔祥熙一向不合，當即布置了三道關卡，攔截林世良的車輛。當時他們在林世良的車上發現了香水、絲綢、煙酒等大量舶來品，戴笠將此事報告至蔣介石，蔣介石大怒，下令槍決。戴以謙：“宋美齡的電話就打來了，戴笠說報告夫人，已經執行掉了，就沒話講了。但實際上還沒有執行槍決，掛了電話就趕快拉出去弄死了?！?/p>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據統計，從1942年至抗戰勝利，軍統總計偵抄各類電報737027份，破譯密碼839種，犧牲人數達上萬人?？箲鹌陂g每年4月1日，軍統都會召開犧牲人員紀念大會，戴笠會親自主持，但1946年4月1日，卻成了戴笠本人的追悼大會。1946年3月17日上午，戴以謙像往常一樣接到了戴笠密電，被告知當日返回上海，參加杜月笙兒子的婚禮，得知上海天氣不好，戴笠命人給飛機加滿了油，還外帶了400加侖油料。然而上海大霧，飛機盤旋很久無法降落。戴笠在飛機上再次電告戴以謙等人，他準備去南京降落，但因為南京大雨也沒有找到機場。不久戴笠再次報告，找到一塊平地準備迫降，此后大家便徹底失去了戴笠的消息。次日一大早，戴笠的好友、中美合作所的梅樂斯將軍，派出一架水陸兩用飛機進行搜尋，上午8點多鐘，戴以謙得到情報，在南京附近發現了尾號為222的飛機殘骸，機組人員全部死亡——那正是戴笠乘坐的飛機。戴笠飛機失事的消息很快傳遍軍統，引起了極大震蕩。  戴笠飛機失事后的報紙報道戴以謙：大家都哭了。他一死，大家就像皮球泄了氣。王慶蓮：心情很沉重。蔣介石那一次來做報告的時候，簡直是說不出話來了。 戴笠去世后，軍統逐漸沒落。內戰爆發之后，王慶蓮和祝仁波都辭職返鄉，戴以謙被派往北平站當站長，隨著北平和平解放，他也逃回家鄉。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當時業已成家的三人放棄了組織提供的機會，選擇留在了大陸。1950年代，中共對留在大陸的軍統進行肅清，“活要找到人頭，死要找到墳頭”。  公審特務慣匪1950年，祝仁波的姐夫陳一白被逮捕，1952年死于提籃橋監獄。祝仁波、戴以謙、王慶蓮等人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祝仁波、戴以謙二人的妻子都因受不了政治壓力而提出了離婚。1958年，王慶蓮和黃埔軍校畢業的丈夫一同被押送到塘棲鎮勞動改造，改造期間，王慶蓮的一只耳朵被打聾。1980年，三人相繼平反。王慶蓮在塘棲鎮又住了多年才返回江山，當年批斗她的人都成了街坊鄰居。改造加管制共20年的戴以謙回到江山老家務農，一直獨自生活。如今，92歲的他在江山附近一所敬老院里住著。他指著床上的錄像機對我們說：“買了個錄像機，放《西游記》。” 鏡頭前，他佩戴著民間志愿者為其頒發的勛章。  戴以謙住在江山的一所敬老院祝仁波被判改造10年，因有機電技術，改造農場不愿放人，他繼續“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才走出高墻，此后他跟著獄友來到浙江寧海的小鎮上，95歲高齡的他至今還在幫人們修機電，但他樂此不疲。祝仁波：“有了工作，白天日子很好過。晚上受不了，睡不著覺，就像半夜放電影一樣，但這個電影是不好看的。我的同事全部死掉了，我的長官全部死掉了，沒有人了。”  祝仁波現在的家2013年初某媒體一篇《大陸最后一個軍統女特務》的報道引發全國轉載，采訪的正是王慶蓮。此后，她的故事漸漸被市民街坊們所知。一天在菜市場，一個偶遇的陌生年輕人對她說“王慶蓮奶奶，保重身體”。王慶蓮：“網上有我的事情以后，95%的人都同情的，現在江山人民政府不會把你怎么樣的，你不要怕，我看了這一條心里好舒服好舒服，還是有人跟我講一句公道話，我可以挺起胸來堂堂正正地做人了?！?013年11月，王慶蓮前往一場名為“國家記憶”的二戰圖片展，看展覽的人并不多，王慶蓮在一張年輕女兵的照片前停下腳步，對我們說：“我在軍統也是這樣打扮，也有這樣威風，我那個時候笑得也有這樣燦爛?！?/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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