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與李叔同

燕子飛翔59 201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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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與李叔同
　　
　　黃昏夕陽的光輝，穿過朝南的帶玻璃窗的陽臺，斜鋪在小小的書桌上。這小小的書桌樸素地安放在那里，等待著他的主人回來，等待著在它上面寫出新的文字，畫出新的畫作。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流逝，夕陽的光色更加的暗淡下來。小樓上的家人，在等待著豐子愷回家。終于，推門聲響，昏暗的光線中，走進了那個已經蒼老的身影。他的步伐和以往比較，似乎更加蹣跚、緩慢，神情更加疲憊。但是，他沒有更多的話，只是問問他鐘愛的紹興酒是否已經溫好，準備和家人吃飯。可是，他后背上那漿糊風干后扭曲的痕跡，卻是怎么也隱藏不住的。在家人的一再追問之下，豐子愷只好承認：他被在后背上貼了大字報，并且被要求長時間的跪在地上。由于跪的時間太長，一時站不起來，于是被皮鞭驅趕，在地上爬行。這位七十二歲的白發老人，在講述這屈辱的經歷的時候，并沒有氣憤和咒罵。其實，如果不是后背的漿糊痕跡無法消除，他本不想提及這些事情。他簡單講述了白天的經歷，便淡然一笑，說“快拿酒來，不要提這些事了。”
　　當夜色深沉之后，一彎靜謐的月亮掛在天空，將清冷的月光照進陽臺的窗玻璃中，鋪在這張樸素的書桌上。豐子愷抬頭望著月光，靜默不語。夜色隱藏了白天周遭所有的荒謬、喧鬧和可怕的一切，仿佛那只是一場噩夢。而眼前的安靜與平和，才是真實的。年逾古稀的老人，心中充溢著太多的屈辱、不解和茫然。但是。在月色中，在紹酒的微醺之中，他可以暫時忘卻這一切，沉浸于這夜色與月光。
　　在明月的背景中，豐子愷又依稀看到那個穿著黑布長衫的瘦削身影，那身影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終于走到豐子愷面前，一如既往地露出祥和的微笑，注視著豐子愷。豐子愷多想、再叫一聲“老師”，向他講講自己心中的難過。但是終于還是沒有開口。那祥和的微笑，已經告訴了豐子愷：守著心中的寧靜，一切的身體和精神的痛苦和屈辱，終究是可以忍受過去的。未來不會永遠如此荒謬，走過迷狂的暗夜，一定會迎來鮮亮的曙光。
　　于是，身上被鞭打遺留的隱痛消失了，雙腿由于長時間下跪帶來的酸疼也暫且隱去，七十歲的老人，仿佛瞬間回到了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回到了那嚴肅而充實的課堂，在那些課堂上，豐子愷被引領向藝術的神奇美妙境界飛奔。而那引領他的人，就是這穿著黑布長衫，嚴肅深沉，同時又充滿藝術魅力的先生。那時，先生的名字叫做李叔同。
　　1914年，16歲的豐子愷走進這座叫做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校園。他并沒有想今后真的要做教師，也不是為滿足媽媽的希望，上一座既能離家不遠畢業后又能在家鄉謀職的學校。他是喜歡這校園規模的龐大和圖書館藏書的豐富。當然，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對父親的懷念，因為父親當年考取舉人的貢院，就曾經在這座校園坐落的位置上。然而，懷著滿腔熱情地青年豐子愷的校園生活并不怎么愉快，因為從小在家中自由慣了的他，很不適應學校中準時作息、共同行動的生活。他覺得這樣的生活就像是坐牢，自由的心靈不能得到飛翔的天空。
　　但是在這里，從小喜歡繪畫的豐子愷，遇到了李叔同先生——這個影響了他人生軌跡的老師。那時候的豐子愷，當然知道李叔同的名聲，知道他的才華橫溢，知道他將西洋美術、音樂和話劇帶進了當時還非常封閉的中國。也從小唱過李叔同先生寫的《祖國歌》、《送別歌》。但是，那似乎是另一個很遙遠的李叔同。16歲的豐子愷看到的李叔同，已經人到中年，是這所師范學校中的音樂教師和美術教師。像現在一樣音樂課和美術課在當時一般的學校當中往往是不被重視的。但是，在當時的這浙一師，情形卻完全不一樣。你看吧，在業余的時間里，校園中到處可以看到寫生畫畫的身影，琴房中也都滿是練琴的聲音。這一切，都是因為有李叔同。他的才華，就像是一種悠悠的，清晰地花香，彌漫在這個校園之中，每個學生都陶醉其中，獲得了一種藝術的享受。
　　而給年輕的豐子愷最深印象的，是李叔同先生的認真。這種認真，滲透在他的課堂始終。上課前，有的學生并不知道李叔同先生的習慣，而且對美術課，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覺得比較好對付的心態。于是，上課鈴聲打過之后，一些學生才嬉笑打鬧著走進教室，有的還在吃東西。但是，當他們走到教室門口的一瞬間，突然發現穿著黑布長衫的李叔同先生安靜而嚴肅的站在講臺上，等著大家坐定上課。他身后的黑板，是那種兩塊可以上下推拉使用的。兩塊黑板上，都已經寫上了滿滿的本科時要教授的內容。而他面前的講桌上，放著一塊閃亮著光澤的手表，作為提醒上下課時間之用。那些晚到的學生，哪里見過這樣的老師？他們的印象中，老師往往是要在學生上課之后才會踱進教室的。李叔同先生的嚴肅認真的樣子，不說一句話，就透出一種威嚴。這種威嚴就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將那些學生的笑鬧聲音和準備邁進教室的腳步，都一下子擋在了教室門外。于是，學生們趕緊收斂聲音，悄悄的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感到臉上熱烘烘的，很難為情。下課之后，李叔同先生依舊那樣沉穩，目送所有的學生走出教室。
　　多年后，那只曾經放在講桌上的閃亮的手表，經過幾番波折，終于被豐子愷探聽到下落贖回。當他將這只表捧在手掌上的時候，當年在浙一師上李叔同先生課的情景，還是清晰地浮現在他的眼前。
　　在浙江一師的學業進行到第四年的時候，做事情喜歡唯我所好的豐子愷，除了美術、語文和音樂，幾乎不怎們學習其他方面的功課，以至于考試的成績一落千丈，幸虧有前兩年的優異的成績，均分下來，他的成績還可以在班級二十幾名左右。豐子愷考試分數的下滑，并不因為他在懈怠。不，他非常用功，抓緊每一點時間。只是，他更加喜歡學習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對他來說，畫畫比教育學和心理學要更加有吸引力。在一師的生活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其實就已經為自己確定了人生的大目標，就是成為一個終生要從事繪畫的人。而這個選擇的做出，與李叔同先生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李叔同先生曾經與豐子愷談過，認為豐子愷是他所遇見的左右天分學習美術的人。這簡單的鼓勵，將豐子愷從小深藏在心中的對美的向往迅速激發出來，使他執著的走上了藝術的道路。
　　后來，帶著對藝術的向往，豐子愷來到了他的恩師李叔同先生曾經留學的日本。1921年早春，開始了他短暫的游學經歷。那時候的他，已經成家，而且有了一個孩子。當他去往日本的時候，妻子已經懷有第二個孩子的消息已經確定。家庭狀況也并不很寬裕。所以，他只能在日本停留十個月的時間。在這十個月的時間里，年輕的豐子愷讓自己的感官和頭腦運行到的最大的負荷，將休息的時間壓縮到最小的范圍內。
　　到了日本的前五個月，豐子愷上午去洋畫研究會學習西洋繪畫，下午到到東亞預備學校進修日文。后來，他不滿足于日語課的教學內容，覺得進度太慢了。而他沒有時間在日本停留太多的時間，何況，他來到日本是學習藝術的，不是語言。于是，后五個月，下午他改學音樂，晚上去聽日本人怎樣講授英語，既提高英語的水平，更提高了日語的會話水平。
　　在上這些課的同時，只要有時間，甚至逃課，豐子愷都要將自己的腳步盡量延伸到日本的許多角落。在東京的各大博物館、展覽會上，在各種西洋音樂會上，都能夠看到豐子愷的影子。同時，他也沒有忘記游覽日本的名勝風景，這不僅是一種身心的放松，更是從日本特有的風景中，去發現美，去感受自然世界對藝術的熏陶。
　　他像是要從海綿中榨干水份一樣，超負荷的學習。他為學習，付出了超常的毅力。比如，為了讓外語水平在短時間內有一個迅速的長進，他采取了一種非常簡單但是又特別考驗人的方法。這種方法是這樣的：他選擇一個繁體的“讀”字，這個字共有22筆，作為學習一本會話書學習次數的記錄。這本課本的每一課，學過一遍，他就寫上這個“讀”字的一筆。也就是說，這本書的每一課，他都實實在在的學習了22遍。這樣的學習，能不爛熟于心嗎？又如，他學習小提琴，常常要拉到手指尖皮開肉綻為止。有一個晚上，他為了練熟《可愛的家》的變奏，他連續拉琴50遍，結果遭到了旅店主的不滿。
　　當然，在這十個月中，豐子愷下力量最大的，還是繪畫。尤其是木炭畫寫生的學習，貫穿了他在日本整整十個月的時間。對于寫生的重視，同樣來自于他的恩師李叔同。當他小的時候，他一直以為畫畫都是按照已經畫好的作品臨摹，一點點練出來的。后來，在李叔同的課上，李先生教大家畫石膏像，畫風景寫生，讓大家將真實的物體轉變成為畫面。這為豐子愷打開了對待繪畫的視野，從此，他知道，原來藝術是要來源于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世界的。這種觀念在他的內心深處扎下了根，成為他一生藝術基本原則。后來，無論到哪里，他都會帶著自制的寫生本，像是拍攝照片一樣，隨時隨地用畫筆記錄生活、社會的點點滴滴。
　　為了畫好寫生，豐子愷常常達到癡迷的程度，因此而鬧出笑話。有一次，豐子愷坐在輪渡上過江，船上面對面坐著兩排人。豐子愷注視著對面的一個老者出了神。按照他學習繪畫的理論，這個老者的面部比例似乎與理論有點不相符。于是，豐子愷不自由自主按照繪畫時測量人面部比例的方法，拿出了一支鉛筆對著老者測量起來。結果老者誤會了，以為豐子愷要把這支筆給他，笑瞇瞇的說：“這不是我的筆。”弄得豐子愷有些不好意思。還有一次，豐子愷對一個賣花生米的小販產生了興趣，考慮著怎樣將他畫成一幅畫，于是注視著他。小販以為他要買花生米，就問他：“先生，要幾包呀？”豐子愷這才反應過來，只好買了包花生米。
　　正是擁有這種癡迷，這樣不斷的從生活中用畫筆記錄豐富多彩的一切，才使得豐子愷能夠畫出那么多的作品。是李叔同先生將他帶上了這條豐富多彩的道路。而恩師給于豐子愷更大的啟迪，是后來的出家。這位在音樂、美術、文學、編輯、教育等各個方面建樹非凡的大才，在1918年，毅然出家做了和尚，成為后來享譽佛教界內外的弘一法師。對此，豐子愷感受到，人生的追求的境界是很不相同的。他將人的追求劃分成三個層次：物質追求、精神追求和靈魂追求。很多人，終其一生，只是停留在對物質刺激的追求，最終無所適從。有的人，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比如學習音樂、美術等。但是，有些人，腳力非常大，不滿足于站在人生的某個臺階，而是要登上最高的頂峰，也就是獲得靈魂的境界。弘一法師的選擇，就是這樣一種靈魂的境界的體現。這種人生境界的不斷邁進，比之將他領上藝術的道路，更加深入心魂。
　　為了回報了恩師李叔同——弘一法師對他的培育和引領，豐子愷用自己的畫筆、四十六年的時間和一段坎坷艱危的道路，實現了一個宏大的發愿，這就是直到現在還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六集《護生畫集》。
　　1927年秋天，弘一法師云游到上海，住在豐子愷家中兩月。在法師的感染下，豐子愷拜師弘一法師，成為一名居士。也就在這時，師生二人萌發了一個想法：豐子愷作畫，弘一法師配詩，創作一本詩畫集，宣揚佛教的愛護終生、守護善心的思想。豐子愷一共畫了50幅，因為后年，即1929年，是弘一大師50歲了，這本畫集也是豐子愷送給恩師的生日禮物。
　　《護生畫集》初集出版十年后，在抗日戰爭的硝煙和動蕩中，豐子愷又畫了60幅，集成《護生畫》續集，作為敬祝弘一大師六十歲的壽禮，依然是請弘一大師配詩。看到續集繪出，弘一法師非常欣慰，在寫給豐子愷的信中說：“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于此圓滿。”豐子愷何嘗不想實現這樣的宏愿？但是此時正值戰亂，他攜家眷顛沛流離，生死難卜，能不能實現這美好的愿望，實在是沒有把握。于是，豐子愷回信說：“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這重重的允諾，豐子愷在此后的二十幾年時間里，一直在堅守。直至晚年，成為他面對沉重生活的重要支柱。繪作《護生畫集》第三冊時，弘一法師已經逝世七年，連法師生前囑托幫助豐子愷完成《護生畫集》的兩位居士，也已經相繼離去，豐子愷要獨自守著恩師的重托，完成后邊的幾冊《護生畫集》。
　　第四冊，一九六○年完成，在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有弘一法師生前好友廣洽法師海外募款，在新加坡出版。
　　第五冊，一九六五年完成，在弘一法師八十冥壽之前四年出版。這提前創作出版的舉動，似乎是弘一法師冥冥中的安排，因為轉年，便爆發了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樣一場浩劫之中，恐怕恩師的囑托將成泡影。
　　文革中，豐子愷成為“上海市級十大批斗對象”，大街上可以看到批判他的大字報，本文開篇的場景，也常常在豐子愷的身上上演。但是，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隱忍地面對這一切，只有在晚上回到家后，用陪伴一生的燒酒，來稍許撫慰他飽經風雨的心靈。后來他病了，不能再接受批斗和勞動，這在他看來倒是成了晚年的福氣——他終于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完成那個諾言——繪作最后一本《護生畫集》！此時的社會環境，當然是不允許他做這些的，連《護生畫集》本身都是被批判的重點對象。于是，豐子愷只能在清晨早早的起床，在整個城市還沉睡在安靜的夢中的時候，開始他鄭重的創作。多少個這樣的清晨，在豐子愷專心作畫的時候，夜幕漸漸推進，晨曦染亮了豐子愷銀白的頭發，溫暖的陽光也鋪在畫紙上，為畫面增添了新的色彩，預示著新的希望。
　　在這樣的時候，豐子愷仿佛感受恩師清瘦的身影就在自己的身邊，面露微笑看著他輕動畫筆的手。這身影就像是天上的一鉤新月，伴隨著豐子愷，走過漫漫長夜。有了月色的夜空，那么澄凈，那么晴朗，如此安靜，又如此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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